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中产阶层兴衰的拉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2-08-09 09: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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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存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将从2009年的1.81亿分别增至2.51亿和3.13亿。

  

  近年来,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发达工业国家遭遇中产阶层问题,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也演变成一种挑战。传统上赋予中产阶层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沦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2011年震撼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示的不仅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力量和不满,也凸显美国这一中坚群体的困境和脆弱性。在瑞典、希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传统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也患上了一种焦虑综合征,失业、不平等和福利危机同样侵蚀着他们的欧洲梦。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虽然发展后劲很足,但在当前整体国际环境不佳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一系列的发展挑战。

  和东亚相比,拉美的中产阶层更是经历了诸多“成长的烦恼”。尽管最近十年,经济的稳定增长推动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层的壮大,但社会的稳定性似乎并没有随之增强,反而有所弱化。2011年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Latinobarómetro)的调查显示,尽管拉美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都下降了,但社会的不满情绪却明显增加了,整个大陆都充斥着“进步的不满”。

  事实上,这种相逆的变化根源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智利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无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发达工业国家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和新兴市场国家“成长中”(emerging)的中产阶层遭遇的公共服务赤字,汇聚成全球的“中产阶层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Naím)甚至发出了“中产阶层冲突即将到来”的警告——未来几年,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由中产阶层的不满激发的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将日益凸显。这强烈地预示着解决中产阶层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过去几十年里,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沉浮无疑为当前世界,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某种镜鉴。

  

  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拉美是发展中世界里工业化起步较早、中产阶层形成也相对较早的地区。当前全球面临的这种中产阶层困境,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多数国家都已经遭遇过。因此,探索和观察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非常有必要:以此为参照,既可以反思过去,又可以映照未来,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来说,则更具有特别的意味。可以说,拉美中产阶层的演进历程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中间社会群体成长的典型映射。总体来看,在过去的7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一种U形的演进过程。

  (一)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

  1940年到1980年是第一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阶段。在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殖民地,特别是独立革命以来,拉美各国基于商品出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专门服务于出口的经济大幅扩张,并随之深刻地改变了拉美的社会结构,不经意间催生了一个服务并依附于出口部门利益的中产阶层群体,比如公务员、管理者、律师、会计师和办事员等。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外部市场联系紧密的国家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制造业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拉美社会结构的持续演变。

  到1930年前后,尽管土地和商业精英仍然是拉美社会的主导,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城市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幅明显加快。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形态。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转型和国家作用的增强,以及城市化和公共教育的扩张,拉美的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中产阶层经历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进程。

  1940年到1960年间,拉美的职业结构中最明显、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雇主、独立专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办事员、医疗工作者、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现代服务业者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平均规模从1940年占就业人口的15%,分别上升到1950年和1960年的19.4%和21.2%。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拉美的城市职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时期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独立的专业工作者和小企业主让位于公共机构或私人大企业中的工资劳动,社会关系也从占主导地位的依附关系转变到主要是契约性质的劳动关系。

  在这种新的劳动契约关系下,拉美的城市职业结构继续深入演变并在1980年左右开始稳定下来。

  1950-1980年间,职业结构最大的变化是服务业的扩张,以及由此带动的非体力劳动者的急剧增长。城市职业结构的这种变动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中产阶层比重的稳定提高。

  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拉美的中产阶层占城市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0%,拉美主要国家都已经显现出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奠定了一种通向橄榄形社会结构的趋势。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是拉美中产阶层扩张的一个关键时期,其形成和发展源自几个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变化,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国际移民、公共教育、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技能的传播,以及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性增强等等。

  (二)拉美中产阶层的停滞和衰落

  1981年到2002年是第二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停滞和衰落阶段。

  尽管经过40多年的稳定扩张,拉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达30%左右,奠定了向橄榄形社会转型的趋势。

  但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整个地区的发展拖入泥潭,随后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导致社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公共部门萎缩,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结果,中产阶层的发展势头不仅受到遏制,甚至部分中产阶层因此沦为“新穷人”,尤以阿根廷为甚。在阿根廷经济开始恶化的1974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新穷人,到1984年新穷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4.2%,而到1990年,进一步猛增至18.4%。就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更是中产阶层的“失去的十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销的自由化改革最终带来的是“改革成果精英化”和“改革成本社会化”:精英阶层从改革中大获其利,而中下阶层则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更是面临一系列的挤压,比如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经济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职业前途无望等,而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大大增加了。

  对此,中产阶层做出的一种消极反应是“用脚投票”,即以专业和技术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大量移民海外。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一度充满希望、结构不断优化的拉美社会坠入了一个“中产阶层陷阱”:中产阶层的增长陷入停滞,不再继续扩大,甚至出现萎缩和陷落。

  到1985年,中产阶层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近31%,仅有23.2%。

  尽管之后出现回升,但即使是整个时期的最高水平——1993年的24.9%,都远远低于1980年的水平。

  总体上来看,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始终徘徊在23%~24%。

  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社会的雏形尚未成熟和稳固就遭受创击,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渐行渐远。

  客观而言,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遭遇挑战和挤压,乃至向下流动趋向显著增加,首先应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经济动荡,毕竟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助推器。

  但经济增长并非是拉美中产阶层坠入发展陷阱的唯一根源。

  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家角色的巨大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滞后和缺失都减少或撤销了对中等和低等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从而使这两类社会群体面临的社会风险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传统上推动中产阶层发展的政策工具,比如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公共支出政策也失灵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也就是说,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衰落有其政策性根源。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也是中产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工具。获取后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schooling)在工业国家被视为是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标志,但在拉美,获取后中等教育基本上可以保证中上阶层地位。尽管教育对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系统性的推动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和经济低增长削弱了劳动力市场对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吸收能力,由此导致教育的贬值和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职能的弱化。

  另外,拉美各国普遍存在着隆多尼奥(JuanLuisLondono)和塞凯伊(MiguelSzékely)所称的“过度不平等”(excessinequality)也束缚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从本质上而言,这种“过度不平等”是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余所有收入阶层之间的一种断裂性不平等。如果排除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重新计算基尼系数的话,拉美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安全范围内,且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低收入群体,实际上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90%的人口都是这种“过度不平等”的受害者。

  实证研究同时表明,“基尼系数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小;而基尼系数越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则越大。”普遍的高度不平等很难实现收入的高流动,也更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向上攀登,因为在最高收入阶层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没有多少过渡地带。

  不仅如此,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的积极影响同样有限。再分配政策最重要的职能是进行社会调节,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分配正义。

  然而,事实上,再分配的这种校正功能在拉美存在某种程度的失灵,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公平。

  相关数据表明,在经过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后,欧洲的基尼系数大大下降了,平均降幅高达68%。

  但在拉美,这一效应却失灵了。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再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只有4%的降幅,而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再分配功能甚至对基尼系数不发生任何作用。这与欧洲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三)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

  2003年以来的最近十年是第三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阶段。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首先,拉美经济开始复苏并在近十年里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从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间,拉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4%,这与90年代平均2.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从2003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6年间,拉美经济的增速更为迅猛,全地区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5%。

  拉美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增长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失业率的下降和收入的明显增加。

  2011年,拉美地区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只有6.8%。

  其次,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为拉美中左派政党提供了契机,他们在变革的旗帜下纷纷上台执政,由此开启了后新自由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拉美各国政府普遍增强了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更加注重社会政策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作用。经济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替代性的社会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90年代大部分时期拉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衰退,拉美社会也展现出积极的变化:贫困和赤贫人口持续减少,收入分配稳定改善,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也潜藏着另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复兴,其规模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越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以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为标志,拉美的中产阶层开始了自己的新时代,中产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开始恢复,中产阶层的规模也日益壮大。拉美中产阶层职业在城市职业结构中的比重稳定增加:从1998年的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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