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渐进改革的新动力——从“化整为零”到“合零为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5 次 更新时间:2005-01-23 10: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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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进入专栏)  

  

  思想困境与期盼结构

  

  1979年以来持续了二十余年的中国改革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答曰∶是传统社会的转型与产业社会的进一步转型这样双重的现代化齐头并进、纠缠不清。

  

  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前一种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建立保护自由权的市民公共空间以及产业经济组织,而后一种现代化的目标则主要是建立保护平等权、社会权的福利国家以及超越功能和效率的人生意义之网,其实质表现为对前一种现代化(特别是产业化)的反思、批判以及纠偏。在欧美诸国的演变过程中,上述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基本上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实现的 。但是,在中国,两者的关系却非常复杂。首先,作为产业化对象的传统社会本来就带有某种福利国家的色彩(这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的家产制德政的界定 ),与对产业化的反思以及进一步转型的导向相映成趣,因而让人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欲投鼠而忌器”的顾虑。其次,作为最近二十余年改革对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单位”体制,既包含产业社会的成分,也包含福利国家的成分,使得现代化的话语以及反思性现代化的话语都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面临“理论结构深层次的自我矛盾”(金观涛语)或者“阐述中国的焦虑”(张颐武语)。于是出现了知识界的混乱和两极分化,或者把既存的现实认作定盘星,或者把一阵风似的知识时髦奉为“急急如律令”,或者在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叙事乃至学术泡影之间茫然自失、手足无措。

  

  也正是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的改革实践不得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路线。针对复杂的问题状况和理论上的两难,政府的具体应对策略是把时间作为参量的“先后有序”以及在社会中营造出相应的“期盼结构”∶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后实现共同富裕;先按照有效率的开发独裁的模式讲纪律,后按照分配公正的逻辑讲民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可以奏效的,但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经济要维持相当的速度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尝到甜头、看到盼头。换言之,只要经济的馅饼还在日益增大,即使切割分配上有些不公正,吃亏者所得的那份饼倒也未见减少甚至还会略有增加,这时肚里憋了些气他也仍然可以忍耐,当下的不满会与未来的满足相抵销。但是,倘若经济的发展一旦停滞,杯里分羹、鼎中染指的小实惠没了,甚至连希冀似乎也要落空,这时忍耐的底线就会显露出来。

  

  另外,“先后有序”的策略还受到一个特殊事实的限制,即当代中国与东南亚中进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上有根本性不同,首先得通过化公为私的方式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作为产业化的主导力量。这就涉及全民所有的资产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因此不得不提前思考分配公正的原理,不得不提前应对民主化的要求 。在此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过分强调公正就无法启动改革,而过分忽视公正又无法使改革成果合法化。如果改革不能及时甚至尽早在制度安排上找到适当的均衡点的话,实际上很有可能把旧体制的失败风险全部转嫁到下岗工人和破产农民身上,形成了该负责的集团不负责、已经受益的阶层永远受益、过去没有选择自由的人们现在除了自认背时倒霉之外别无选择这样一种极其不公正的事态。其结果,改革就有可能被低层造反的行为所否定,二十余年的努力或许将付诸东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种通过不断刺激景气而形成的实惠性期盼结构―― 盼股票牛市、盼搬进新房、盼加工资、盼添电器、盼回归、盼入世、盼奥运,等等。在有关的圆梦过程中,国家变得越来越像个控股公司那样的经营机构,政治本身也变成了特殊的利益分红方式。问题是怎样才能维持这样的期盼结构、避免幻灭?怎样才能在必要时别开生面,创造出一个更高尚的新型期盼结构来?

  

  自1999年夏天起,向农村圈地的热潮尚未消退,不同机构乘实施证券法之机向股市圈钱的做法也开始愈发露骨。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改革加大了失业率上扬的幅度,在有些地方,欠发工资的现象也已经日常化,贫富悬殊达到很严重的程度, “共同富裕”的承诺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 。特别是入世之后,农村以及许多企业都将受到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使得很久领不到薪水的普通职工和老实巴交的种田人更加不安,也使得在旧体制的余荫下暴发起来的富者更加倾向于把财产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海外(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新西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们之所以能够一直容忍全民所有的资产被非正式地私有化,是因为知道在中国要创造新生企业家只有这个招;但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牺牲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换得应有的回报,流失的国有财富并未转化成国内生产性投资的源头活水,而仅仅是中饱了少数权贵人士的私囊和欲壑时,特别是在由此造成的亏空还将由可怜的小股民、小存户们以自认倒霉的方式去包揽分摊的场合,不满就很可能像火山一般突然爆发出来,把那个脆弱的期盼结构冲得“落花流水春去也”。

  

  怎么办?显而易见,要防止财产的转移或者浪费,首先必须建立形成健全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在加强对私有权利的保障机制的同时,建立起整套能兼顾公正分配和公平竞争的新的游戏规则体系。还要指出的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集团和价值多元化,分散自立的区域经济圈也隐然可见,但国家权力结构仍然故步自封,保持着一元化的集中格局;这两者之间的构造性结合方式是很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整和重组。另外,权力交替的程序性规则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化、合理化,以防止当政者在面对继承关系的糊涂帐时不得不靠豢养和宠幸佞臣的下策来维护大位根基的“苏丹制(sultanism)”那样的弊端以及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总而言之,现在只有通过在国政层面的变革以及权力结构的重组才能把已经取得的零散成果串起来,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形成新的整体性期盼结构,避免人民对改革前景的幻灭。

  

  处于这样的脉络当中,我认为目前的中国还没有步入“后改革”时代 ,而是正骑虎难下,不得不继续探求“改革过大关”的适当出路。换言之,在改革的瓶颈阶段,成败或许系于一念之差,但更上层楼的可能性依然没有终结,甚至还能出现刷新政治的最佳时机。因此,气可鼓而不可泄。其实,如果说过去二十余年的渐进路线推行了一种“化整为零”的改革,那么今后中国应该果断地转向“合零为整”,在五、六年里大致完成政体重构的研究和部署,以便在下一个二十年期间内尽早形成一种能够满足双重现代化的要求、兼顾理性和人性的真正有效率的政治经济结构。否则日益蔓延的制度腐败就有可能使中国重蹈拉美中进国家在社会转型方面功亏一簧的覆辙,而地方的经济离心力又有可能使中国在政治上的集权体制支撑不住。需要指出,这里所提倡的“合零为整”并非对“化整为零”式渐进改革的否定,而只是渐进路线的延续和深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反复过程的一种推动装置。

  

  司法改革的多米诺骨牌

  

  在19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在内外压力之下实际上已经悄然起步,只是与经济改革相比化整为零的渐进路线贯彻得更加彻底,其各种举措也更加不动声色而已。例如推行农村基层选举、导入公务员制度、精简行政机构、建立现代租税和财政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功能、提高职业法律家群体的地位、普及当事人对抗主义审判程序等等,就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有限的成果积少成多、互相促进,目前已经酿成了“改革过大关”的不可逆转之势,才使“合零为整”的思路显得有些现实可行的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司法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实践。

  

  在1990年代之初,社会渴望安定化的开明政治,国家也不得不通过制度性措施来回应这种要求,于是根据程序公正原则进行的司法权合理化就成为比较适当的突破口 。阅读过吉拉斯(M. Dijlas)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的人对以下命题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即∶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启动政治变革的关键。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初始理由却很简单,就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法院的财政负担和案件积压。因此,其起点无非要调整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让当事人自己来分担查明事实方面的制度成本而已,并不涉及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在两厢情愿、皆大欢喜的气氛里这么轻轻一推,制度逻辑的多米诺骨牌就哗啦啦倒将下去,连锁反应的另一端却是关于加强司法权、提高职业法官地位、刷新审判正义观以及对国家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构等各种各样的诉求随之鹊起!

  

  在这种歪打正着、四两博千斤的演进过程中,有两组矛盾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组是传统的承包责任与现代的公正程序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本来审判独立的前提应该是既有很高的制度效率又有很好的群众效果的程序要件,但从中国各地人民法院的实践来看,所谓“下放审判权”始终是以层层递进的归责机制作为担保的,表现为“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廷责任制”、“审判长责任制”等等 。程序公正原理以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进入司法系统的确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似乎也的确通过以人格为担保的责任条款倒逼出了审判主体明确化的制度安排-----审判长选任制。至于作为媒介物的责任制会不会反过来导致程序的蜕化变质,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另一组是人民主权与真正的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1998年开始大力推行的立法部门“个案监督制” 以及2001年试图导入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合宪性审查制”的司法解释 等事态。至此,司法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政治体制,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与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

  

  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导入抗辩制色彩较浓的审判方式使任何个体在公共空间里都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言机会,而举证责任的新规定又大幅度提高了当事人委托律师进行诉讼的比率,其结果,法院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民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部宣泄不满、寻找说法的动机显然得到强化。特别是行政诉讼提供了“民告官”的渠道和方法之后,借助法律程序来抵抗滥用政府权力的倾向的希望已经浮现,围绕审判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成为法院之外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司法改革也是为国家体制营造某种新的可视性期盼结构。如果法官真正有威信,审判真正能独立,这种期盼结构就可以为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提供必要的缓冲装置和动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以及司法腐败等问题却使上述期盼面临落空的危险。

  

  为了防止这样的结局,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性举措,例如加强法院的内部监督和伦理纪律、制定严格的错案责任追究规定、实行立案与审判的分离、加强审判人员回避和忌避、通过选任审判长优化资源配置、以再审听证会和“阳光工程”等方式提高程序上的透明度等等 ,其中有些做法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也不得不指出,以下两项改革出现了好心办错事的失误∶一项是容许人大代表干预具体审判过程的“个案监督”,另一项是容许公共传媒进入法廷进行报道的“舆论监督”。

  

  “个案监督”的做法与现行宪法关于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规定似乎是吻合的,也似乎符合民主政治的理念,但却损害了宪法所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的制度性基础,甚至使上诉之类的程序都有可能在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口实之下变得名存实亡。

  

  据我个人的采访调查,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某个诉讼案件搞所谓“一锤定音”的现象,也存在个别人民代表居然接受当事人的贿赂向同级或上级法院施加压力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囿于司法独立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这一既存体制的框架,明知“个案监督”弊害无穷也不敢公然纠正,只好采取不了了之的“搁置”方式(但在地方上这个拖字诀被领会得如何还是个问题)。2001年8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进诉讼的司法解释虽然为立法权划了一条底线,为今后抵制“个案监督”留了伏笔,但在不握有合宪性审查权的状况下,真正的司法独立还是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的。

  

  “舆论监督”不仅符合民主精神,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自从1998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对著作权纠纷集团诉讼的审理过程后 ,法院报道蔚然成风,仿佛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推动的观察法院运动(court watching movement)的再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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