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建辉: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12-08-12 1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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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建辉  

  

  摘 要:基于结果加重犯是一个犯罪行为、只能有一个罪过形式的认识,以罪过情感概念为分析工具,可以进一步确定结果加重犯完整的心理活动: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认识,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志;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乐见其成或不排斥的情感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

  

  关键词: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罪过情感

  

  在告别了结果责任的当代,结果加重犯,不仅与它密切相关,而且在实际的犯罪中屡见不鲜。关于结果加重犯聚讼的焦点集中在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上。古典学派在19世纪末就开始抨击结果加重犯系“结果责任的遗物,”而只承认具有过失的结果加重犯;进入20世纪后,近代学派以危险性说取代了过失说的主流地位,并且互有争论至今。我国对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认识大体上可分为从犯罪论角度和从刑罚论角度出发的两种立场。从犯罪论的角度对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认识主要有“故意+故意”、“故意+过失”以及“过失+故意”等三种;而从刑罚论的角度对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认识主要有“危险性说”和“客观处罚条件说”两种。从犯罪论角度形成的关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诸种观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犯罪具有两个罪过形式或一个犯罪可以认定为两个犯罪的悖论;而从刑罚论角度形成的关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那些观点则蕴含了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没有罪过心理的判断,即具有客观归罪之嫌。总体而言,关于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众说纷纭,向无定论。

  

  一、关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观点综述

  

  当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普遍地对结果加重犯加重刑罚,普通公民也能不假思索地认为结果加重犯应予加重惩罚的同时,我们刑法学者却不能令人满意地给出其罪过形式,甚至于说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竟成了刑法学界的魔鬼三角。为解决这一难题,笔者首先整理和评析当前流行的主要观点,以探求其要害,为正本清源之先。笔者求大同、弃小异,择其比较典型的主要观点,归为两类六种,具体整理如下。

  

  (一)双重罪过说

  

  从犯罪论角度论述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主张于今表现为双重罪过说。这类观点主张结果加重犯为双重罪过,即在犯罪行为中,行为人对基本犯有一个罪过,对加重结果有另一个罪过,并且他们在论述罪过的过程中,对基本犯的罪过与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分而述之。对结果加重犯持双重罪过的论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界主流的观点。这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故意+故意”说。

  

  例如,《犯罪通论》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有两种类型,其中的一种是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也为故意。[①]另有学者认为,“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中并不排除强奸犯为使被害妇女难于反抗,甚至不能反抗,以便奸淫,而故意使用暴力致人重伤这种情况。”[②]而“若在抢劫罪中间接故意致人死亡,则只定抢劫罪。”[③]“将像抢劫罪,在抢劫财物过程中故意杀人的按数罪并罚予以处理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以故意杀人为手段的抢劫财物的情况中,抽去其故意杀人行为,抢劫罪的‘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就没有了,抢劫罪就不能成立,怎么能数罪并罚?”[④]等等这些观点,在论者看来,结果加重犯行为人的罪过心理都包含了一个对基本危害结果的故意和一个对加重危害结果的故意。

  

  第二种观点为“故意+过失”说

  

  凡是主张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可为“故意+故意”的,无不承认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也可以是“故意+过失”。[⑤]例如,《犯罪通论》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有两种类型,其中的第二种是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为过失。[⑥]其他观点如,前联邦德国刑法学者汤姆逊根据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将结果加重犯分为偶然的结果加重犯、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和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三种。[⑦]“行为人对基本犯罪有故意,对加重结果无故意。”[⑧]等等。

  

  第三种观点为“过失+故意”说。

  

  也有学者认为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可以是“过失+故意”,例如,对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的规定,有论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既成立结果加重犯又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心理。[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结果加重犯为“主要罪过”。

  

  持“主要罪过”说的学者认为,在存在复杂罪过的犯罪中,一般是由若干个活动构成的犯罪行为,它们会造成一系列的危害结果,而行为人对其中的每个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结果都有特定的心理态度,它们形成复杂状态。[⑩]那么,在分析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时,必须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把握心理状态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正确认定罪过的性质。[11]主要罪过说认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基本行为有故意,也能够预见到重结果的发生可能,就具有避免该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对加重结果注意义务的来源和基本行为是相同的,因此,应当肯定主要罪过和次要罪过的并存。但是结果加重犯基本犯罪中包含着重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因此,刑法才规定了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相结合的结果加重犯。其中基本犯的罪过是主要罪过,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的心理属于次要罪过。因此,可以将通说中所认为的基本犯是故意、加重结果是过失的犯罪认定为故意犯罪。[12]

  

  (二)独立罪过说

  

  从刑罚论角度论述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主张于今形成了独立罪过说。独立罪过说认为结果加重犯存在一个罪过心理。这类观点又可具体分为两种,分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为“故意+对加重结果的无罪过”

  

  论者认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任何犯罪都是犯罪主体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主观罪过的有机统一。“双重罪过”说所指的几类犯罪,其罪过形式仍然只是一种。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故意犯罪的过程当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出现了与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不同的其他危害结果。例如,某人只有伤害他人的故意,不料伤及动脉,导致死亡结果发生,所造成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追求的伤害结果的范围,是结果加重犯,不存在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危害后果有无故意或过失的问题。[13]日本亦有学者指出:“结果加重犯是指由于实行了基本的故意犯罪而引起行为者未预见的重结果发生,因此以重结果为理由而加重刑罚的场合。”[14]我国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15]并以丢失枪支不报罪为例来说明,认为如果行为人丢失枪支没有及时报告,并且造成严重危害后果,那么无论行为人是否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的发生,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该罪不需要考虑对严重后果是否具有认识和意志态度。

  

  第二种观点为“具体危险故意”

  

  “具体危险故意”说是主张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为独立罪过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认为,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罪过,并非像现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所认定的双主观要件,而是单一的主观要件,也就是“危险故意”。也并非所有对于加重结果的“危险故意”都是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要件,只有基本行为超出故意范围时,才有结果加重犯成立的可能。也就是说,结果加重犯基本行为的主观要件是单一的“具体危险故意”。这种具体危险故意因为超出了基本行为故意的容许范围,也就不能将表现这种具体危险故意的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与该基本犯罪行为视作同类。[16]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也只是单一的“具体危险故意”。

  

  二、对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诸观点的评析

  

  提出新的观点之前,应当首先说明既存理论的缺陷,否则就可能增添理论的混乱。而欲统一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必先指出现行罪过理论在此问题上立论的不足或欠妥的理由。在对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认定的问题上,笔者首先对关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两类六种观点分别进行探讨。

  

  (一)对双重罪过说的评析

  

  说明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的见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前述的第一类观点,从总的方面(也即第一类观点存在的共同问题)来看,因为定罪的标准是犯罪构成,所以判断罪数的标准也只能是犯罪构成,这是我们进行罪数判断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一个行为在刑法的评价中,符合了一个犯罪构成,就构成了一个犯罪;符合了几个犯罪构成,就构成了几个犯罪。由于具体的犯罪情状错综复杂,而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主观罪过,[17]主观罪过与危害行为、危害结果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且犯罪主观要件又是直接包含了全部构成要件内容的要件,[18]所以,定罪的实质也就是认定犯罪的主观罪过,那么,以罪过作为判断罪数的标准是一个简洁而又准确的方法。以此见解观之,第一类观点主张结果加重犯为双重罪过,明显违背了一个犯罪只能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只能有一个罪过的犯罪构成原理。从一个行为的前提,推论出可以符合多个犯罪构成要件的结论,显然是一个悖论,而多数刑法学者对此理论误区已然习非成是。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类观点不能成立。

  

  就具体的观点,关于第一类观点中的第一种观点“故意+故意”说,首先,笔者认为抢劫和强奸等犯罪都是复行为犯,复行为犯和结果加重犯属于不同类型的实质一罪。这是需要严格区分的。复行为犯对不同法益的故意侵害是复行为犯的应有之义,复行为犯的基本犯罪一般情况下都会侵犯不同的法益,而结果加重犯一般是在“加重”的情况下才侵犯不同的法益。而且,复行为犯作为实质的一罪,其对不同法益的侵害是出于一个故意罪过,而不是“故意+故意”的两个罪过。其次,依循该观点的逻辑,因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加重的结果持故意的态度,而故意犯罪中危害结果没有发生能够成立犯罪未遂,所以将对加重结果的故意作为犯罪行为人的罪过心理必然导致“重结果没有发生而能成立结果加重犯未遂”[19]的结论,而这种推理的结论与结果加重犯是一种结果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明显相悖。

  

  第一类观点中的第二种观点“故意+过失”说可以再分为“故意+轻信过失”和“故意+疏忽大意过失”。对于“故意+轻信过失”,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情况必然是行为人对基本危害结果和加重危害结果都有认识,既然行为人认识到加重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又仍然坚持犯罪行为,那么对加重危害结果的意志态度只能是放任,那么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心理就成立间接故意,而不能成立轻信过失。对于“故意+疏忽大意过失”,笔者认为,总体而言,疏忽大意过失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而心理学常识认为,离开了认识过程,意志就无从产生。[20]所以,疏忽大意过失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没有任何的意志态度。那么,在疏忽大意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意志,它的罪过无从可言,它的刑事责任无据可责。对此,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常以“违反注意义务”来解释其刑责的根据。但“违反注意义务”只是对心理活动结果的外部评价。而罪过心理应当揭示行为人心理活动的具体要素,以及心理活动的反社会内容。可见,对心理过程的外在评价有别于对罪过心理内容的分析和刻画。“违反注意义务说”在揭示疏忽大意过失罪过心理方面劳而无功。

  

  第一类观点中的第三种观点“过失+故意”说亦可分为“轻信过失+故意”和“疏忽大意过失+故意”两种情况,那么,无论是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基本危害结果是不希望发生或者是没有预见到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会对加重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其所列举的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包括间接故意”,笔者对此认为,交通肇事罪在已经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如果肇事者因为交通肇事而负有救助义务且明知被害人处于得不到医治将会死亡的结果,而逃逸的,可以成立独立的犯罪构成,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而不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

  

  第一类观点中的第四种观点“主要罪过说”认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基本行为有故意,也能够预见到重结果发生的可能,就具有避免该加重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对加重结果注意义务的来源和基本行为是相同的,因此,应当肯定主要罪过和次要罪过的并存。笔者对此见解有两点商榷:第一,该见解就加重结果对行为人提出“注意义务”不合情理。因为当犯罪人故意伤害或侵害你的人身或其他权益的时候,你会要求其注意不要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后果吗?刑事立法也不可能规定犯罪者对加重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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