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光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读《秦晖: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4 次 更新时间:2013-05-27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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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光联  

西方国家近年来遭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国学界对此见仁见智,其中不乏借机抨击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点,比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先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透视西方的政经困境与黩武主义》,历陈西方民主制度“朝野零和博弈损害公共效率”、自由市场经济“放纵市场、信贷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及“财团垄断导致媒体功能异化”、“偏激的意识形态和失衡的国际力量助长了对外滥用武力”等等。总之,西方近年的经济危机乃至政治问题,都是其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而秦晖先生的《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一文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颇有启发性。他指出,“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民主制度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必须讨好民众,所以,左翼上台可以增加民众福利却不敢增加税收,右翼上台可以减税却不敢减少福利,由此造成西方福利国家债务高企。而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之所以能玩这么久,却是因为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为这些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透支条件,正是那些非民主的低人权国家主动地被发达国家透支,才支撑起后者长期的高福利经济。与民主国家相反,这些非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完全以服务于权贵为目的,实行低人权的血汗工厂制,在国际经济中与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合作,共同榨取本国民众的血汗,主动地为发达国家提供无限透支,支撑起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基础。“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秦晖的分析表明,正是这种只有经济全球化(而且主要是资本和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劳动力并未真正实现全球化自由流动)而没有民主宪政、人权、自由这些政治、法治的全球化,才导致发达民主国家的资本与非民主国家的专制权力成功实现了跨国联合。随着某些非民主国家经济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和影响力的增大,甚至会将其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腐败潜规则也带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出现所谓“腐败输出”现象,腐蚀和败坏文明世界的经济秩序。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在暴利的驱使下,为了逃避其母国法律对企业在劳工人权、环保及其他社会责任方面的较高要求,转而流入非民主国家,并“入乡随俗”地、由被动而主动地适应这些非民主国家内部的种种腐败潜规则,演绎出当代国际版的“淮橘为枳”。跨国资本与专制权力之间的这种“国际联合”,一方面共同盘剥非民主国家的劳动者,掠夺、破坏甚至毁灭非民主国家的环境、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又大大削弱了发达民主国家劳动者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客观上迫使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得不面临着向低人权国家血汗工厂的劳工标准看齐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实际上造成一种恶性竞争,逆向淘汰,低人权国家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其劳动力成本极端偏低而处于有利地位,民主国家反而缺乏竞争力。当然,应该说,低人权国家的这种所谓竞争力也是暂时的,而不是真正可持续的,因为在这种专制权力强行造就低人权的状态下,民众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的收入增长,其后果就是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市场萎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国家投资等,加之环境破坏和恶化、资源掠夺式开发和枯竭,这样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终究会遭遇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害的不仅仅只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民众,也包括低人权国家的民众,只有跨国资本和专制国家的强势者(权贵、垄断集团等),才是仅有的获益者。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彻底改变这种畸形的片面全球化,实现不仅仅经济的全球化而且人权、自由、民主的全球化,才能改变这种恶性竞争逆向淘汰的局面,一方面使落后国家的民众能够真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应的收入增长,从而促进落后国家市场需求的持续旺盛,为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落后国家的劳工人权标准与发达民主国家大致相当,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必跟落后国家比恶,可以保持原有的博弈能力而不至于为了增加竞争力而降低自身已有的人权标准。

这个现象再次证明了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中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跨越国界的一致性,资本、专制权力的利益也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一致性之处。发达民主国家的劳动者要想成功有效地抵御资本权力对自己的侵害,既然不可能再回到封闭国界的非全球化时代,那就必须设法使落后国家改变低人权状态。因此,为落后国家的民众争取自由、人权、民主权利,不仅仅有利于落后国家的民众,同样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民众。这种情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当年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命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建立在马克思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认识基础上。《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由此,马克思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年这些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英特纳雄耐尔”,字面意思是“国际”,其真实含义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解放应该是国际性的、是在国际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之内。因此,马恩从来都主张,劳动者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民族性、地域性的,单个民族、地域范围内的劳动者解放是不可能彻底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彻底解放劳动者、彻底摆脱资本的剥削。其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本的力量向全世界范围扩张,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资本的剥削力量,那么它势必会东山再起。

当然,我们今天都承认——连过去以俄为师大力进行消灭私有制实践的那些国度的统治者今天也不得不承认,资本的存在,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有其合理性,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其消灭,正如实践早已证明人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象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消灭私有制。尤其在某些以俄为师的国度里,人为地消灭私有制的灾难性后果迄今依然没有消除,那里的民众迄今依然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消灭私有制的乌托邦实践的长远后果。所以,在今天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命题如果依然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重温甚至提倡的,那么,这里所谓的“解放”,就不应当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而应当是指劳动者的各项人权、民主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以及为此而需要促成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各国的实现。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在发达国家内部保障劳动者的人权,才能使得世界各国各地的劳动者都能有大致相同的博弈能力、机会、条件,从而避免不同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只有所有国家都实现宪政、民主,天性贪婪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法治的约束,才不至于与专制国家的权贵相勾结,共同剥削专制国家的劳动者,客观上扭曲国际市场信号,进而扭曲国际经济发展常轨常态,误导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埋下全球经济危机的隐患。总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其实就是民众)而言,就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只有帮助专制国家的民众摆脱专制,实现人权、民主与宪政,才能最终保证发达国家民众自己的民主、人权、宪政建立在巩固、可靠的基础上而不受资本权力的侵蚀。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在共同体内部,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是普遍性的,必须是平等地体现在每一个成员身上的。就是说,只要共同体的某些成员哪怕是少数成员享受不到公平正义,那么这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可靠的公平正义,因为少数成员所遭遇的不公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那么迟早这样的不公也会施加到其他成员的身上,或者说,其他成员也一定会面临遭遇不公的潜在或现实的危险。公平正义不是特权,一旦被当作特权,那就不是公平正义。而享受特权的人,从长远看,其处境也是危险的,特权并不能保障其享用者长久的安宁。因为建立在破坏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特权总是会激起社会公愤,总是会面临着遭到他人抢夺、清算的危险,只要一有机会,这样的抢夺、公众的反抗和清算,就一定会发生。为维护特权、防范这样的风险,特权者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镇压潜在的竞争者。而这样的严厉防范和镇压手段又意味着进一步强化特权、滥用特权和特权的进一步扩张,特权的进一步扩张反过来又激起更大的不满、反抗和争夺风险,于是特权的维护和强化就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直至最终毁灭。享用特权的程度和享用者所承受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有长远眼光的、理性的人们,是应该主动地拒绝特权的。相比于通过不公的方式、通过特权的途径来获取利益而言,显然,只有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以合乎公平正义原则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享受自己的成果,才能保证人们享有真正的幸福与安宁。所以,在公平正义遭破坏、得不到体现的社会里,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区别仅在于受害的程度、受害的方式(直接与间接)、受害的早晚而已。因此,维护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和职责。在近现代人类社会中,人权、自由、民主这些基本权利,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相应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宪政民主制度不仅仅保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同时也在保护着所谓强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例如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群体,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中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不必为了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而终身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同样地,作为另一种强势力量的资本,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才能有保障地、平安地实现其利润。宪政民主政治对于资本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宪政民主制度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为作为公民财产的资本的安全提供最可靠的法律保障。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这里无需详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方面,即宪政民主制度为实现劳资双赢、为促进社会公平、进而为实现一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繁荣创造可靠的制度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基本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才能营造出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尤其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平等保护,意味着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平等,甚至市场主体的缺位,这就必然会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传递出错误的市场信息,资源的配置也会受到错误的引导,造成经济发展走上不健康不正常的路径。中国最近这些年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的缺失导致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路径而形成的。而欧美国家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历经种种曲折磨难,迄今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对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形成了有效的规制,不但政治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里,而且资本的权力也不再敢于象马克思那个年代那样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者,劳资双方平等的权利基本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其市场经济也得以在比较健康的环境下运作。这一切如果仅仅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则不会出现太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却可以借着全球化的便利,逃避本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的规制,通过与专制国家的权贵力量的勾结,来谋取暴利,并因此而扭曲国际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扭曲国际市场,最终给欧美国家自己的经济也带来危害,真正获益的仅仅是少数跨国大资本。然而很显然,如果全世界经济危机长期持续下去,最终连这些跨国资本本身也难以幸免。只不过,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很难有这样的全局立场和长远眼光,而必然地满足于攫取眼前的暴利。至此,人们才真正清楚地看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利益相关性绝不只是一种想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范围开始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整个人类开始逐步地成为一个大共同体。当然,全球范围的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目前也只能说是一种长远的趋势。

总之,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过去道德哲学的抽象命题,即公平正义对于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指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国民财富的最大化)的决定性作用,证明了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是不矛盾的,道义原则不但不会损害功利反而是功利得以实现的最大保障,道义原则一旦遭到破坏,功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短期的、少数人的利益满足如果是以破坏道义原则为代价,那么它绝不可能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而也是违反功利主义原则的要求的。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欺人之谈以及由此得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荒唐战略。同样地,近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历程也充分证明了宪政民主、人权、法治、自由权利这些政治文明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保障经济长久繁荣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充分证明了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长久持续的经济繁荣,除非它适时地实现政治转型,就像当年的台湾、韩国那样(必须指出,蒋氏台湾属于威权政治,其专制程度尚属有限)。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现实则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绝不是西方的特色、专利,而是全人类共同需要的政治社会文明元素,只要这些政治文明元素没有与资本同步走向全球化,那么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实现长久可持续的繁荣、发展。可见,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从抽象的道义原则出发论证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与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公平正义、自由、人权、宪政民主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繁荣的极端重要性,两者最后殊途同归,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如此:抽象的道义批判(剥削理论)与现实的功利批判(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经济危机,证明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破坏)两个论证路径最后殊途同归,共同得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结论。

站在上述分析的视角,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今天在推进宪政民主、人权等政治文明全球化意义上的“解放全人类”与当年以苏联为首的所谓马列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实践,二者之间的异同。可以说,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对资本权力、资本运行逻辑的批判;其次是全球视野,即对世界劳苦大众利益共同体的一种自觉认知。但除了这两点貌似的共同之处外,这两种“解放全人类”的主张在对很多根本的原则问题的理解上,就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了,很多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相对立的。

第一,对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原因的理解,以及解决方案的选择,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将问题归咎于私有制,结论自然就是要在全球范围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而今天的“解放”则认为问题关键在于民主、人权这些政治文明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专制国家、低人权国家)的缺乏,导致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结论自然就是推进民主宪政、人权的全球化。不过,马恩本人倒还是比较认可民主、宪政制度,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主张;而列宁等东方共产党人则根本上否定民主宪政、人权之类政治文明,将阶级专政视为其目标、其常态政治。因此,其所谓“解放全人类”就必然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

第二,对全球化本身的态度的不同。应该说,在理解和对待全球化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与列宁斯大林等东方的共产党人,是存在重大差别的,不可不察!相对而言,马恩倒是更接近于今天的西方主流社会的态度,更接近于今天意义上的“解放全人类”。很清楚,马克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的,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各民族之间高度发达的交往和日益密切的有机联系、进而人类形成一个共同体,就没有世界革命的逻辑前提。所以马恩一再强调他们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民族性、地域性的。在这里,马恩所反对的民族性、地域性的意思其实就是封闭性。过去我们对马恩所说的“世界性”、“国际性”完全缺乏正确的理解,不是从全球化、人类交往的高度发达、各民族之间的密切的有机联系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性”,实际上是把“世界性”仅仅理解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简单相加,以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要遵照某种绝对的“客观规律”来进行革命、实现发展。由于完全无视世界性的交往和各民族之间有机联系的决定性意义,所以就导致在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国家里进行一系列名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验,完全歪曲了马恩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本意。列宁为首的东方共产党人的“世界革命”基本上是在缺乏全球化甚至干脆就是抗拒全球化的前提下展开的,苏联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也完全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交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本质上也是高度封闭的阵营。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市场经济,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形成高度发达的交往和有机联系,自绝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全球化进程之外,而且即使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各地区各行业各群体之间),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完全不是象西方近现代以来那种合乎正常市场需求的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是完全依靠政治力量人为地强行跨国(跨地区跨行业)调配经济要素,社会各群体相互之间同样是高度封闭、隔绝,社会流动趋于僵化、停滞状态,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有机的经济、社会联系。其实,马恩对于象近代中国、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态度,一向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尽早结束封闭状态对外开放、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自觉纳入全球化之中,别无他路!苏联式的实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就违背了马恩的基本主张,其所谓社会主义自然走上背离近现代人类文明主流的邪路。

第三,由于对民主宪政这些政治文明的否弃,由于对全球化的态度的差异,决定了苏联模式的“世界革命”客观上必然会蜕变为一种侵略扩张,苏联式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不过是苏联军国主义集团打着“无产阶级”招牌对外扩张势力范围的新时代十字军远征活动。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各国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么一个现实。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樊篱受到冲击,民族国家的界线走向模糊,这在今天的欧洲的确已经成为事实,足见马克思所言不虚。可是,苏联等东方共产党世界的情况却与此相反,由于拒绝全球化,由于各共产党国家之间没有在自由交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形成有机的市场联系,民族国家的现实性(民族国家存在的意义、价值、合理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化了,因而根本不具备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这样,苏联式的所谓“世界革命”实际上就变成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不但将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吞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还将自己的政治体制、模式、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

苏联等列宁主义者虽然主张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一致性,并以此作为其“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依据,但其对全世界劳动者为什么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因而必须联合起来的原因的理解,却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只要拒绝资本主义全球化,各国劳动者之间就不会发生多少利益关系,更谈不上成为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可能。因此,其所谓全世界无产者有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说法,就只有在最抽象最一般的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成立的,就像一般的道德哲学谈抽象的人性普遍性问题一样。而这种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是绝不可能通过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实现的,而只能通过文明的进步、交往的发达、市场的扩展、人的理性的发展进步、制度的改进、法治的进步、知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等等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才能逐渐地趋向实现。对于一心搞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这种所谓全世界劳动者有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宗教式的宣传号召而已,目的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天然“代表”和独一无二、不容置疑、不容拒绝的“救主”(上帝的使徒、弥赛亚、耶稣基督,等等)。人们不难闻出这套说辞中散发着浓重的俄罗斯民族东正教教权主义传统的腐臭气息。

而今天在宪政民主全球化意义上的“解放全人类”,却不意味着一定要打破国家界限,更不会主张搞暴力性的“输出革命”,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虽然,从人类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民族国家的界限的消失可能会成为一种大趋势(马克思所期盼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一切民族界线全都消失了的人类共同体),但是这种消失是建立在人类交往的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一种结果,是以各国民众的自由选择、自愿接受的方式达成的,可以说是公民自治的治理模式的国际化,就像今天的欧盟一样,而绝不是人为地强制造成的。当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并不等于对其他国家民众遭受其本国专制暴政的痛苦遭遇袖手旁观、漠视不顾,这里涉及对主权一词该如何正确理解。主权指的是一国国民自主决定本国事务的权利,显然,只有国民才是主权的主体,政府或统治者只是主权的具体执行者而已。如果政府是国民自由选举产生的,那么政府行使主权可以说是得到国民的授权、委托,因而是合法的,是可以代表该国国民和这个国家的,是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可是如果政府不是民选上台,而且实行专制统治,以主人自居,把国民当作自己的奴仆,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实际上就丧失了主权,主权被统治者窃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这种统治者施加压力甚至强制干涉,要求其下台,将主权归还给该国国民,在该国建立起民主宪政,就绝不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恰恰相反,这是在努力将该国主权交还给该国国民,物归原主而已,赶走的只是窃国大盗。在现代社会里,所谓国家之间相互尊重,指的是对各国国民的自治权利的尊重,而不是对各国统治者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尊重、认可。同理,国家之间的界线是否要消失,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要保留、在哪些方面可以削弱甚至消除这种界线,都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各国国民的自治权利的基础上由各国国民自主决定。一般而言,如果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太大,尤其政治制度、人权、宪政等发展差距大,那么这种国家界线就越牢固,处在不同政治文明状态中的国家的国民,彼此之间的防范之心总是比较强烈的,因而很难会主动地打开国境、消除国家界线。

还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并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或者“无产阶级”。这一点以往经常被人们忽视。工人作为一种职业,绝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产,甚至可以说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而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其最大特点有二:第一是自由劳动力,第二是没有其他资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作为自由劳动力,无产者享有与资产者平等的法律地位,都是现代国家的自由公民,而不是专制国家的臣民或旧式庄园主的农奴、奴仆或奴隶主的奴隶,劳资双方是平等的契约关系,而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正因为现代无产者是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和相当程度自由权利的现代公民,并且在思想上也具有争取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才决定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反抗是站在现代公民意识的高度而不是站在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角度来进行,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才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朝向更加文明、更加合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方向发展进步,而不是相反,倒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去。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西方社会主义者们才会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无产者身上。显然,如果仅仅是经济上由于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受资产阶级剥削,而没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比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权利),没有现代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那么,单单深受剥削的经济境况本身,绝不必然会导致无产者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恰恰相反,那些世世代代长期生活在高度封闭的社会里、从来没有享有过任何自由平等权利因而完全缺乏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劳苦民众,比如专制国家的臣民、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庄园主的农奴、奴隶等群体,就完全很有可能(甚至经常地就是)站在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幻想回到中世纪的、宗法社会的甚至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状态中去,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可见,现代无产者、无产阶级之所以具备“先进性”,之所以有资格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革命阶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首先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是享有自由并且自觉追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现代公民。

然而,在苏联式的国家里,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体一样,并无自由权利可言,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劳动群体甚至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性质与中世纪庄园里的农奴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苏联式国家的农奴主(或庄园主、奴隶主)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官僚权力集团。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首要含义就是自由劳动力,而极权国家的工人既然毫无自由可言,并且在高度封闭的社会生活状态下,他们也不具备追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现代公民意识,那么,他们当然就不是现代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奴隶、农奴而已。

苏联式国家对无产者、无产阶级的性质完全不是从现代自由公民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所谓生产力的角度来诠释,声称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因而具有“先进性”。当然,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点,不过马克思尚能将生产力标准与自由标准相结合,毕竟他还是看到了无产者享有“飞鸟一样的自由”对于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列宁主义者却根本无视自由的价值,他们之所以看中无产阶级,仅仅因为无产阶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劳动者,具有合乎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纪律性”。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产物的“泰罗制”管理理念,竟然鬼使神差地与口口声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列宁主义政治理念(以“铁的纪律性”治党治国治民)不谋而合!归根到底,列宁为首的东方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推崇无产阶级,就只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工业生产体制中的工人最容易被组织起来从事特定工作,包括从事政治运动!于是,听话、劳动、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就成为列宁之类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所谓“劳工神圣”的谀词实际变成一种针对劳动民众的政治麻醉术,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从奴隶生活中寻找出美来称赞,使人满足于奴隶状态。在貌似称颂“无产阶级”的背后,完全是把工人等劳动群体当作炮灰、政治工具、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和利用而已!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尚且拥有“飞鸟一样的自由”,而在共产党国家里的工人则基本没有自由可言,完全只是听话驯服的劳动工具而已。显然,这种与农奴、奴隶一样生活在高度封闭且缺乏自由的社会状态之中的工人群体,与马克思所理解的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完全不是同一种性质的社会群体。

既然苏联式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自由公民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存在的只是没有自由的农奴、工奴,再加上共产党本身既不是工人自由结社形成的组织,更不是经由工人自由选举而上台执政的(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其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榜完全是自封的,并没有真正得到工人的认可,那么很显然,苏联式的整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当然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上不过是那些所谓的革命者们(套用共产党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打着无产阶级的招牌实施的暴力夺权和暴力专制统治而已。当年恩格斯批评布朗基主义的革命,就是如此:“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流亡者文献》)列宁之流的革命,其实正是这里所批评的布朗基主义革命。

既然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都与马克思等西欧社会主义者们的主张存在严重的背离,而且也根本经不起正常逻辑思维的推敲,经不起客观事实的验证,那么,列宁之流就只能更多地借助于另一种方式来论证自己的革命的神圣性意义,这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诠释方式。他们从俄罗斯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将无产阶级革命改造成一场宗教运动。他们按照东正教关于上帝的使徒、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学说来改造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将无产阶级及其所谓“先锋队”共产党人描绘成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先知、弥赛亚,把资产阶级描绘成魔鬼撒旦。斯大林关于“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造成的”的理论,就是这种宗教神学的一个经典论述。恩格斯当年曾经批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们把革命当成某种宗教实践,“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流亡者文献》)其实列宁之流的俄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如此,都是东正教教权主义传统的产物。

苏联式国家就是这样来理解、诠释他们的革命的,自然地,他们也将这一套宗教神学的诠释方式演绎到所谓的世界革命中去。俄罗斯东正教历来就有一种救世情结,将自己视为人类的拯救者,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其实就是这种救世主义的现代版。于是其所谓世界革命就必然只能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民族(所谓输出革命),肆意践踏其他国家的主权。当然,列宁主义者们不会直接使用宗教语言来解释其侵略扩张行为,但其宗教式的思维和论证方式依然清晰可辨,比如有人辩称:“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没有任何需要特别加以保护的阶级私利。无产阶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全人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又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它的解放也就是全社会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同全人类解放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彻底解放。而且,无产阶级在一国的胜利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正是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一种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调,先验地赋予“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赋予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一种道德优势(所谓最大公无私,所谓没有特殊利益,所谓全人类利益代表等等),以此来证明其“解放”全人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思维,等于是用政治的语言来宣告“无产阶级”尤其是其“先锋队”的“救世主”、“弥赛亚”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试图淡化这种宗教色彩,毕竟这种宗教思维的欺骗性难以持久。于是又有一种解释称,之所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是因为苏联处在帝国主义世界包围之中,是因为资本主义时时刻刻想入侵苏联以及整个共产党世界,“即使一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由于他们还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颠覆和侵略的危险,这种胜利还是不巩固、不彻底的”。这种解释完全是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革命的必要性、意义,世界革命完全只是为了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的需要,实际上就等于把世界革命当作苏联国家保卫战、圣战(宗教圣地保卫战)。这样的理解,与马克思本意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稍微靠点谱的解释是“资本对于无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国际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是国际的事业,无产阶级不仅要在一国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而且要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不在整个国际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就不能说得到了最后的解放。”这个解释相对而言较为接近马克思的本意。说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具有国际性,这话本身是正确的,但只有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只有在人类交往高度发达的状态下,这种资本剥削的国际性才是现实的。对于象苏联这类高度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说资本剥削的国际性纯粹是天大笑话。更重要的是,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跨国的剥削,根本原因不在资本本身,而在政治法律制度,也就是秦晖所说的民主宪政制度没有跟着资本全球化而实现全球化,这种半吊子的、畸形的、片面的全球化,才是资本剥削的国际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说,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都是密不可分的,实行市场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宪政制度,如果宪政民主制度缺失,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就必然会大面积发生。所以,正如在国内,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和政治的宪政、民主、人权相配套才能健康发展一样,在国际上,资本的全球化也必须和宪政民主、人权的全球化相配套、相结合,才能保证全球化给世界民众尤其是劳动者带来福祉而不是祸害。

总之,马克思当年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使得人类的交往高度发达、各国各民族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藩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无论是在经验事实层面还是在价值层面,这个主张都非常清楚明确地体现了一种普世的视角和精神:在经验事实层面,这个主张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尤其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一致性的认识;在价值层面,这个主张则明确表明以马克思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普世的自由价值,这种价值不是地域性民族性的而是全人类的。而苏联式国家在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现实基础上推行所谓的世界革命,向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输出革命”,造成严重后果,不但造就了现代极权主义的灾害,而且严重侵犯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破坏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式意识形态的破产,苏式“世界革命”的幻念也遭到普遍的唾弃,甚至连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迅速而公开地抛弃了世界革命的旗号,名曰韬光养晦;更有甚者,竟然转而否定和批判起普世价值来了。马克思等西欧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完全就是追求一种体现普世价值的社会理想,可是今天一些特色社会主义却翻脸不认账,公然批判起普世价值来了,的确是很有讽刺意味。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说法自然也就无人愿意提起,甚至难免受人奚落,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无异于精神病似的呓语。但是如果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结合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那么,应该说,重提这个说法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依然能给我们启发。只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上看,“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既不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也不要消灭民族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数百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现实的种种经验事实,均已清楚地表明,真正导致无产阶级遭受剥削压迫之类不公命运的,其实并不是资产阶级、私有制本身,而是民主权利的缺乏,是政治制度的专制,是宪政法治的缺失或不健全。只要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各项人权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劳资双方的平等地位得到真正的维护和实现,那么单纯的资本本身,是难以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进而所谓的资本剥削也就子虚乌有。因此,只要把“解放”正确地理解为人权、宪政民主之类普世文明的实现,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命题其实依然有效。

2012年8月30日周四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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