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卿:立人大学与明日世界

——兼谈《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12-09-07 2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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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卿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秦晖意在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诚然,“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到近代,那是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有心人了”(木心)。山回路转,道阻且长,以经验立足,凭信心跨越。一个幽灵走了,一群幽灵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即将到来的日子。生在古国,笔者立志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有心人,分享心中的“立人大学与明日世界”。人为什么那么难立?怎么立?立了干什么?后来呢?立人大学说白说远了,就是现在的地球。

  

  极权主义的若干起源

  

  这几乎是二十世纪的母问题。自“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诞生以来,多少知识人都在苦苦追问,锥心思考。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弗洛姆著《逃避自由》,柏林著《自由四论》,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 玉擎才疏学浅,我从比较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杨继绳《试答“何方之问”》和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说起。

  

  顾准如今已是公认的批判辩证唯物论的大家,李慎之称他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朱学勤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我敬他是人类的中国儿子。从《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到《辩证法与神学》,“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拆下肋骨当火把,他“在地狱里思考”:

  

  1)“1917——1967,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他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另一股潮流”指的是英美那一方水土演奏的自由主题变奏曲,源远继而流长。每天啃冷馒头、钻图书馆,琢磨了很久,他直指“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有的只是进步。即便有这样一个至善的目标,也是水涨船高的目标,永远也达不到。不承认这个“终极目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允许“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唯一可行的制度,便是民主。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了“终极目标”,并深信不疑,就会为了实现它“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顾准痛陈肺腑之言:

  

  “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 (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 ,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义无反顾地盗出了自由主义的火种,启明(illuminate)漫长的黑暗时代。他证明直接民主已无可能,那样一定走向极权。这也就是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他发现唯有经验孕育的理想,才不致落入教条和专制的深渊。他那样“笨”,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不弄明白不死心。“娜拉走后怎样?”,最后还是要回来过安生日子的。慢慢来,循序渐进,沉着事功,两害相权取其轻。

  

  尤其可贵的是,顾准在批判唯理论的同时,照顾到理性在中国的缺失,大力宣扬科学精神,这一点,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谈到。

  

  《试答“何方之问”》是我在《炎黄春秋》读到的。文章开头有一个精到的比喻:“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但是流到甘肃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联的方向流动,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中国近代也有这样一个河套,历史的河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归向世界潮流。然而意义更深刻的是“何方之问”,这是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泣血之问”:

  

  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到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

  

  我曾在微博上写道:一群“两头真”的老人正在不遗余力地归正这艘巨轮的航向,他们到晚年大彻大悟,敞开心扉,由衷地道出他们的追求、失望和遗憾。从《新青年》到《炎黄春秋》,启蒙者由青年变为老年,这是因为当今的启蒙不同于百年前的追求,而是对中国百年道路的反省。说的就是李锐、何方、李慎之等老一辈理想主义者。

  

  杨从人类文明的大历史说起,对基于人性的“一半天使,一半魔鬼”预设下如何追求幸福生活,总结出两条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国有经济主导-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和“个人主义-契约整合-民有经济主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这或许过于简略,却和顾准“两股潮流说”同理。

  

  杨指出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的历史渊源,一方面列强入侵,救亡图存是主业,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一方面彼时资本主义世界问题重重,危机不断,赤化之潮,风起云涌;一方面列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与本土专制传统暗合,而发展资本主义异常困难。于是,“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欲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

  

  杨对“何方之问”的试答到最后,多采西方资源,也和顾准得出的结论一致。这是典型的哈耶克口吻:“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以强力制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走向人间地狱。

  

  杨说“我不怀疑革命者的真诚”,正如顾准所言,“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血写的教训,是“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是要强调人的有限性,经验的归纳得不出一个绝对真理,那简直是梦呓。乌托邦工程、一揽子计划的破产,走得通的路只剩下一条。

  

  然而,顾、杨二位“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极权主义在中国的起源。

  

  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或许过于深重,已非哈耶克、波普尔这样的反极权大师所能想像。袁伟时曾在“哈佛辛亥百年论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继十九世纪非正常死亡一亿多人之后,二十世纪继续有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而且主要是中国人自己摧残自己。我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谈到,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治乱循环和周期性浩劫,可谓我们的千古之谜,千秋之殇。

  

  谭嗣同有言:“ 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庞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秦晖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中说,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马克思主义源于德性和智性的双重自负,他为了解决“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达到人的复归,自由个性的复归。但在号称信奉他的社会里,却充满”科学名义下极端的反人道暴行和道德名义下极端的非理性愚昧”。秦晖进而指出,“而一切依附于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这不禁让人想到,顾、杨批判社会主义“乌托邦狂飙”、“建构理性的僭妄”,却不得已遗落了本土的部分现实。不要忘记,这里历来是非理性的热土,缺乏乌托邦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中国的知识人而言,这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圈套。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土改。秦晖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到,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是没有平分功能的。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高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这是在营造“笼罩一切阶级的恐怖”,为什么这样血腥呢?打天下,就要动员大量底层农民,他们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失败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当然就会被高度动员起来。这一点也不乌托邦,一点也不理想,一点也不是什么“善不知不觉造就恶”,这是在纳投名状!参加过土改的杜润生曾讲过,土改分土地倒是其次,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控制基层的便利。建国后仍如此,越是阶级矛盾缓和的地方,土改死的人反而越多。这用“激进的理想主义”无法解释,秦晖的说法或许更合理:撕裂农村发达的“共同体认同”,造成一种“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反宗法氛围。

  

  这里我想插一句,绝大多数时候,受难者是底层,土改如是,大饥荒如是,文革如是,六四如是,目前如是,历来如是。只是他们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甚至耻于说,因为困难过于惨烈,不足为外人道,或用鲁迅的话说,已经“坐稳了奴才”。尤想起秦晖那天在国家图书馆的“逆天”一问:最肮脏的民主比起投名状来,恐怕也要干净得多吧?

  

  第二个是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

  

  金雁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像东欧一样的剧变》中说到: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所以改革“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也就是只要走出文革的浩劫泥沼,无论往哪走都比陷进去好。这难道能叫“理性的自负”吗?至于现在经济是个什么状况呢?计划的左手,市场的右手,尺蠖般长在党中央的身上。当今西方苦于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浪漫主义的新左派和经验主义的哈耶克式自由派都在抵制理性的僭妄和科学的自负,但在我们这里,人文和科学精神还未曾普及开来。或者如李泽厚所说,大陆从东往西依次是后现代,现代,前现代。虽不尽确凿,但至少指出发展的不平均导致观念的混乱。

  

  把人性的正面(德性与智性)推到极端可以导出极权,不错。我们追求幸福的路大致有三条:通过自然科学发明向好的工具;通过社会科学过上向好的公共生活;通过人文宗教寻求内心的宁静喜乐。每条路的价值因人而异。最重要的是,“切不可拿一个领域的标准和成就去衡量另一个领域”,否则……否则后的灾难大家有目共睹。想象另一种可能,大多数值得我们珍惜的秩序,是人的行为而非设计,一种“非意图的结果”。

  

  性恶论也可以导出极权,最典型的请看《商君书》和《韩非子》,以及毛爷爷的枕边书。法家不仅主张人性是恶的,而且主张人应该性恶。曾有人说,极权有时依赖于人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冷漠有时是因为无知,但绝大多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它通过“原子化的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人之大公”,年深日久,“上有申韩,下有佛老”,如此“乱极生治,治极生乱”,千年活剧一遍遍重演。道心惟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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