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3 次 更新时间:2012-08-05 19: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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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如果你只看到结果,那不是教育。所以,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刚才,张文质先生说到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太美好了,在这个时代,要是有一个人能够立定心志说出这句话——他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成为“摇头丸”,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慢”字,“慢”是一个过程,“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慢”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慢”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所懂的仅是历史,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19世纪,德国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会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那么再回想,从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是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我不说这种教育不好,它也有它的优越性,它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2000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说人文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教育是从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很多年,但至今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能,天才不是靠学校教育提供的,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爱因斯坦也需要读大学,但他一直到大学毕业,他的物理学成绩都并不特别出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过去对教育的主体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思来想去,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很多时候,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现在来理解民国的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战乱,有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那个时候,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做校长,而不是部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都不大有名了,已经被人们给忘了,但是在他们学生的眼中曾经都是耀眼的明星,曾经是太阳,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他们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是掌舵的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的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地位)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你不就在那里跑嘛,从小学一直到跑到高中,而且你都是为别人在跑,而不是为自己,因为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获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我想起一个故事。在苏州工业园区,那里有一家美籍华人开的企业。这个企业的食堂门口有一片草坪,要进入这个食堂,必须要绕一圈才可以。但是,员工都不愿意,他们就在草坪当中走出一条路,一条最短、最快的路。其实,这是人的天性,要走捷径嘛。这个老板有点与众不同,他后来琢磨出一个办法,他在草坪中间种了一棵树,恰好挡住了那个捷径。然后他告诉员工,在我这个公司,倡导不走捷径,用一棵树作为标志。他倡导的正是一种“慢”的观念。在一个人人都求快、走捷径的时代,求慢就是一种理想。

  我们今天看民国教育,会有很多看点。刚才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看点:教育的独立性。另一个就是,它是人的教育,它把人当人。有一个在台湾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叫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我到台湾参观殷海光的故居,走进去看到的第一条他手写的格言,当时印象特别深。由于他是研究逻辑学、伦理学的,因此就更加关注基本性的问题,他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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