袁绪程: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2 次 更新时间:2012-09-14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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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中国能否持续崛起并跃入世界主要大国之列却是有争议的。摆在中国面前似乎有两条路:一是继续推进以经济和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以保持经济高速持久的增长,最终迈入发达大国之列。二是社会转型夭折而陷入“拉美沼泽”或“印尼泥坑”而不能自拔和边缘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经济的的高速成长和包含经济转轨、政治转型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亦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也可视为中国三千年变局、百年变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继续。这是需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的。本文正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探讨中国如何走出三千年历史轮回,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胜出的途径和方法。本文对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进行了粗线条的思考。本文共有四个部分:

一是引言。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简略回顾中国160年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中共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责任。

二是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的几点说明。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就如何认清中国国家利益、如何确定国家目标、如何进行国家情势判断、如何进行战略构想等战略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框架式的阐明。

三是中国战略目标的选择:大国目标。中国总体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简称大国目标),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相应的公共产品供应体系。

本文以30年为目标终期,即2037年为界,在30年内完成向世界性大国过渡。可以设想的是,30年后的世界格局将发生转变: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共同体”和欧盟(包括苏联)加上以中国为主要力量的东亚乃至亚洲“共同体”主导世界秩序,以取代单极(美国)PK多极(分散的多国)的格局。中国将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

按照上述世界大国目标的总体要求,需要制订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目标、经济成长目标、社会成长目标等等。

就现状而言,中国离大国目标相距甚远,其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阶段性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的三维交叉推进,首先是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并伴随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其后是社会组织的发育生长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过程,最后是政治组织及政治规则的现代化的过程。

四是主要的战略构想。大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总体策划和构想,完整的战略构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总体思考,需要设计通向目标的路线图等等,本文不可能进行全面描述,只就其中重要的环节进行逻辑思考。

从逻辑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扫除国际障碍尤其是美国的阻挠,需要和平有序的世界环境。这就应当调整中国的外交路线,走大国“结盟”的路子,与美、欧、日尤其是美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以创造有利于多赢的发展格局,从而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改变问题丛生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和国际条件约束下发生的,其中成为发展动力的因素——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两极分化、城乡隔离发展、过度依赖外部消费等等,日益转为阻碍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加快经济梯度开发的步伐,改变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单向发展的格局,二是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和均衡发展,三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深化,四是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和国际化。改善国际关系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政治转型的支撑,政治转型实质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则的现代化,其思考的前提是确保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转型。基于中共事实上已是国家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转型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党政结合”型。强化党的政治职能及机构建设、提高党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强化中央政府(国务院)的行政职能,提高执行能力;继续保持人大的“礼仪作用”等等。二是党政分开型。与“党政合一”型的主要区别是人大的作用问题。其改革方向是使党保持“领导者地位”而脱离于直接的“操盘者地位”。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自民党的经验,使党成为现代的执政党。其改革的步骤是:党的机构职能化和科学化,然后是民主化。在“三化”尤其是前“两化”过程中,逐渐推行党政、党企、党事、党与人大和司法的分开。最后是党国分开。

政治转型的核心是中共的转型,中共转型的成功是政治转型成功的关键。政治转型的成功是确保大国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

一、引言

在千禧年之初,思考有3000年文字史的中国之未来是一件有趣而又沉重的事①。

167年前,英国炮舰夹带着鸦片打破了古老中国3000年不断轮回的生存轨迹,从此中国人开始了血与火交溶的“现代化”历程。

96年前,“第一”共和国在炮火中诞生,其后的是军阀割据、北阀战争、红色革命、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绵绵战火书写了长达37年的历史。

58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第二”共和国成立,现代化才真正在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度中加速。然而,带有革命理想色彩的共和国试图走自己的路而偏离了世界发展的主流,它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不得不重新寻找道路②。

29年前,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溶入世界。在经济的全球化中,中国经济史无前例地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29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③。

然而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它那单兵突进的改革以及透支未来的增长方式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外部依附性过大、内需不足、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生态恶化、思想混乱、道德沦丧、信用缺失、制度异化及制度性腐败滋生等等。这些问题被繁荣所掩盖,经不起经济周期和来自外部危机的冲击。“革命”和改革在赛跑。危机与发展相伴而行。

中国向何处去?是像印尼一样经过几十年腐败的繁荣后陷入危机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或被边缘化或走不出自己的“周期率”,还是像南韩一样迈入发达国家之列,或者再创中国千年辉煌?④

借用狄更斯《双城记》的一句话,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许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伟大复兴的机遇与沦落动荡的可能同时并存。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也许是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抓住机遇,中国人民就能走出历史的轮回创造新的历史,实现中国的千年复兴,开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伟大的复兴呼唤伟大的战略。需要整体性地、前瞻性地、主动性地、务实性地谋划国家的未来,基于此,本文拟对21世纪初中国国家战略进行一些粗线条的思考,以供关心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参考。

二、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的几点说明

国家战略指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动用所有资源和权力的谋略,它包括路线、方针、政策及计划与行动。其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限于能力,本文的研究只局限于某一方面,而非全貌。

从研究的方法看,本文基于如下假设:

一是“国家至上”的理性意识即国家战略人理性选择——国家利益最大化选择的假设。

二是国家利益和执政者利益一致的假设。假定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执政党利益一致或趋于一致,推而广之,也与战略决策者利益一致⑤。

三是未来不可测但可以选择的假设。世界是几率的。我们的今天是过去N种可能性选择之一。同理,未来是现在N种选择的一种。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种。

此外,战略研究是多学科的协同思考,同时又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四种特征:整体性、前瞻性、进取性、务实性。体现为四种境界:历史境界、科学境界、艺术境界、哲学境界(台湾钮先钟)⑥。

从研究的对象看,本文仅限于:

战略思想层面的思考。国家战略包括三个环节或三个方面或三个层面:依次为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思想决定计划,计划决定行动。本文仅对包括目标、原则、准则和路线在内的战略思想进行反省和探讨,不对各种资源、权力(力量)进行评估和研究。但从战略思想的层面涉及国家战略的制订。

国家战略制订的程序可概括为:(1)认清国家利益,(2)确定国家目标,(3)进行国家情势判断,(4)策定国家战略构想,(5)厘定国家政策,(6)制订国家战略计划。本文研究局限于前四项的范围。下面依次就前四项进行说明。

(一)如何认清国家利益

1、国家利益概念

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制订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指的是国家欲望、意图、价值及需求,可以用需求的满足来表达。从内容上可分为三项:1、自保,2、安全,3、福利(台湾钮先钟)。从重要性可分为生死攸关利益、重要利益、次重要利益、一般重要利益;从时间上可分为永久性利益、长期利益、短期利益、暂时利益等等。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自然人的集合或法人,则可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表达国家利益的层级(台湾邓定秩)。马斯洛将人类各种需求依优先顺序排列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或荣誉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同理,国家需求及需求的满足——利益则依次为: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归属利益(国民福利及国家认同)→获得尊重的利益(获得国际权力地位,参与国际合作)→自我实现利益(参与或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影响或支配国际秩序)。因此,国家利益目标的实现应循序渐进。首先是满足低层次或基本层次的利益如国家主权和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自由等等,其次才是国家福利、民族认同,国际承认(荣誉)以及参与乃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国际秩序的维护等等较高层次的利益。

2、中国国家利益评述

(1)中国传统社会本身是一个世界。中国(皇帝)以“天子”君临天下,国家利益较为模糊,臣民对国家的认同表现为文化的认同,而不完全是国家“主权”的认同。因为主权在君而非在民,国家利益常常等同于皇家利益。

(2)帝制被推翻改民国后长期战乱,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利益得不到完整体现和维护。

3、中共建国后,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利益得到充分完整表现。但毛泽东不顾国力过早地追求“最高层次利益”的“自我实现”,如争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头羊”,颠倒了国家利益实现层次的递进关系,而不利于国家基本利益的实现。

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立足于最低层次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时不断争取较高层的国家利益,较好地实现了国家利益。但仍然没有解决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同一性问题。国家的公民利益和权利还有待于改善。

5、依据中国现有的国力和成长的潜力,中国低层次的基本国家利益应当进一步加强,高层次的利益——如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的利益还应当进一步的提升。

6、虽然各国对其具体利益重要性排序不同,但利益结构及顺序大致相差不大。中国国家利益就其重要性而言,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包括维护国家统一,仍然是最重要(生死攸关利益)利益。随着体制转型,公民的人身财产及其基本人权的保障也是最重要的利益。其次是社会安全和福利的保障以及公民自由的保障、国民以及海外华人对国家的认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国际参与等等。简言之,寻求在安全前提下的发展仍是基础利益。

(二)如何确定国家目标

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是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向与目的。国家利益的具体化就是国家目标。国家目标就是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或经济链或政治链中所处的位置或方位,例如,是高端还是低端、是上游还是下游、是边缘还是核心等等。国家目标的具体化就是指标体系或标的,即用一系列量化的数据和图表所标明的具体位置。

1、国家目标的区分(划分)

按性质分类,可分为基本目标、特定目标、阶段目标等三类,按内容分类,可分为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国家尊严(地位)、国家影响力四种。这是大致分类,还可细分,如就国家影响力,可分为边缘化、次边缘化、核心国家;也可分为一般性国家、区域性大国、世界性大国、超级大国等等。国家的大小、强弱、边缘和核心化程度、规则的制定和秩序的维护的参与或主导程度、现代化及其城市化程度、安全程度、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等等都可以作为目标进行细分。也可按时间(时程)来划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2、目标的选择

(1)目标选择的原则

国家目标的确定必须符合可明确性、可整体性、可持续性、可权衡性原则。

可明确性表达国家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坚定不移和信心。如四个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等目标;可整体性,则全局统领局部,不可以偏概全,偏于一隅,如现阶段的“政治目标”是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不可偏颇的政治秩序;可持续性也就是成长性和稳定性以及累积性,如经济增长、民主、法治等等目标应当是一个可持续可累积的过程而形成的目标;可权衡性表达的是在资源有限(权力有限)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目标相对于其它目标具有优先性等等。

(2)目标的价值选择和工具选择

目标选择应符合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当(工具)目标与(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应选择价值目标而舍弃工具目标。比如经济目标损害环保目标使福利为负值时,我们应选择环保目标、因相对于人们福利目标而言,经济目标是次级目标并表现为手段。

工具理性服从于价值理性使目标具有连续性和累积性。不择手段的追求目标的饮鸠止渴则可能欲速不达,甚至堵死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道路。如果用反法治的方法维持稳定,不仅不能持久而且会留下进一步不稳定的祸根;如果用非法非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最终会葬送经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一致,才能使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才能确保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趋向一致。应当看到,民主法治建设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反民主反法治的“治理”只能是权宜之计;同样,文化建设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作手段,它产生激励机制,增加社会信用资本,当作目标,它体现为人们追求的精神价值,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都如此,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即表现出目标的价值理性又含有工具理性。如今的中国显然缺少一个相得益彰、配合有序的战略目标体系的设计,甚至缺少政治目标的设计⑦。

(三)如何进行国家情势判断

国家情势判断包括“国家稳定研究”,“世局研究”,“敌情判断”,“国力分析”(邓定秩)。

1、“国家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剧烈的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另一方面,尚未改变的传统政治条件的“政治竞争”往往采取政治上对抗的形式,而缺乏“忠诚的反对派”,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和对抗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而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会带来社会动乱、国家分 裂和对外战争。形成对未来走向的“精英共识”,培育中产(中间)阶层、防止两极分化、敞开各阶层之间以及民众与当局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渠道,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非常重要。

2、“世局研究”

主要研究世界格局的历史、现状、变化趋势,以及各国相互之间的影响。当今世界最大特点:一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单边“称霸”或主导世界秩序难以持续,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或种族冲突、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使世界秩序失范而缺乏安全保障。美国试图以“民主联盟”改变世界的亚无政府状态(联合国起一定的作用,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缔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战略”)⑧;二是全球化——通过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人员的世界性流动而反映出来的增长中的连接性正在改变原有的“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以及传统的国家分类,东方贫穷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南半球穷国和北半球富国的边界或划分日益模糊,所谓三个世界的分类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地缘)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三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印度等国的潜在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原有发展格局。中国参与世界竞争或博弈的方式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将对未来世局变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3、“敌情判断”

可以将“敌”分为两类,一是敌对状态;二是竞争对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今天,相互为敌只能是两败俱伤,又竞争又合作,寻求双赢和多赢的局面符合各大国的利益。中国改变与美国的“敌对状态”尤为重要。中国最棘手的问题或称为“敌情”的是国内“分裂势力”与外国勾结,它包括“台独”、“藏独”、“疆独”等等。能否制止分裂势力,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和相应的政策以及得当的外交手段。

4、国力分析

中国最大的潜在实力是拥有无与伦比的单一(语言、人种)的巨大人口和第三大疆土,中国拥有巨大的并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主要潜在力量⑨。

(四)如何进行国家战略构想

国家战略构想(national strategic concept),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所制订的阶段性战略措施、谋略(大政方针)。它是国家战略思想与战略行为的连接点,用以指导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计划的制订。可以说,它既是总体方针,又是路线图。它涉及到外交、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心理)、军事等方面的整合。它是未来目标的重新构造和指引。限于能力,本文所作的战略构想仍然属于理论层面,而非操作层面。

三、中国战略目标的选择:大国目标

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确定是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只有确定战略目标,才可能确定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并按此倒排“工期”,制订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本文简称为大国目标⑩。

(一)从低层次的“生存”目标演化为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大国目标

就现况而言,中国离大国目标相距甚远,因此,与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不同,中国战略目标不仅体现为安全目标,更重要的是为实现现代化而制订的发展目标。发展目标不仅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数量目标,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的转型(转轨)目标。因此,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安全、发展、制度转型的“三结合”。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转型是在全球化中实现的,它又含有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大国目标”。又由于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战略目标的阶段性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的三维交叉演进。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看,它的实现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城市化的演进过程。从社会转型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制度的变革,紧接着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三大生存底线)的建立及由此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变革如NGO组织的开放,再后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及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并成为少数几个制定世界规则的大国之一。

(二)长远目标:成为世界性的主要大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没有歧义的,是什么层级的大国即积强还是积弱的大国则是有争议的。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国?

回溯历史,中国在300年前的世界是公认的世界级大国,不论人口、面积、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等等都首屈一指。如今,中国经过长达100多年的沉沦而又重新崛起。中国应以什么样的大国模式作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呢?

就现有的国家整体实力而言,中国无疑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但就人均GDP而言,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就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否决权”而言,它无疑是世界性大国;就中国现有的影响力而言,它与中国的人口、面积及其潜在的力量并不相称,而不能称为地区性的又大又“强”之国。因此,地区性的大(强)国只能作为其阶段性目标而非最终目标,根据中国人口、幅员、文化底蕴、经济发展的潜力,如果不出意外,成为世界性的大(强)国应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往前推20年甚至30年,以2037年为限,中国成为世界性一流大国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能否突破制度和意识形态瓶颈以及理顺国际关系。

(三)大国目标与未来世局演变的假设

1、未来世界格局:大国寡头“联盟”替代单极-多极“状态”

现今联合国的功能和作用有限,其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难以承担“世界政府”的责任。联合国的改造又很难推行,半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需要“警察”维持秩序⑾。冷战后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担当了世界警察的职责。但是,无论从财力、人力还是从国家本位利益冲突来说,美国单挑世界警察都是难以持久的。单是一个伊拉克“战争”就使美国陷入泥坑而难以自拔,其每年2000亿的巨额财政支出使美国经济难以承受。可见,单极对多极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迟早会结束。在真正的“世界政府”没有建立之前,一个稳定的格局应是区域大国寡头的“联盟”结构。最理想的结构是东亚+北美+欧洲的三角“联盟”。如果本世纪中叶,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由三块组成: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二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三是包括南亚、东南亚、东亚的亚洲联盟,那么,这三块“综合实力”将占据世界的70%以上,并且是一个互补的结构,这三大块的合作竞争和联合博弈将决定世界的秩序和稳定⑿。目前欧盟和北美已经成型,关键看亚洲。如果亚洲走向一体化的“联盟”,谁来主导和推动亚洲的“联盟”?中国能够成为“亚盟”的主导或推动力量吗?这是确立中国大国目标的关键所在。

2、“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国国家目标

日本虽然经济和技术领先,但由于国家疆土及人口不算大和历史的原因,日本难以“众望所归”。印度能行吗?印度虽有民主制度,发展速度也在加快,但印度严重的族群问题和语言障碍本身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而无法担此重任。东盟国家小而分散更无此可能,唯有中国是最合适的国家⒀。从发展的远景看,中国能够主导亚洲或“挑起”亚洲秩序的领导责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商机。中国是继亚洲四小龙和老东盟国家之后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的,现正处于现代化的中期阶段,在理论上还有长达30年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巨大的商机吸引周边国家和远距离国家。中国给世界各国提供巨大的经贸机会,极大地缓解了日本甚至欧美国家的经济矛盾和问题。

(2)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中国现拥有13亿多人口,10年后将达到14亿以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一种文化语言的单一市场。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又是世界最强的,可与犹太人妣美。如果美国人发财欲望为1,中国则可能为1.2,而印度人则可能是0.5,欧洲人则为0.7。欲望是需求的系数,市场潜在需求=人口×欲望,可见,中国市场潜力无与伦比。今日中国之现代化只在1/10的人口中发生,如果推向全国,产生的巨大需求将是无法估量的,单凭这一点,中国将拥有最大的市场、最大的人力资源、并将成为最大的资本拥有国。因为随着科技和教育的进步,社会总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的权重越来越大。

(3)东亚文明之源。中国曾经是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领导者,其文化是周边国家文明的源头,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认同的。

(4)国土资源丰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面积国,又有长达上万公里的海岸线以及百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大陆架。拥有的疆土超过东亚国家的总和。

(5)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华人经济圈。海外数千万华人拥有的财富总和超过东盟中任何一个国家GDP总和。

由于具备上述条件,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逻辑顺序是:对外开放即最大限度的进行资源配置——大国市场的崛起——资本市场的扩展和深化——人民币成为主流货币——确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地位。与此相配套的是法治体系和政治现代化规则的逐步确立。

(四)大国目标:制订的要点和原则

中国之“大国目标”应是全方位的。在外交、军事、文化、心理、政治等方面都应俱备大国实力和大国风范。大国决非仅仅是物资的,更重要是精神的。就中国之现状看,即使持乐观的态度,实现全方位的大国目标至少要花费30年。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人讲30而立,中国已经立起了吗?再过30年就是一个“甲子”,走出60年甲子轮迴,成为世界性大国,就看这后30年了。30年的目标,尤其是前10年的目标如何确定?这是应当好好谋划的。其中的原则和要点是可以先期讨论的。

1、国际地位目标。

中国应转换原有的“革命”角色,认同世界主流文明,重塑大国心态和大国风范,融入“大国俱乐部”,在“大国俱乐部”中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具体的说,中国应当成为“G八”成员;应当与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保持平等的协商关系;应当与美国、俄国、日本、北大西洋组织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总之,中国应当融入主流世界,并且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确立大国地位(这也是确保中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因为,对中国产生军事威胁的决非周边小国,而是大国)。

2、经济成长目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1)经济指标:如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份额、技术进步率、城市化率等等。30年之内,实现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一的目标似乎不成问题,但人均GDP能否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按人口的比例,占世界20%的人口,相应拥有世界GDP的20%?

(2)福利指标。在30年内,实现公认的社会主义目标即消灭“三大差别”、推行“两大免费”。具体地说,就是全面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复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全民社保体系,按照现有的“欧洲标准”,全面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

(3)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或新的“增长极”。中国在东亚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为“经济主战场”并扮演引领的角色。一是人民币成为区域乃至国际主要货币;二是中国市场交易如证券市场、商品交易市场等等将成为国际重要的交易中心;三是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各国产业云集之地,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中心。四是中国本土产业多元化和国际化,从而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3、社会成长目标。

(1)市场经济的成熟和高级化。一是市场体系趋于健全和完善,自由定价或自由交易的价格决定资源配置。二是人力资本的确立,即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信用、荣誉,技术等)可测量可评估可交易;三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各种产权的界定、交易和保护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四是教科文卫等领域向全社会开放,按照准入制度,允许符合条件者进入,原有的“事业单位”转向市场组织或NGO组织或公营组织;五是企业组织的成熟,涌现大批世界级企业。

(2)公共权力组织的成熟程度。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打破了“公私合一”“党、政、经、社合一”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状态。随着简政放权的改革的深化,随着市场经济及私人空间的扩大和公共空间的缩小,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然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一是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的机构与人大、政府、司法机构分离或分开,党逐渐还权于政,但始终保有制宪意义上的权力、如宪法及重要法律(包括修订)的最终批准权和解释权;行政、立法、司法(法院)高管人员的提名权,议会(人大)的解散权等。二是行政、人大、司法相互独立和制衡。三是政府依法行政,实行公共预算制和问责制。四是人大代表专业化和职业化,并由选举产生,真正发挥立法、监督的职能。五是司法相对独立,不再从属于行政;六是行政体制科学化和民主化,实行类似法国的中央政府“集权制”加地方(县市)以下自治,各省份改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3)建立各种社会公共组织(NGO)和行业(中介)组织。各类NGO组织(政党除外)和行业(中介)组织是否建立和完善标志社会的成熟程度和稳定程度。应当立法后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

四、主要的战略构想

如果确定上述大国战略目标,就需要对如何实现目标进行总体策划和构想。一个完整的大国战略构想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整体思考,涉及到上述各领域之间的结构的重新调整以及各种力量(权力)重新配置的谋划,涉及到通往阶段目标进而最终目标的路线图的设计等等。本文不可能对中国的大国战略构想进行全面描述,只是就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进行框架性的思考:比如,创造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胜出?为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何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配合国际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如何启动新时期的政治转型战略?等等。

(一)大国外交战略:积极参与缔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大国目标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注定了它极度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依赖于西方的先进技术、资金和产业的互动。但是,当今世界是不安宁的,局部的战争冲突几乎没有停止过,在核时代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悲剧,大国应当共同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联手打造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1、转变外交思维方式,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自二战结束60多年来,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这应归功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国之间的制衡。由于世界整体处于和平环境之中,这6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远超过从类有史以来的生产力总和。一大批国家在这60年中实现了现代化,跨入了发达国家之列。如果未来200年人类不进行自我毁灭的战争,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马克思设想的生存意义上的绝对丰裕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们无意想象200年后的世界,就眼前而言,中国实现现代化进而成为一流大国,至少需要30年的和平环境。否则,如果出现世界大战尤其是核大战,莫说现代化,就是整个世界财富也许都会化为乌有。当然,和平的环境是靠所有国家尤其是有实力的大国共同维护的,中国应在共同“维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积极参与一些争端国的调停等等。

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充分发挥自己的常任理事作用的同时,要加入大国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越过意识形态障碍,按照世界主流文明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应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为出发点,充分体现大国风范,而不是按照传统外交思维和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履行大国责任的同时,也能保护和提升中国的利益。

2、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要实现大国目标必须化解与美国的“敌对关系”⒁。这是实现大国目标必过的“坎”。因为,有能力阻碍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俄国。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专制主义,包括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共产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美国与中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也有少数对抗。由于其发展程度和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再加上地理的间隔,中美合作式的竞争和互补应多于对抗。在军事层面上,美国不信任中国,这也是意识形态和制度原因所至。在维护世界安全或实现美国的安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从全球安全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求,美国需要中国的国际支持,主要表现在:

(1)美国需要中国在稳定亚洲秩序方面发挥作用。世界主要战争的危险来源于中东、南亚、东亚包括北韩和中国台湾等地区。中国对东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由中国维持亚洲秩序,提议中国而不是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美国所为,可见美国对中国在亚洲的份量的重视。

(2)美国无力维持单边秩序。一个伊拉克就搞得美国狼狈不堪,何况整个崇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更难对付。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这是日本所做不到的。如果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与美国为敌,美国将更加焦头烂额。

(3)如果有中国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支持,美国维持安全秩序的成本将大大下降。

但主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障碍,中美两国难以成为“盟友关系”。反过来说,中国现代化也需要美国支持。如果美国对中国由“遏制”转为“支持”,那么中国的技术进步就会更快,其代价乃至现代化的代价和维护自身安全的代价都会大大下降,中国的安全系数会大大提高,台湾问题的解决就会变得相对容易⒂。中国人包括台湾的中国人也不用烧太多的冤枉钱搞关系,中国与日本和俄国的关系就更容易处理。可以认为,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其它问题会迎刃而解。这个世界很奇怪,在全球化的今天,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既然中美互相需要,那么为何不能建立“战略联盟”?关键在于双方缺乏互信机制。如果双方有互信机制,美国也不会过多地插手中国的“内政”,而让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也用不着大唱反美高调。

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谁不高兴?可以肯定是周边国家。中国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为敌,周边近邻国家都得利。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周边国家反而会靠拢中国⒃。难怪中国古代早就提出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这是有道理的。但在当代,近攻不至于,远交则是可以的,当然,“远交”并不是乞讨来的,而是在勾通和诚信的基础上通过交换来的。

可见,中美关系是外交的“牛鼻子”,应成为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处理好了,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不应忽视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就是在未来20年内,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或“主导”作用恐怕是难以替代的。因此,与美国“结盟”既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和安全成本,又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美国“结盟”的障碍在于:

(1)缺乏互信机制。由于历史的误会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伤害,也由于中国长期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意识形态政策,中国与美国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互信机制难以很快建立起来。值得庆幸的是,相比过去,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并在许多方面走向了“合作”。

(2)价值和制度的“冲突”。“冷战”虽然结束,但美国的极右派仍然将中国作为假想的敌人,美国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分裂主义者在中国“闹事”和分裂活动。中国左派亦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考虑到中国社会在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加速以及观念的变革,化解或缓解“敌对”情绪仍然是有可能的。

(3)台湾问题。美国虽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同的政见,并与台湾保留“条约关系”。考虑到美国战略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价值,考虑到美国将全球安全利益视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利益,消除上述障碍,化解对立还是有可能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主动参与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维护,就可能换取其放弃对中国的分裂分子的支持和对中国内政包括台湾问题的干涉。如果中国认同世界主流文明的规则,就可能消除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惧,从而增加互信机制。如果中国坚定不移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有序地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按世界主流文明规则处理国际事务和维护本国利益,就可能消除传统的“制度”对立和“军事”对立,正如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不对抗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样⒄。

总之,积极参与缔造和平的世界环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乃至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应成为对外战略的关键。当然,国与国的利益矛盾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用什么方法处理。另一方面,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缜密研究,精心策划,谋略得当,系统推进,重点突破。

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乃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转变,它需要意识形态层面、制度层面及至权力层面的支持。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解放思想,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建立新的外交观;二是扩大对美的勾通渠道和平台,在经济战略对话、国际安全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增加政治和社会的战略性对话、军事的战略性对话,以增进双方的了解、沟通和互信。三是逐步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立体推进和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四是讲究谋略,进退有余,互通有无,立足于“交换”解决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如在守住国家主权底线的基础上,通过某些“政治”上的让步或支持美国的国际安全战略,换取经济和技术利益等等⒅。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

上述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经济必须高速增长,未来30年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过去的三十年GDP年均增长率显然已经高出这个目标,达到9.6%。考虑到未来GDP年均增长7%的目标是在一个健康、公平、全面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城乡协调发展、收入差距缩小、环境改善等等情境中实现的。这个目标不算低、而是高指标了。

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不能实现这个指标。可以预言,如果不加以转变,它将堵塞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1.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维继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将中国经济推进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带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中国已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同程度的提前享受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享受到的现代化成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存在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如人均GDP低于标准值(东亚国家和地区30年高速增长,一般为4000美元-8000美元,中国仅为2000美元),人力资本增值缓慢,内需不足,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透支未来严重等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既像东亚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如果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特征上的异同:

外部依赖性过高。外资对中国经济影响过大,外贸依存度过高,高达70%,这在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所不及的。

长期依赖高投入,投资率高达50%。这是与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地区)相似的。

政府行政整合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政治权力主导或参与要素的配置。这也是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所不及的。

非规范的、非法治的、不择手段的低价(低成本)的生产方式,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城乡二元的分离式发展,“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非均衡经济等等。这也是中国所独有的。

由于上述特征的存在,中国经济存在如下问题:

国内大多数地区经济严重开发不足。现代化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

人力资本、劳动力价值尤其是低层劳动力价值无法与经济成长同步提升。这也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产业链的低端化,技术创新严重不足,既依附于国外资本、也依附于国外技术的粗放性生产。

制度性的腐败无从根治,普遍的寻租和“全民腐败”带来经济秩序的紊乱或无规则化或潜规则化。两极分化、环境恶化、畸形发展、透支未来则是上述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示出来,甚至成为动乱之源。

应当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它既区别于“标准”的东亚模式,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效仿的。它的存在或成功或维继取决于如下条件,并且缺一不可:

国家垄断和国家控制。后极权制度或后革命专制的政府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资源)的垄断或控制。

资本及贸易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

大国市场的存在,各地区的产品和要素互为市场。

无产权状态进入产权状态的廉价资源,即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暴利与集中使用而至的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奇妙结合。

法律、宗教、道德的缺失,人人犯错或有罪的“制度陷阱”。

13亿中国人发财的欲望和冲动,如此等等。

然而,上述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国家权力垄断的成本越来越高,其负作用越来越大,廉价劳动力也不再“无限供给”;人们对成本外化,收益内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对非规范非法的低成本的“商业模式”——造假经济、黑工经济、以权谋私经济——巧取豪夺国有财产、寻租索贿越来越愤怒,越来越难以忍受。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以转变⒆。

2.战略转变的原则

一是改变原有的经济流程,从投资导向转向投资与消费导向,从外需导向逐渐转向外需与内需导向并重,改善内外经济平衡。

二是改变原有的治理流程,逐步形成以法治和信用为约束条件的市场经济流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

三是改变原有的价值增值流程,大幅度、大规模的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提升,提高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增加高端产业的投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中的位置;

四是以城市化为中心,城乡建设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发展。

3.战略转变的要点

一是加快经济梯度开发的步伐,扩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半径,改变现有的沿海地区加“飞地”(中心城市)集中发展的单向格局,利用工业转型(转向重化工业)的时机,加快内地城市(城镇)的开发和梯度扩散,形成城市带动郊区进而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新格局;

二是在加快产业技术升级的同时,确保产业结构的有序递进,确保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用地和一般劳动者住房用地的合理配置,防止产业的泡沫化。

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金融、贸易、运输等服务类产业的改革和开放的同时,要加快科、教、文、卫等产业或领域的改革开放,不失时机的分别推动科、教、卫的市场化、NGO化和公共事业化。

四是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深化,全面建立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五是推进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和国际化。

4. 关于市场深化的设想

市场化改革已成为“半拉子工程”,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可以设想的是:

(1)建立和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各类劳动力的登记注册制度,培训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交易(聘用、雇佣)制度。大力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促进优秀人才向企业而不是向官场流动。

(2)加快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化与土地产权不清和流动性差密切相关。尽快从法律上界定公有(集体)产权和私有产权,建立健全土地的交易市场,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全流通和一体化(即城市土地、城郊土地、农村非农用地交易的统一市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⒇。

(3)金融市场的深化。建立健全品种齐全、管理有序、制度严格的各类证券市场,深圳和上海交易所应与香港联交所强化合作关系,着力打造大中华的证券市场交易中心,进而发展成为亚太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21)。

(4)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对外汇的管制,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和乃至世界货币。

5.推进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设想

(1)与东南亚经济“接轨”。加快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构建两洋(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的大陆桥。广西、云南应联手与缅甸合作共建双“桥”(即陆桥和输油管道)。在云南至广西北部湾出海口的沿路沿线沿江进行石化产业的布点建设,从而带动该区域的重化工业的发展;

(2)建立中国西北各省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区。加强中国西北各省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往来,开发该地区的石油、矿产资源,打通中国内地至西亚的陆上贸易通道;

(3)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促进东北三省加内蒙部分及辽东半岛与日、韩、俄的经济合作,甚至可邀请日本和南韩合作共建该部分区域;

(4)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区域的合作开发。甚至可以考虑与台湾省合作共建经济特区;

(5)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的区域合作开发、也可以考虑与香港和澳门合作共建经济特区;

(6) 海南岛特区开发,可考虑与新加坡合作共建;

(7) 上海及长三角发达地区可与美欧发达国家深化合作关系。

总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的国际化,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6. 加快各区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鼓励每省区择点进行改革综合配套试验。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与政治的统筹协调发展。

(三)政治转型战略

应当说,中国政治体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与经济增长方式是相吻合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变且可以持续下去,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就没有变化的动力和需求。但问题恰恰在于:原有的方式难以持续,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要求政治体制及其架构相应转变。几乎不证自明的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架构已经越来越跟不上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体制所至。比如制度性的腐败以及环境恶化无法根治的问题;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健全的问题;两极分化、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等问题,都与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关。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斯大林模式,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仍没有脱离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架。这是许多问题不能根治的最终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现行的政治体制已严重地束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治体制的战略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融入主流文明、实现大国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政治转型的若干选择

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初级阶段的政治现代化;第二步实现民主政治。第一步也许需要30年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提前实现。

初级阶段的政治转型的核心是中共转型,中共转型完成之日,就是政治转型成功之时。概括的说,初级阶段转型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可衍生出多种组合方式。

(1)“党政分开,统一负责式”。党组织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构是“政治”部门即政权治理部门而不是行政性的执行部门。这里说的党政分开,指的是作为政治部门的党机构与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机构的分开而不是从同为国家机器中分离。中共党组织事实上已是中国国家机器和政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但中共中央部门却没有机构化、专业化、日常化,没有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上政治机构和政策决策及审议中心来行使政治权力,而与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力即执行权力相混淆。改革的方向是,党作为一个负责决策的政治部门,国务院(政府)作为一个执行部门,人大继续扮演荣誉性和礼仪性的角色,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礼仪部门,其成员由各行各业各地区的代表人物构成。可以比喻的话,人大相当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关性的会议;党代会类似企业的股东代表大会,不再是“礼仪性”会议,而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和审议国家的重大事项,选举中央委员会等等,党代表由各类专业人士和政治家构成;中央委员会相当于企业董事会,是党的决策机构,由专业人士和政治家及党务工作者构成;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相当于企业常务董事会,是决策的常务机构;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企业董事长,领导全党全国。其政治构架如下:

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总书记(及其书记处)。

执行机构: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派出机构即省(市、区)。

礼仪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荣誉性质。

(2)“党政分离,各自独立”式。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通常意义的党政分开,即党组织逐步与行政、立法、司法分开,这是贯穿于整个初级阶段的政治转型原则。二是在其高级阶段,党组织不再成为国家机器的法定部分,党国分离。这是世界通行的主流民主模式。

A党组织的科学化进程。与上述“党政分开”是大致相同,但职能有所不同。比如党不管行政性决策。党的决策职能最重要表现在于:法律的制订和修订,国家机构的设立,国家领导人的提名,国家预算的审核,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等等。

B政府(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构,其机构、职能和组成成员由党提名,提交人大表决通过。国务院按照宪法规定履行职责,党不直接干预。如果党不满意国务院及其首脑,可以罢免或重新改选(解散国务院组成人员,重新选举)。

C人大不仅是礼仪机构,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审批审议的机构,履行立法和国家财政预算、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项的审议审批的职责。人大代表的组成可有多种形式,比如:1/3由直接选举产生;1/3由专业委员会推选的专业人士;1/3由党推选,也可以采取全部由党提名,公民投票通过。党不满意人大,可以提前解散人大,重新选举。不论实行上述何种方案,司法(法院)都要逐渐脱离党的机构的直接管理,相对独立。比如,党只保留对高级法官的提名权,提交人大表决通过。(22)

2.政治转型的基本原则

(1)现代政治的分阶段实施原则。从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是一个替代的过程,一方面,“新不立,则旧不度”,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生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论实行哪种模式,政治现代化都是必须的。在初级阶段,政权治理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主要标志是公开化、科学化,进而民主化。初级阶段的公开化要求政治角逐从阴谋转向阳谋,注重政治诚信,政务公开,实现阳光下的政治。科学化要求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分工合理化、标准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民主化要求赋予党员和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和高官问责制。与此相配套的是,官民沟通渠道的畅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协商,有限度的媒体监督。

(2)初级阶段的公民权利原则。在政治转型的初级阶段,公民拥有财产权、自由言论权、非政党性的结社权、有限制条件的选举权等等。

(3)初级阶段的多元化原则。除不能组建政党性的团体外,各种利益团体、信仰团体和知识团体在依法登记的范围内可以合法地活动。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信仰不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儒教等等,但禁止宗教团体进入政治和世俗领域;允许不同思想文化的存在,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初级阶段的法治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外自由”,相对独立的反贪机构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

3.政治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1)认同和拥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最大力量,是国家战略的实际决策人和操作者。这是我们思考战略的前提条件,也是实行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

(2)中共承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转型。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用30年以内的时间,建立初级阶段的现代政治。在2037年前后实现邓小平民主政治的遗愿。

(3)重树理想主义旗帜,改造党的政治生态。吸收以党国利益为己任,有志于中国改革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入党,净化党的生态环境,使之适应于党国的现代化。

(4)强化中央的权威,改变“王爷”(部门)和“诸侯”(地方)专权的现象,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有组织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5)营造改革的动力机制,对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另一方面,强化改革的动力机制,让改革者受益。

4. 政治转型的初步设想

以第二种转型方式为例。十年为一阶段,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五年重点是启动党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科学化,理顺党、政、经、文、科、教、卫等关系以及进行基层(县以下)的民主“自治”改革试点。借鉴现代执政党的经验,在党内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处理党务及与政、经、文、科等关系,中共干部应当专业化和职业化,以适应中共内部组织的专业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各级部门(包括学校)党组织业余化、各级党组织只保留监督权。党的行政权应与决策权和监督权分立。要将党的总书记一元化的领导即首脑负责制与决策权的集体负责制分离,在强化总书记负责制,对全党实行一元化的“行政”领导的同时,也要加强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以及对行政的监督权的“集体作用”等等。后五年的重点是推进党的制度民主化建设进程,如党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省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政府首脑的差额选举以及扩大基层的民主和自治改革等等。

第二阶段:一是完成党的组织机构的科学化建设;二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三是党的机构退出行政部门,党政彻底分离。

第三阶段,完成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党的机构退出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中共按照宪法赋予的职责,依法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鉴于宪法及其基本法律的制订和修订是由中共向人大提出的,鉴于政府人员,大部分人大代表,高级法官是由中共提名的,完成了自身变革的中共仍然处于执政党地位,所不同的是,党的部门不再与行政、立法、司法部门混为一体或“两张皮”,而是党中央根据法定程序,通过人事的控制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从而领导整个国家,中共从而转型为现代的执政党。

5. 行政改革设想

(1)行政架构

行政架构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联邦制,二是中央集权制,介于这两种形态又有多种组合,且其相应的政制有总统制、半总统制及首相内阁制。中国一党制现状决定了联邦制难以推行,因为联邦制与一党制不相容。可以设想的行政架构应是中央集权制加地方自治。中央集权加地方自治有多种组合形式,关键在于何级集权,何级自治。比如,实行三级半制,中央为一级,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既是中央的代表,又是地方省区的总管,可称为半级,县(市)为一级,乡(镇)为一级。也可采取三级制,中央——省(区、市)——县,乡镇作为县的派出机构。甚至仍然采取四级制:中央——省(区、市)——县——乡(镇)。无论实行哪一种模式,县以下都应采取自治的方式,自治可以是协商式自治和民选式自治(23)。按照不同的行政区划,实现不同层级的财政体制。在这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经验。

(2)逐步推行公务员制

公务员制的核心是建立稳定的职业(事务官)官员队伍,职业性的技术官员不因政治官员的变迁而变换。事务性的公务员采取考任制,一经录用,不犯错误,可以任用至退休,从而打破现在的事务性的技术官员与政务性的政治官员不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政府首脑及副手采取选任制,幕僚及其阁员采取委任制,与首脑共进退。为了确保公务员系统的廉洁高效,在建立独立的反腐监督系统的同时,必须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6. 立法改革:人大

(1)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各级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应根据不同的行政区划而定,如果采取三级半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议员)由2000多县(市)选举产生(当然,也可由中共提名,公民直选);亦可采取“四、三、三”制,40%由中共决定,30%由专家委员会推选,30%直选。

(2)人大分为两级制。人大委员相当于西方的参议院议员,由各省区的代表和中央代表组成。人大代表相当于西方的众议院议员。

(3)人大代表和人大委员应专业化和职业化,应当有固定薪金报酬,而不应像现在的“兼职”。

7. 司法改革

广义的司法改革包括纪检、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治的核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关键是防止公权滥用。因此,能否建立公正、高效的反腐机构和公正的审判制度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能否确立的关键。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拉美一些国家陷入“市场经济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无法防止公权滥用的腐败。建立廉洁、高效、公正的反腐系统,新加坡和香港经验都可借鉴。与独立的反腐机构相对应的是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英国独立的司法制度形成长达数百年之久,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可从两方面突破,一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比如在经济某些领域开辟独立审判的试点;二是从“反贪”入手,开辟“贪污行贿”的独立审判试点。

8.结束语

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大国战略目标的国际环境与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中共的政治改革和对未来民主政治的承诺,中国就不可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也就难以突破“重围”,“化敌为友”,进而借助经济的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需要政治转型的支撑。没有政治的转型或政治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难以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转型是实现大国目标的关键所在(24)。

注释:

①萌发对国家战略——即国家长期利益研究至少在7年前。多年来,国人几乎都成了短期逐利者,而不在乎“共同”的未来如何。伴随着少数人财富迅速膨胀的是整个社会的“堕落”。难道中国人的现代化非得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邪门武功“葵花宝典”——“欲成功、必自宫”吗?如今有能力有条件作国家战略研究的忙于当官和发财而无心问津了,书生们则把国家战略研究当作“规划”——或墙上挂挂或束之高阁于图书室的书架上。孔夫子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战略研究本应是当权者们的“份内事”。作为执笔者似乎有些不自量力了,且当作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的“抛砖引玉”吧,但愿本文对热心于中国未来研究之人有所用处。

②平心而论,毛泽东具有成就一代伟业的超人素质,这是空前绝后的,可惜他选择了农民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它混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的、消灭了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霸王强上弓,力挽狂澜变成了倒行逆施,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③和毛泽东一样,“举重若轻”的邓小平也是战略家,他提出了经济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度发展的开放战略。这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共同富裕”成了遥远的梦。

④触爆中国潜在危机的不是分散的、相对贫困的农村,而是流落城市居无住所的1.3亿农民工和流氓无产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都是源于流动的“农民工”。引爆农民工以及下层民众动乱的可能性有三:一是过度依赖国外消费市场,如果外部需求快速冷却,受打击的必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加工业;二是金融危机,中国一方面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而压抑消费品价格,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的泡沫效应——即所谓的“财富效应”推高通货膨胀,如果国民经济无法支撑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那么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因热钱或投机资金的突然撤离带来的崩盘效应必引发经济的混乱。三是由于权力的腐败而导致“行政失灵”或“专政工具失灵”,使突发事件失控,如中国的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已威胁人们的基本生存,任何一个污染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被推波助澜导致群体事件。金融危机引发社会动乱不是没有先例的,貌似强大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就没有逃过这一劫而顷刻崩溃。相反,东亚其它较民主(法治)的国家(地区)都捱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而没有引发社会动乱。

⑤中共宣称以国家利益或全体人民利益为己任,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一种“理想态”,笔者仅期盼最高决策者有如此心态,如同普京所说,给他20年,他还给俄国人一个强大的俄国。我们的最高决策者能否给中国人一个强大的中国?

⑥台湾学者钮先钟对战略颇有研究,这是大陆学者所不及的。钮先生高度概括战略的四种取向:一是总体取向,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以最高目标和最高路线为起点,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要有全局眼光,必须先见林后见树。二是主动取向。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以思想为起点,以行动为终点。战略不是自发的演绎或被动的应对,而是主动的进取。三是前瞻取向,要有未来眼光,高瞻远瞩或远程思考。未来本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的“状态”,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考虑多种不同的变局,及早采取行动改变未来的历史走向,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未来。四是务实取向。战略并非抽象的理论之谈,而是可计划可实施的路线图,并随着“实际”的变化从而变化。钮先生还指出,战略研究有四种境界:一是历史境界,从研究历史入门,注重经验,“通古今之变”或“达古通今”。二是科学境界,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战略,科学是实证的、可计量的,其方法是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的战略研究可算是广义的科学。三是艺术境界。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即智慧。艺术境界中没有任何一定的法则可供遵循,全靠“用心体会”,正如孙子所说“兵形象水”,“水无常形”。四是哲学境界,由历史(经验)到科学(知识),再到艺术(智慧),而最后达到哲学(灵感)。哲学境界实质上是悟“道”而明“天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亦即战略的最高境界。

⑦中国战略目标设计的缺陷,一是重数量而不重形式,常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二是缺乏整体配套;三是没有政治目标的设计,探索国家的政治未来甚至是犯忌的。然而,一个大国,没有精英群体对政治未来的探讨和集体认知即共识是非常危险的。

⑧必须注意到美国知识精英对小布什单边战略的反思。由乔治•舒尔茨领导,数百名专家参与制作或讨论的题为《铸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战略》明确的表达了改变小布什战略的集体认知——面对半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主要通过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世界纷争并重建国际秩序,而非诉诸于单边武力。

⑨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本文不对“国力”进行研究。相比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软实力”的提升仍然滞后。中国最大的国力是人口,但人口的“资本化”却有待于提高。中国战略的成败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而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令人忧虑。

⑩现代化是相对传统而言的,其指标是动态的,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亦是全方位的。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相应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11)联合国为二战后的产物,其制度设计已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的世界,联合国理应向“世界政府”发展,但知易行难。美国的“联邦制”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板。如何把“讲坛”联合国转变为“议会”联合国?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2)美国主流精英设想以民主联盟维持世界秩序也许在将来可行,但眼下的问题却是如何整合不同文明的国家?阿拉伯石油国家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就进入了“现代社会”,这是问题所在。但现代文明是不能靠武力从外部移植的,而应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如果欧美和东亚(包括中国)共同主导或维护世界秩序,不需用武力干涉,也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保留原有的文明基础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13)“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而不是传统的占领或瓜分天下之意。在当今乃至未来世界,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是行不通的,这里仅是表明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中国却是可能的。中国的发展应当而且能够引领或影响亚洲的发展。中国应当而且能够对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国人应当树立“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的现代理念。

(14)美国战略基点是维护本国利益及国际安全。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中国“和平演变”为民主国家。美国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后果”是不清晰的,改革有可能转型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因此,美国战略的立足点是,如果中国仅单方面的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不进行政治民主化,它对中国是“遏制”的,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大而又政治专制的中国。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出现动乱而危机世界的安全。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中国不成为民主国家,宁肯中国边缘化或停滞倒退。

(15)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是必要的。但是,笔者不认为“台海”一战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战以来,现代战争从来发生在沙漠和比较贫瘠的土地而不是在繁华的城市或工业区。如果现在台海开战,是没有完全的胜利者的。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现状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应从经济入手,从经济共同体走向政治共同体,而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16)实际上,周边国家比美国更害怕一个强大而专制的中国,他们期盼美国“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或结盟,他们虽不乐见,但也会附和美国。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周边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原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就是明证。

(17)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长过程,只要中国向世界宣示或承诺向民主和法治国家迈进,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即可。

(18)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战略方向明确了,其余都是技术性或策略性问题。无论采取“闹”的方式还是其他别的手段,都必须掌握“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了。

(19)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廉价”取胜,为了“廉价”而不择手段,如对“农民工”奴役般的使用是如此的骇人听闻,十七、十八岁的农村少年将青春献给城市后而两手空空的返回农村而无从享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内需不足、人力资本成长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20)让农民(集体)的土地资本化,具有革命的、战略的意义。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城乡二元隔离式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根本举措,也是抑制城市资产泡沫、资本回流农村、产业结构有序升级的促进剂。

(21)中国经济向内地扩展和工业化的升级需要国际大资本的流入。国际大资本的流入需要中国建立开放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性的资本市场需要严格的法治。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基础和监管不严,由于缺乏严格的法治监管,本来先天不足(缺乏对冲工具)的市场投机更为严重,从而留不住长期投资者,不利于资本市场与工业化的协调配套发展。

(22)中国政治转型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自民党的经验,从强化党的科层组织,提高决策、议政、审议、监管的能力入手,而不是在分散的各自为政(部门设置党组)上下功夫。这种方法更多的适应于战争年代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此外,对政府议案的起草,修订和确定程序,即从议案的提出、审议、修改、报送、决定到通过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设立党工作机构,以发挥关键作用。对议会也是如此,要设立相对应的机构以适应立法和审批的需要,要控制组阁权、人事权等等。

(23)关于行政区划有多种设计方案,有分拆50个省的,以省份城市为中心设置都市圈的等等,本文对此研究不够,只是作为改革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供探讨。

(24)从经济发展的波长看,50-60年为一周期。经济长周期总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公认的第四波始于1940年,原动力是汽车、电机、电子等技术的革新。第5波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信息、通讯产业推动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加速正是始于这个时期,按照50年一个周期,至少到2040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创造了中国高速增长的契机,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千年强国梦,政治转型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编者按:本文取自于“国家战略研究”课题。初稿写于2006年12月30日;二稿改于2007年6月30日;三稿完成于2007年10月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等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本文最初发表于《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1年第一期,删除了文献索引,作了个别文字修正;现由战略与改革网(reform.org.cn)首次公开发表。

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袁绪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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