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经济转型有很多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2-07-12 09: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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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进入专栏)  

  

  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一提转型,就会认为是转向服务业,这是老思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发现,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服务业占比并不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与急于向低效率的第三产业转移有关。李扬强调:基于劳动生产率持续改善之上的转型升级,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转型升级。基于这种性质的转型升级,方可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减速,很可能就在5年左右发生。”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以“模仿-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李扬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而就在此时,《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上海经济转型的报道小组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集中调查。

  6月19日,李扬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主题就是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建言。他说:“对上海研究发展的研究,不仅是上海有针对性,对当前的中国同样极具针对性。”

  李扬特别强调,切忌使用产业干预的传统手段来促成转型升级。这不仅会出现“拔苗助长”的问题,而且极易使本地经济陷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使用传统的产业干预手段促成转型升级,在多数情况下以效率降低为代价。

  

  转型到了紧急节点

  

  曾经出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亚洲经济体快速的现代化是可以与经济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最重要发展之一。”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酵,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般陷入衰退,包括亚洲经济体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即使未落入衰退的境地,但经济减速却难以避免。

  2011年底,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征兆,并在这个夏天探入“低温区”。过去多年堪称奇迹的增长是否将就此结束?质疑声颇多,对经济转型的呼唤也愈发急促起来。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爆发后,您认为减速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扬:经济减速,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意味着过去多年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趋同的进程受阻了。

  此次危机爆发前的20年间,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减速;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

  这一过程是新兴经济体、或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趋同的一个进程。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而多数新兴经济体却依旧表现良好。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趋同过程还在持续着。

  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纷纷步入经济减速的轨道,过去高速增长中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

  于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全球经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尤其受世人关注。

  在理论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实现基本趋同是可以的,如果实现趋同,它们将成长为发达国家;但是实践中,绝大多数落后国家都较难追上发达经济体,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出现增长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脆弱等并发症。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依靠转型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节点上?

  李扬: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急需转型的关键节点。

  危机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变了,例如过去吸收我国出口产品的欧美市场萎缩,美国无法再忍受巨额的逆差,这在倒逼我们发展内需市场。

  二是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路径改变了。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多年的发展路数,或明或暗都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路来走。但危机告诉我们,发达经济体并不全都是对的。

  可以说,这场危机一下子把过去很多看上去成熟的理论、经验都推翻了。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寻找再平衡的调整过程,新兴经济体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径。

  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其自身的赶超效应也会逐渐减弱下来。之所以在过去多年能够创造一个高速的增长周期,是因为在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后,新兴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潜力。

  例如,这些国家不必去亲自开发新技术,他们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导向、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从而轻易地提高生产率。

  但是,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一方面,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另一方面,当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后,增长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产业转型无疑难度更大。

  此外,这些国家还要面临过去投资留下的大量的资本存量。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来弥补。

  在旧的模式面临被迫淘汰的同时,需要科技创新来带动新的增长,这些国家能否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也要打一个问号。

  

  转型不等于发展服务业

  

  目前,各地对转型的一个误区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李扬认为,单纯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拉美国家当年恰恰就是坐在服务业快速扩张的快车上,坠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有要实现经济转型的布局,都应该从最原始的经济思维出发——更少的成本带来更高的收益,也就是不断提高的效率。忘掉这一点,去追求任何产业的比例结构,都是舍本逐末。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已经进行了下调。要想持续您所讲的趋同的进程,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怎样的要求?经济减速是大势所趋,速度下来了,将来如何继续追赶发达国家?

  李扬:过去多年我们GDP保持那么高的增速,很大一块是浪费的。看上去虽然是两位数的增长,但其中6%、7%带来的实际经济效应可能是零。

  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是粗放型的。一片地区建了拆、拆了建,拆与建的过程都产生GDP,却是没有效率的产出。抑或各地都在搞科技园区,实则可能是借着这些项目圈地、拿资金、搞房地产,大量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被浪费。

  所以转型是要创造出更高质量的GDP,如果我们将来把增长的质量提上去了,那么速度降下来,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为有实际产出的那部分增长,可能比过去还要高。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言必称转型、或结构调整。您认为转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什么才叫真正的转型?

  李扬:经济减速,要的是提高效率的减速。而转型的核心,也在于“效率”二字。

  要看我们新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两个长期的课题: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化的不同速度将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拉美国家有一个特点,城市化的速度快于工业化。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后,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就业。失业人口激增、到处游荡,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搞服务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涌入城市的失业人口,所受教育水平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搞起的服务业都是低端行业,效率很低,自然这些人群也仍然维持着贫穷的生活。

  因此,从拉美的教训可以看到,仅靠发展服务业来实现转型的思路并不完整,仅仅追求服务业比重达到多高的一个数字,缺乏现实意义。

  现在中国各地城市转型的思路,要摆脱产业比例的桎梏,真正从经济的眼光出发,从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出发,牢固树立提高效率的意识,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上,无论它是效率更高的服务业,还是高端制造业。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快于城市化,这是我们的优势,不是问题,未来还要强化这一优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首先要有工作,这就使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升级到高效率产业。在这一基础上,再将产业布局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低端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效率转型的抓手

  

  全球各国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序曲”。在“序曲”阶段,各国一面处理危机时代的各种麻烦,但眼光也都在瞄向前方——寻找他们认为即将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点,提前布局、积蓄潜能,试图成为未来增长点的引领者,进而占领制高点,成为新一轮经济规则的制定者。

  这一局面,使中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经济效率,既是自主的抉择,又具有很强的紧迫性。找到对的方向,用对的方式刺激产业发展,是实现效率转型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从美国与欧洲两个大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目前着眼的发展方向有哪些?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扬:美国正在大力倡导的,是可贸易服务业。

  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预计10年后全球服务中的可贸易比重会从现在的20%多,增加到50%。服务业可贸易规模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比如外包、远程服务、知识产权传递等等。

  要提高可贸易服务的比重,需要提前做好大量功课,最关键的点在于深度信息化的发展。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动服务可贸易化的主要动力。

  现在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中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地指出了深度信息化的方向,在市场层面有企业在推进,但是在各级政府的规划中,并没有提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而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还缺乏统筹。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面在推进信息化,一面是各地在继续火热地申请各种开发区、各种城市带,抑或各地都希望建设金融中心。然而信息化的发展不需要一个有形的物理场所,很多工作与交易可以通过远程实现;而各种“带”、“区”、“中心”的建设,又是基于大面积的物理场所。二者没有衔接,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

  可以说,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还相对滞后,对未来发展模式的定位还是落在大规模的圈地、搞固定资产投资上。

  欧洲正在主导的,是绿色更新周期。所谓绿色更新周期,指的是绿色消费和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设备和居住的更新改造周期。研究显示,设备低碳改造的周期预计有10年,居住绿色消费更新则要长达30年以上。

  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应该抓住全球绿色更新的技术进步趋势,通过政府的市场化引导,塑造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样的产业是高效率的,而且是应该大力发展的?

  李扬:要提高产业效率,经济效率,要先提高制度效率。直到现在,我们在促进某一项产业发展时,总爱搞优惠政策,通过包括低价土地、低息贷款在内的各项优惠促转型,这带来的可能不是转型,而是浪费,因为投入已经发生了,但产出在哪里?还不知道。

  最好的机制,是让市场去选。不要搞特殊的优惠政策,更不应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产业目录,标注出哪些是鼓励发展的正项目录,哪些是限制发展的负项目录。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

  政府管的过多、代市场选择的教训早已有之。上个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曾讨论过一个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皮革行业。后来经过“研究”生成了一份政策建议,认为要限制皮革产业。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再结合当时的中国人口,得出结论:中国不应鼓励皮革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看似具有科学依据的结果。然而,今天皮革产业发展的结果又是什么?后来很多年中,养殖、生产的各项产业均放开,起初丰厚的利润吸引大批人进入,而后利润逐渐摊薄,在这个过程中,皮革行业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这就是政府计划与依靠市场机制的差别。

  未来,政府要通过各项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来实现转型升级。这其中包括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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