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槼中学是今上海市市东中学的前身，历史可追溯至1916年。当时，上海企业家聂云台捐地捐资，在上海培开尔路荆州路角兴建学校，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其父聂缉槼曾任上海道台，后又历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巡抚;其母曾纪芬为曾国藩的小女儿。1941年，为纪念其父，学校改名为缉槼中学。

无论眼界还是实力，有深厚官商背景的缉槼中学无疑是当时中学教育的佼佼者。它的最初几任校长皆延请外国人，后来又有学者黄仲苏、教育家顾惠人等担任校长。

李敖在1949年转学至此，念初中一年级。与北平的学校相比，缉槼中学显得精致而贵族化，学校的英文课内容也深，让李敖一时难以适应，不得不由北大毕业的父亲深夜帮他恶补。缉槼中学的教育水平，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经过抗战的磨难摧折，毕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倒退。至胜利之后，教员姜建邦便深感学生学习国文的兴趣不高、能力降低。因此将数年教育中积累的材料、感悟，整理成一本小书，以讲故事和杂谈的形式,讲述文字、文体、文章、文人、读书、作文等语文知识，以“引起学生对国文的更大兴趣，和补充国文教师一些有趣的教材”。

因此，这本书大概可视作一本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然而其中谈论文字、文学时热情溢于笔端，信手拈来的典章故事则妙趣横生。

他谈中国文字的形象，则以建筑为比喻，“像一座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对称，有和谐”。

谈书信文体，又不免因技术进步引起怀旧的惆怅，说“近代写信的方法，完全失去了书信的美。松墨变为钢笔，书写变为打字，这种机械的文明抹煞了古代的艺术文明。使我们的生活过于落寞寂寥”，并借日本大正时期评论家鹤见祐辅之语，主张“我们若是在繁忙的世代，偷半日清闲，写封笔端生风似的信札，也是一件畅怀的快事”。

谈罢宋词常宛转描摹的“愁”之情绪，忽然又跳出一章，写文人的故事，讲文人的怪癖，譬如薛道衡做文章，听室外有人便要发脾气;大仲马用蓝纸才写得出小说，用黄纸才写得出诗歌。又讲诗人的短命，讲文人趣味的变迁。

等到这些缤纷有趣的故事讲完，他开始用近半的篇幅讲如何写作，如何搜集材料，如何生发思想，如何把握灵感，如何自我修养。前后参照，大有引武陵人入桃花源的意味，教人“忘路之远近”。

书的体例格式似乎并不严谨，但是趣味纷呈，绝不辜负“国文趣味”的题目。对今天的教育来说，在引起学生对语文的趣味之外，书中又提供了前代总结的学习经验。仅就如何提高读书效率问题，就介绍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泼来雪(S.L.Pressey)、芝加哥大学教授康豪赛尔(Prof.Cornhaucer)的学习法。而对学习古文，又不厌其烦地列出了梁启超总结的三十本最低限度的书目，作为中学生的入门。书目包括四书、《诗经》、《楚辞》、《左传》、《资治通鉴》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位名家的诗文集。这个入门的标准，让今天许多大学生看了都要汗颜。

而就一般读者而言，《国文趣味》拿来闲读也很适宜。因为作者是一位老实而坦诚的读书人，可以在任何时刻与你促膝闲谈。在文字中，可以时时感觉到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读书人，他热情又急切，恨不得将他所有的知识、经验和感受都捧出来，生恐怠慢了读者。他一会儿说李长吉骑驴寻诗，一会儿讲华兹华斯的纪念碑;一会儿谈文昌阁的对联“水月尽文章，会心时原不在远”，一会儿又说莫泊桑请人踢自己的笑话……他把文字和文学当作自己的宝藏，带着几分自得，向人指点其中是怎样的琳琅满目、佳趣迭出。面对这样的谈话，是足以让人舒适怡然的。

今人往往感叹民国时代教育的自由开放，人才辈出，誉为“民国范”;然而社会生活的苦难落后也是现实，连本书序言作者吴倬云也感叹“政治不安定，社会不宁静，金融动荡，货币贬值，交通阻滞，物价高涨，生活难苦，流离颠沛”。两者同存于一个时代，彼此不可相掩盖。其中有益的遗产，今天大可取而为我所用。

《国文趣味》在194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1982年，以《国文的兴趣》为名，在台湾再版过。如今在大陆再版，对今天的学生而言，不仅毫不落后，还可见识60多年前国文教育的开放眼界;对一般读者，也不失为一部有趣有益的书。

苏枕书

于京都北白川畔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