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兵: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罪过形式的确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2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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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兵  

   【摘要】 解决罪过形式争议,应立足于法定犯的时代背景。《刑法》第14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旨在强调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即具有实质的故意。对于杀人、放火、强奸、盗窃等自然犯而言,唯有根据行为人对于“结果”所持的态度判断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故意与过失在伦理谴责上明显不同,致使在罪轻罪重甚至罪与非罪上存在显著差异。法定犯与此不同,只要行为人故意违反前置性规范就不难判断其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故对于丢失枪支不报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法定犯而言,应直接根据违规行为本身确定罪过形式。如果对故意与过失违规行为均值得科处刑罚,而且故意与过失难以区分,应肯定罪过形式为包括故意与过失的模糊罪过,即至少是过失,例如污染环境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中文关键词】 法定犯;罪过形式;模糊罪过;污染环境罪;渎职罪

   【全文】

   在自然犯为主体的79刑法中,罪过形式存在争议的罪名并不多。之后,随着法定犯罪名的逐渐增多,尤其是1997年作为“大一统”的现行刑法的颁布,[1]罪过形式存在争议的罪名数量迅速增长,遍布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各章中,而这些罪名基本上属于法定犯(行政违反加重犯)。在自然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刑法规定及刑法理论之所以坚持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是因为故意与过失在非难可能性(伦理谴责性)上存在明显差异,以致在刑罚轻重甚至罪与非罪上迥然不同,例如重罚的故意杀人罪与轻处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有罪的(故意)强奸与无罪的过失强奸(误以为是自己的妻子而与之发生性交,发现“对象错误”后即终止性交)。与之不同,法定犯在行政违法的判断上,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必须保证行政处罚的高效,而基本上不会考虑行为人系有意违规还是无意犯规,例如违章停车、闯红灯。虽然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处罚法定犯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但相对于自然犯而言,法定犯罪过形式的伦理色彩明显淡化,[2]致使故意与过失在伦理谴责程度上并无明显差异,即使个别罪名区分了所谓故意与过失,法定刑的差异也不如自然犯那么大。

   如果认为长期困扰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罪过形式争议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如今法定犯时代及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特有立法模式的必然产物,是否意味着所谓罪过形式确定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

  

   (一)对刑法第14、15条中“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理解

   根据我国《刑法》14、15条的规定,所谓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所谓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关于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理论上存在所谓行为标准说、结果标准说与行为兼结果标准说三种标准。[3]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刑法》14、15条的规定为根据一直坚持结果标准说,即根据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心理态度确定罪过形式,[4]只不过不少学者可能一方面坚持结果标准说,另一方面在具体罪名罪过形式的确定上却偏离结果标准而实际采用行为标准说。

   正是因为《刑法》14、15条的规定,刑法理论界长期困扰于行为人对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下简称“重大损失”)的心理态度。从丢失枪支不报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来看应该是故意,但行为人对“严重后果”以及“重大损失”的态度似乎又只是过失。于是,所有确定罪过形式的理论都围绕着行为人对这种具体结果的心理态度而展开。对此,有学者提出,“故意犯体现的是行为人对法益的积极侵犯,意志态度所针对的对象自然是抽象的法益侵害,而非具体的危害结果”。[5]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意味着,所谓故意不过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为之的心理态度,即只要认识到行为本身的有害性即具有犯罪故意。

   其实,就自然犯而言,如杀人罪,虽然条文并未指明必须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如果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致人死亡的结果缺乏认识,[6]就不可能肯定杀人的故意,例如误以为前方是野兽而开枪射击。所以,是否成立故意的关键,并不在于条文中有无“结果”的明文规定,也不在于行为人对“结果”有无认识,而在于实施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自然犯,如果对致人死亡或者发生火灾的结果缺乏认识,那么其行为的性质就可能只是狩猎活动而非杀人,或者系农夫秋收后焚红薯藤的日常生活行为而非放火行为[7]。而且,即便是自然犯,对于强奸罪等行为犯而言,由于并无所谓的自然结果,事实上也只能根据行为人对于行为本身的性质的认识(是否属于违背妇女意志的性交行为),确定是否具有故意。对于法定犯,不管有无“结果”的明文规定,同样需要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行为本身有无社会危害性,往往取决于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等前置性规范。例如,就非法出租、出借枪支而言,《刑法》128条第2款对于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成立犯罪没有结果的要求,而第3款对于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成立犯罪却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其中的差异不在于行为人对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行为本身的危害性质有无认识,而在于处罚范围或者说成立犯罪的门槛高低的不同,前者可谓行为犯(抽象危险犯),而后者属于实害犯,仅此而已。由此可见,对于法定犯而言,成立故意的关键,也不在于行为人对于所谓结果的态度如何,而在于对行为本身的性质的认识,只要行为人有意违规实施一定的行为,就不难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可以肯定具有故意。

   笔者注意到,我国现行刑法第14、15条只字未改地沿袭了1979年《刑法》中11、12条的规定。问题是,在1979年《刑法》中,自然犯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对于杀人、放火、强奸、盗窃等自然犯而言,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前置性规范,行为的性质完全取决于行为人对于所谓结果的态度,即,只能根据行为人对于自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来对行为人进行伦理上的非难,而且,行为人对于具体的自然结果是持积极追求、放任,还是不注意(不小心),在伦理责难上显著不同。可以认为,79《刑法》11、12条关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规定,因完全着眼于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心理态度,而契合了自然犯时代对罪过形式的要求。但1997年在全面修订刑法典时,将为数众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相关规定“大一统”地纳入到刑法典中,彻底改变了自然犯占主体的格局而迎来了法定犯占绝大多数的法定犯时代。而法定犯,是以违反前置性规范作为前提;只要行为人有意违反前置性规范,如丢失枪支不报、违法发放贷款、滥用职权,就不难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还执意为之,而具备了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基础。只是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特点以及刑罚与行政处罚的二元化处罚模式决定了,违法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值得科处刑罚。事实上,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域外刑法中,罪过相关规定并未强调行为人对结果的态度,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2、13条[8],日本《刑法》第38条[9]的规定。

   一个可能的疑问是,倘若仅仅根据行为人对于违规行为的态度确定罪过形式,就可能将故意闯红灯而肇事的行为认定为故意犯罪。其实,驾驶行为属于被允许的危险的行为,即便闯红灯的行为被道路交通法所禁止,因行为通常仅具有抽象性危险,而难以认为闯红灯的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具有值得科处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再则,由于交通肇事罪的自然犯色彩极为浓厚,其以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保护法益,通常只能根据行为人对于致人死伤或财产损失的具体自然结果的心理态度,对其进行谴责。因此,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应为过失而非故意。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14条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规定旨在强调,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实质的违法性,因而,我国刑法中的故意,可谓一种实质的故意概念;[10]对于自然犯而言,通常只能根据行为人对具体的自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对其进行非难,而就法定犯而言,行为人有意违反前置性规范,就应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值得以故意进行非难,所以对于法定犯,不宜根据行为人对于旨在限制处罚范围的具体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决定罪过形式,而应根据行为人对违规行为本身的态度确定罪过形式,有意违规的,一般应肯定故意的成立。

   (二)犯罪结果分层论与机能的二元论

   1.犯罪结果分层论

   犯罪结果分层论认为,根据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远近,可以将犯罪结果分成不同层次;将犯罪结果分层处理,最有意义的是可以以此来分析刑法分则中一些罪名的罪过形式;不同层次的结果中,有的对定罪有决定意义(定罪性犯罪结果),有的对量刑有意义(量刑性犯罪结果),只有定罪性犯罪结果才能决定罪过形式。例如,(1)不是交通秩序被破坏,而是人身、财产损失才是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性犯罪结果,故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2)由于有毒有害食品的产出和交易属于定罪性犯罪结果,所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过形式是直接故意;(3)因为供应的饮用水不达标等属于定罪性犯罪结果,所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4)由于职守被违反背弃或管理秩序被破坏属于定罪性犯罪结果,故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医疗事故罪等罪的罪过形式是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5)因为金融管理秩序被破坏属于定罪性犯罪结果,所以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的罪过形式属于故意(;6)由于非法出租、出借枪支以及丢失枪支不报的行为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性质的定罪性结果均为放任态度,故均成立间接故意犯罪,等等。[11]

   笔者认为,对犯罪结果进行一定分层,进而确定不同层次的结果对定罪、量刑的不同意义,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的。问题在于,论者所谓定罪性犯罪结果与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区分非常随意,而且论者对所谓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态度的确定也是随心所欲、缺乏令人信服的判断标准。对于可谓自然犯的交通肇事罪与医疗事故罪,由于行为本身的被允许性,应当根据行为人对于具体结果的态度确定罪过形式,将罪过形式确定为过失是较为妥当的。对于滥用职权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法定犯而言,根据行为人对违规行为本身的态度,即可判断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因而故意违规的即可认为属于故意犯罪,至于过失违规的行为是否构罪,应进行是否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性评价。

   2.机能的二元论

   机能的二元论认为,对于侧重于行为无价值的犯罪,应以其对行为的心理态度作为认定主观罪过的标准,例如滥用职权罪与丢失枪支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对于侧重于结果无价值的犯罪,应以行为人对于结果出现的心理态度作为认定罪过的标准,例如交通肇事罪、危险物品肇事罪为过失犯;在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并重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有一致的心理态度。[12]

   笔者认为,机能的二元论存在疑问。例如,如何判断一种犯罪是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还是结果无价值,显然因缺乏合理的标准而难免判断上的恣意。又如,在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并重的犯罪中,当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的心理态度出现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罪过形式,论者显然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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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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