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0 次 更新时间:2012-07-14 08: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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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近年来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2]在种种不利因素中,有四个问题或许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以及一般本科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一,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如何确保大学坚持精英教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水准?

  第二: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课程体系如何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而不是走向"多而滥"的方向?

  第三:在社会极度功利化,商业化,市场化的今天,如何使得大学内部尽可能的相对非功利化,相对非商业化,相对非市场化?或者说,今天的大学是否仍然可能成为"书香社会",而今天的大 学生仍然有"读书人"的气质和品格?

  第四: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特别中国经典著作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和比重?

  我基本认为,我们现在实际是在非常不利的社会氛围和大学内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下推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我们对于现在的各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通识教育的目标一 定要非常实际,要量力而行,逐渐积累,而不宜好高骛远,华而不实。

  本文将着重讨论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同时也将略为谈及上面的第四个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先稍微讲一下上面的另外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对于通识教育的发展有直接影响,甚至 构成了最不利的因素。

  首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我国是在2004年正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90年只有3.4%,到90年代中期提高到5%左右,亦即仍然远远低于15%这一教育学 界定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但1999年以后,在国家教育政策拉动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幅度加速提高,在2004年毛入学率达到19%,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3] 2005- 06年中国大学在校本科生已经达到2300万人。这2300万的本科生如何教育,实在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于国内大学通识教育虽然从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起步,但基本上是1999年教育部建立32个素质教育基地后才正式开展,因此开展通识教育的时候实际恰恰与大学大量扩招完全同步。[4]这对 开展通识教育自然相当不利,因为本来就没有通识教育的基础和经验,现在又突然这么大批量的学生进来,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如何保证。据我所知现在全国大概只有三所大学(北大 、清华、复旦)基本控制了本科生没有大幅扩招(北大目前每年本科招收按照官方严格要求是2700人,清华和复旦每年本科招收大体都是3300人左右),因此这三所大学也应该是发展通识教育条 件相对最有利的。其他所有的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等等基本上都是本科成倍扩招,例如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1999年招收本科生3000人,2005年扩大到7200名 ,增长了140%。一下子多出来这么多人,连安置都是问题。中山大学目前本科一二年级全部学生和中山大学本部是分离的,不在广州,而单独在珠海,老师上完课通常就得匆匆从珠海赶回广 州,因此这些本科生平时和老师教授很少有太多接触机会。在这种情况,要尝试通识教育的难度就更大得多。

  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在不久前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很不实际的观点,亦即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要保持大学精英教育的教学要求和水准,应该特别采用"小班讨论课"制度来保证本科教 育特别是通识教育课程的质量。这初看上去很不实际,因为学生这么多,分小班自然更困难。但我以为中国大学有一笔很大的人力资本没有动用,这就是大学的研究生。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 究生比本科生扩招得更厉害,上面提到中山大学从1999年到2005年本科生增加了140%,但同期研究生增加了240%。[5] 事实上现在北大清华等很多学校研究生人数都已经超过本科生。我们知 道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普遍采用小班讨论制,其前提就是大量用研究生作助教来带领本科的小班讨论,但中国的研究生基本都不参与教学。我认为中国大学同样应该建立研究生作助教的制度, 来开展通识教育课程的小班讨论课。这里的关键在于,应该把助教制度看成本身就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方式,而不应该看作单纯的打工和额外负担。国内研究生大量扩招以后,研究生本身的 质量同样是个很大问题,许多研究生本身就基础薄弱,助教制度既可以强化研究生的基础训练,同时也培养研究生主持讨论班的能力,包括综合问题的能力,清楚表达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 力,批改作业等判断能力,以及以后独立授课的能力,这些恰恰都是国内研究生现在普遍缺乏训练而往往能力很弱的方面。

  去年我应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曾在清华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实验班,这个实验班的教学效果使我深信,即使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 开设有一定强度和难度的人文经典阅读通识课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实际是学生所希望的,同时,引进小班讨论制对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明显效果,也是学生特别欢迎的。[6] 据我 所知,今后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将会采取以研究生为助教的制度,复旦大学最近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也已经开始采取以研究生作助教带领小班讨论的制度。我相信这个方向是很有希 望的。

  第二,关于高度商业化对大学的败坏问题,现在已经是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严重危机,所以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社会对于美国大学日益商业化对高等教育造成的严重问题, 已经连连发出各种警告和呼吁。其中特别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的所谓"梅洛报告"(the Merrow Report)--[高等教育逐渐衰败的危险][7] 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这个报告的很多作者从各 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大学近年来的高度商业化已经导致社会严重不安,例如招生方式的全盘商业化导致各校纷纷以扭曲奖学金制度的不正当方式竞争学生;[8] 又如大学的招生广告与学校实际日 益严重地名实不符而误导家长和学生;[9] 以及,为压缩本科教育成本而日益放弃大学本科教育传统的"小班教学"制,越来越多采取数百学生一堂的大课制。[10] 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根 本问题:如果大学现在日益把自己看成与任何商业机构完全没有区别,一切都只是服从市场的原则,那么大学将日益失去其在社会中的崇高道德地位,事实上大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 [11] 前哈佛学院院长刘易士(Harry R. Lewis)最近也刚刚出版了严厉批评哈佛大学最近通识教育改革的专著[没有灵魂的一流大学],他的批评在很多方面是与上面的这些批评相呼应的,该书 副标题"哈佛大学是如何忘记了教育的",也是批评哈佛大学急于加入全球市场化竞争而忘记了大学本身的职责。[12]

  以上所说大学越来越象商业机构而不象大学的现象无疑在中、港、台都存在,而且比美国有过之无不及。但中国大陆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在所有其他因素以外,国内大学最近十多来年商学 院和法学院的大量增长,我认为可能是大学校园内日益功利化,商业化,市场化,而且人心极为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有些大学各种法律,商科或经贸各科占到大学所有院系的一半以上 ,由于这些专业都是直接与挣钱特别挣大钱有关的专业,这对学校的风气和学生的心理是有很大影响的。近年商法学院大量扩张是因为市场经济急需,因此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后中国的商 学院和法学院应该象现在这样一直放在大学本科,还是应该在适当时候停办本科,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很值得提出来讨论。我这两年一直论证,从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角度考虑,商学 院和法学院这些应该尽快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我个人一直认为,美国大学以往本科通识教育比较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学院商学院是本科毕业以后才能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美国的商法学院像中国一样是办在本科的话,美国大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及其通识教育制度多半难以维持。因为每个家庭都会做很简单的财政计算,如果任何人并不需要经过本科四年教育 ,就可以直接选择挣大钱的职业教育如商法学院,那我们可以想象,还会有多少美国家庭会先花四年的冤枉钱,供自己的子女先读文理学院,然后再去读商法学院?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投资让子 女直接读商法学院?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反过来,正因为必须先读四年本科才能报考商法学院,同时事实上只有最优秀的本科生才能考上精英的商法学院,这样就能一箭双雕,既强化了大学本 科的通识教育,又确保了商法学院的学生必然是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我个人因此倾向于认为,把中国大学内的商学院和法学院转为"后本科的职业教育", 将有利于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改善 和强化,同时将会比较有利于大学校园重新成为"书香社会",而不是现在那么严重的金钱社会,比较有利于今天的大学生成为"读书人",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市侩气。这个问题两年前我和别人 讨论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我现在觉得时机已经更成熟了,因为事实上现在北大清华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本科毕业找工作已经并不容易,就业市场开始饱和,商学院法学院大量扩张的时代 已经应该结束,可以转为后本科职业学院了。

  下面我想集中谈一下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的问题,亦即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通识课程体制以及整个本科课程体系应该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还是走向"多而滥"的方向。我以为这是 中国大学今天特别突出的问题。这里我想首先从一个非常具体的经验观察入手,来看一下国内通识教育以及本科教育目前比较头痛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课程数量与课程质量的关系问题。

  我在清华讲课期间最令我吃惊的一个发现是,目前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本科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普遍地每个学生每学期选课都在10-12门之间,有些甚至更多。由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对建立 大学通识教育的否面影响极大,我觉得有必要就此把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与美国大学本科教育作一些简单比较:

  例如哈佛大学的学制与北大和清华完全一样,也是本科四年、每年两个学期,一共八个学期。哈佛大学的规定是本科四年要求完成课程32门(其中8-10门为通识教育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平 均选课是四门。

  芝加哥大学的体制是学季制,每年三个学期,四学年共有12个学期。芝加哥的规定是要求本科四年完成课程42门(以往规定其中21门为通识课程,近年是其中18门为通识课程),亦即平均每学 期选课是三门半。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清华北大的本科生每个学期选修的课程数量要比哈佛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多得多,几乎是美国学生的两倍到三倍。这是否表明中国大学生远远比美国大学生勤奋用功刻苦 读书,中国大学本科的强度要求和教学质量远远高于美国顶尖大学呢?当然不是,实际情况只能是恰恰相反。在芝加哥和哈佛,通常学校和老师都不会鼓励学生选太多的课,而学生实际上每学 期也不可能选太多的课,因为芝加哥和哈佛的课程尤其是通识课程都相当 tough,每门课都有相当的难度和强度,而且有严格的训练要求(例如每两周交一篇作业),因此没有一门课是可以随 便混学分的,一个学生一学期最多选5门课基本是到顶了。而清华北大的学生之所以可以每学期选10-12门课,恰恰是因为这些课程中有相当大比重的课是水份很大,没有任何教学要求和训练 要求,因此可以随便混学分。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自己作过学生的人都很明白,一个人每学期选10门课,那么至少其中的6门课甚至7门课一定是没有难度和强度,也没有什么严格要求,而是 随便混学分的课。如果每门课都有一定的难度和强度,同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那么实际没有人一个学期可能选10门课。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可以算出来的。

  中国大学生为什么选这么多的课,其原因相当复杂,未必都是学校的要求,因为事实上北大清华近年来都在不断减少学分要求,只不过校方减低了学分要求并没有导致学生实际选课相应减少 。这一复杂现象本身我这里暂时不作太多分析,我关心的是这种现象对于中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致命影响,因为这种普遍状况实际导致中国大学的通识课程几乎注定是没有什么教学要求, 也很难提出认真要求的。原因非常简单:老师都知道学生普遍选10门课以上,因此除了专业必修课和部分专业选修课可以对学生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而学生的心态也能接受这些要求以外, 其他的课如果严格要求,那不但不合情理,而且几乎是不人道的。这里随便应该指出,虽然清华北大等都早已提出所谓"淡化专业"并加强通识的方向,但实际上"淡化专业"基本是不大可能作 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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