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 陈道英:从清末宪政思想看《钦定宪法大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1 14: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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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陈道英  

  

  内容摘要:《钦定宪法大纲》从来受到强调的都是它的负面意义,这是因为学者们以近代西方语境下的“宪政”为标准对其进行评判的缘故。本文在重新厘定晚清宪政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以清末宪政思想为视角,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宪政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价。

  关键词:钦定宪法大纲;宪政;语境

  

  引子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从宪法学家和法史学家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负面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一方面从文本来看,《大纲》与我们所接受的西方近代语境下的“宪政”的要求相比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从立宪指导思想来看,《大纲》被解读为清廷为挽救皇权、挽救统治的一种障眼法,而并不是以在中国建立宪政国家为最终目的。那么这部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否真的毫无价值,是否完全与“宪政”相悖呢?在试图对其进行重新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宪政”的理解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钦定宪法大纲》--伪宪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美国产生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来,立宪的潮流逐渐以日益浩大的气势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并波及至遥远的东方--亚洲。古老的中国在那些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郑观应,乃至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人警醒的呼吁下、在西方列强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下,首次接触到了西方宪政思想,以至于产生了对西方宪政制度的向往。而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是使得宪政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包医百病的”神医,仿佛“只要他一到,多年卧床不起的中国便会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外忧内患也已经使得清廷站在了急欲图谋自救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在4年前亲手扼杀了意欲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戊戌变法”的统治者,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接力棒,继续着手实施激进的改良措施。1905年7月,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颁发明诏,宣布“仿行宪政”;1907年,设立“宪政编查馆”,负责“调查各国宪法,编定宪法草案”;同年,命筹建资政院和各省资议局,以作为立议院的基础;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将来编篆宪法及议院、选举各法”的准则。

  然而,这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认了“君在法下”的、可谓开创了中国新天地的宪法性文件自诞生之日起就屡遭批判。《民声》第一期上刊载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就指出了这部文件的三大谬误,并指其为“悖正义、眛法理、反事实”。而现代的中国宪法学者们对它更是诸多责难,有的称其为“最差的‘宪法’”,有的称其为“立宪的骗局”,是“假立宪”,目的在于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有的称其为中国近代“借宪法的形式,行独裁集权之实”的始作俑者。具体说来,学者们对《大纲》的批判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文本来看,《大纲》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君上大权”,详细列举了君主所享有的14项权力;第二部分为“臣民权利义务”,列举“臣民”的权利5种,义务3种。从整部文本看来,“君上大权”为其主要部分,“臣民权利义务”只是其中的附则而已。而在所列举的“君上大权”中,君主不仅享有官员的任命权、军队统率权、外交权、荣典权、紧急命令权等属于行政机关和国家元首的权力,而且享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的权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发命令及使发命令”的权力,并“总揽司法权”。这就意味着,君主不仅享有行政权,而且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也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可谓集三权于一身。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说《大纲》是意图以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建立立宪君主制,还不如说是意图借助宪法的名义使君主的权力合法化,从而进一步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臣民的权利义务”部分也与近代立宪主义的要求格格不入。首先,在这里使用的是“臣民”的概念而不是“公民”的概念,也就是将共同体的组成分子看作被统治者而不是政权的参与者,看作政治关系的客体而不是政治关系的主体。其次,对权利大都规定有得依法律限制的内容,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其结果就是使得立法权可以随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而在君主控制着立法权的情况下,这也就意味着君主得随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与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最终价值追求的近代立宪主义理念不能不说是背道而驰的。第三,得到规定的公民的权利极为有限,选举权、被选举权、生命权、人格尊严、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重要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在这部文件中得到反映。

  其次,从立宪指导思想看来,与其说作为统治者的慈禧制定《大纲》是为了建立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为特征的宪政秩序,不如说是从功利的考虑出发为了确保清廷的统治和君主的权力不受革命及外国列强的动摇。早在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慈禧即声称,立宪之事,只有“俟调查结局”,证明对君权“果无妨害”,才能“决定实行”。而考察大臣在考察各国宪政之后将政制分为三类:分权政治、议院政治和大权政治,并认为只有日本的“大权政治”,既有立宪之名,又有君主之实,最值得效仿。这也是其后的《大纲》以日本的《明治宪法》为借鉴对象的主要原因。而宪政编查馆同资政院的奏折更是指出:“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虽兼采列邦之良规,而仍不悖本国之成宪。”可以看出,制定《大纲》的目的不在于以根本法限制君权,而在于以立宪之名巩固君权;不在于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而在于确认君主主权和权力向君主的集中,“兼保护臣民”。

  从以上分析出发,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大纲》是一部“伪宪法”。之所以作此判断,不仅仅在于《大纲》还不能说是一部宪法而只能说是一个纲领性的、对起草宪法文本起指导作用的文件,更在于它不具备近代宪政思想所要求一部真正的宪法所必须具备的价值和内容。众所周知,近代西方语境下的“宪政”要求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最终的价值追求,以三权分立与制衡为其基本政治体制特征,在宪法文本上要求以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基本内容并以后者为重心和目标。以此为评判标准,显然我们只能说《大纲》徒具宪法之名而不具宪法之实,是一部彻底的“伪宪法”。然而,我们在对这部宪法性文件进行评判的时候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评判标准呢?

  

  二、“宪政”考

  

  作为宪法学最基础的核心范畴之一,宪政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义,因此为宪政下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首肯的定义成了摆在宪法学者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据学者总结,宪法学者们主要是从三个途径来对宪政进行定义的:第一,运用多个要素来阐明宪政的含义,即从民主、人权、法治、分权等因素来理解宪政;第二,从宪政的制度安排来阐释宪政的含义,即从代议民主制、多党制、两院制等宪政条件下通常具备的具体的政治制度来理解宪政;第三,将宪政与民主政治紧密结合,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这一途径主要存在于我国的宪法学界。应该说,随着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政概念研究的深入,将宪政等同于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而从宪政的要素来理解宪政可以说构成了我国宪法学者总结宪政概念的主要思路。同时,我国学者还比较重视对宪政的本质和内涵的归纳。也正是因为此,虽然学者们在宪政的构成要素和对宪政定义的具体书面表达上还不能达成一致,但是在宪政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精神上还是能够取得共识的。一般认为,宪政必然意味着有限政府,意味着宪法相对于权力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威,权力应该按照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来运行。同时,宪政还应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最终的价值追求。以此为出发点,宪政通常在制度上与分权制、多党制、代议制等制度相联系,在文化上以基督教所主张的“原罪说”和人性的两面性以及个人主义的哲学观为基础,在社会结构上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的预设前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分权制、多党制等制度被看作判断是否实现了宪政状态的标准,基督教的宗教背景被看作建设宪政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被看作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预设前提。

  然而仔细考察上述对宪政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现在被我国大多数学者奉为圭皋的仅仅是近代西方文化所理解的宪政,即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宪政。实际上,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类型的国家曾经产生过对于宪政的多种理解。且不说古代语境下“宪政”的含义与现代语境下的“宪政”含义具有较大的差异,单只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所产生的对宪政的理解就远非上述观点所能涵盖。日本学者杉原泰雄就曾将近代所出现过的宪法思想划分为三种类型: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外表性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和以解放民众为目的的宪法思想。此外,现代市民宪法又具有与近代市民宪法相异的特征。我们现在所普遍接受的宪政思想只不过是与其中的一种类型--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相恰的宪政思想,因此能否将这种宪政思想作为具有普适性的衡量标准就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了。

  但是,以上所分析的还不是当前所普遍接受的宪政含义的最大弊病,其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对非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傲慢无礼的无视态度。当我们在这一含义上使用“宪政”一词并将与之不符的政治形态排除在宪政之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或者被迫地接受西方话语霸权的统治。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允许具有对于宪政的不同理解,而不应将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对于宪政的理解作为适用于所有文化的共同的标准答案并排斥其他文化对宪政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在宪政的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宪政主义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应把目光局限在西方的宪政主义类型上,如果在伊斯兰国家里制定出了一部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南的宪法并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严格的按照这部宪法来运作,做到宪法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这样的状态也可以称为“宪政”。当然,允许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对于宪政的不同理解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反对宪政具有某些共通性的、普适的基础特征,相反,正是由于宪政具有共通性的、普适的基础特征才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者讨论宪政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因此,寻找宪政的这一普适性的基础特征就成为了我们深入探讨宪政所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换个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寻找宪政所具有的普适性的基础特征也就意味着以容纳所有文化传统的宏观视野去抽象出宪政最本质的属性。那么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宪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宪政的出现首先就意味着承认“国家”这一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无政府状态下以及所谓的自然状态下是根本无所谓宪政的问题的。实际上,虽然近现代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学者,都强调国家的“恶”性,认为宪政的意义就在于以个人权利去对抗国家权力,从而将国家的“恶”性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主张国家自身不具有任何目的,个人才构成宪政国家的真正的目的,但是这一传统观念近年来也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有学者指出,由于人的社会性,“通过强迫国家接受规则来保证自治的理念实际上预示着应该得到保护的企图(plannning)和行动必然发生于社会之中”,因此,没有一部宪法会认为国家是单纯的罪恶的象征,国家也有其存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应该说这是宪政必须承认的首要前提。据此,宪政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即国家权力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的问题。同时,在承认国家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家的确具有一定的“恶”性,国家权力若不施以适当形式的约束必然会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接受国家权力治理的基础上,也必须解决如何治理国家权力的问题,以达到排除权力的恣意,使得权力运行具有可预测性的目的。而其最后实现的一方面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另一方面公民能够得到免受国家权力恣意侵犯和干涉的安全的政治状态,就是所谓的宪政。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宪政的普适性的基础特征,也是宪政的最为本质的属性。

  

  三、“宪政--富强”情结:晚清“宪政”思想?

  

  中国对于西方近代宪政思想的引进始自鸦片战争前后。在鸦片战争炮火的震撼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国家制度和文化的不足,探询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在这种诉求之下,宪政--一种截然不同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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