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二十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 次 更新时间:2012-07-11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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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本文对接前文留下的问题:即回答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遗留下什么问题或历史局限性问题。今天,人们总是在农民身上寻找新民主主义历史局限性。马克思说:“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农民被剥夺了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就要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发展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生产。另外,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强制农民同土地分离,由此引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马克思的话加上原始积累的历史至少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评价新民主主义的一个历史标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并以农民“平分土地” 连结土地为终结,所以呢,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那代人在成功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遗留下什么问题或历史局限性问题——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的农民只能作为攺朝换代的工具;近现代中国农民或充当尾巴或像阿Q那样被愚弄利用和抛弃;或充当“革命元勋”。 果真如此吗!?

作为一个农民,我时常责问自已,你真的认识农民自己吗?!而作为一个农民,也许有资格责问当下中国思想理论界,你真的认识农民吗?!

如果将时光逆转到1949年以前,尽管中国农民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次数上都是人类史上无法相比的,但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他们描述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景象,统统把农民领袖称为“匪” 和破坏秩序的人。因此,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不存在农民战争的“历史”。 在此之前,都叫“民众暴动”。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对“暴动” 与“革命” 作了区别。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是破天荒的笫一次革命。其依据是孙中山有主义,“民众暴动” 则没有。他对“民众暴动” 的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自身之溃烂,及民众生活的不安。再加上旱灾水灾蝗虫的袭击,以及长期流落在社会生活之外的流浪者的侵害,在这时,有一二个人,假着迷信的或宗法的或皇帝的某种怪名义,起而狂呯,民众自然趋之若鹜,至是大规模的暴动乃开始。总的来说,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所论述的还不是历史学范畴的农民战争的“历史”。

作为历史学范畴的农民战争的“历史”, 发生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到1961年间,发表的有关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论文达400篇以上,有关19世纪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史料也相当于这个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1949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对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用翦伯赞的话说,是“揭示中国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革命传统。”对于把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提高到“动力” 这样重要的中心地位,除了历史学家们在选题和方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之外,就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內解释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动力何在。

综上所述,农民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体系中是“破坏者”,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內是“动力者”, 而在今天的近现代化的历史时空中则是“阻力者”。 农民还是那个农民,历史还是那个历史,而农民的历史地位经历了“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 的变化,只能说明人们的脑袋在变化。

鸦片战争之后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体系中,仍然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把整个历史置于中央大国之中——用殷海光生前的话说是,在这个地球上,许多伟大的文明个别地创造了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各有其不同的特色——我们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们的历史事实上在这期间开始作种种努力——试图在保留本民族传統的同时又以本民族传統为基础学习西方(从师夷之技长开始) 寻找新出路。因破产与失败,造就了中国史学界与德国的一种“缘分”。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方法,学术态度是尽一切力量搜集事实并且千方百计地追求准确性。在辛亥革命后和国民党时期,或者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德国历史学派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强烈。而且这种影响还表现在1920年代以后德国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较量。并由此形成了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两个不同的史学的体系。而这两个不同的史学的体系统统“生长” 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影子” 下。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的史学的体系,普遍认同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为“符合逻辑的人类进步道路上” 的关键步骤, 因此,1949年以后大陆的史学的体系比台湾的史学的体系更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性质。而在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经历了“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 的变化,至少可以表明,一个消亡中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的史学的体系在中国还没有形成。

我们只能沿着历史的实际进程去探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

从1980年代至今,人们言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必言及人类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几乎形成“共识” 是:人类近代经历了三场思想启蒙运动。笫一场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它提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全部是人,大作人的文章。正是通过人的价值和生存权利被肯定、被发现、被解放,完成了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局限性在一个“被” 字上。第二场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继承了上一次启蒙运动的精华,强调的是每一个的自由发展。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质是解放人,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追求个人幸福。但是,自列宁主义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摈弃了人,把马克思继承下来的“人字号” 送还给资产阶级。笫三场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现在,人们公认,在中国直到五四运动才笫一次发现“人字号”, 但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压迫之下最能鼓动人的是反帝,中共成立后主要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运动,而且吻合着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思想启蒙运动。当然,五四运动的确是一场人类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意义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人们言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必言及人类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至少在1920至30年代中国的受德国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在西方,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人们笫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在他们那里,已经将思想启蒙运动与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联系起来。如,1930年代周谷城先生认为,西洋产业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顺序相反。西洋产业革命,其顺序是:一学术的发达、科学的进步与机器的发明;二生产进步工商业的发达;三国外贸易的发达,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国则相反,最初一步,是整军经武;中间一步,是产业界的变化;末了一步是学术的提倡。他的“学术的发达”实际上指的是思想启蒙。但今人言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必言及人类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带来一个新的话题:高技术、新产业革命、将人类送入太空、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等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已调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得马克思“为人类工作” 的主张被资本主义世界接过去,而在中国,现在最不值钱的恰恰是人。说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已陷于严重的困境或严重的危机一点也不过分。细心推敲,将中国危机的本质归于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不用说,在中国,现在最不值钱的人就是农民。我们要破解的难题是:中国农民充当着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却生存于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边缘地带!?或者说,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西方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的那条道路是否可行!?

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思考,但思考得不彻底。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讲到,1951年4月17曰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一个在互助组织中釆取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专题报告。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史载,毛泽东在了解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他们。这个“道理”, 既隐含着,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也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这个“道理”, 又隐含着,在毛泽东心目中,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的阶段,也要走出一条与西方有别的道路。

毛泽东的历史大架构没有错,但褪去公有制光环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包括后来釆用蒸气动力机械的阶段,我们同西方殊途同归——在剥夺农民基础上,造就工业化的基础。直到今天,人们还意识不到,在某些时点上,我们具有与西方同源同构同息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我们主观上想走一条与西方有别的道路,客观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一条与西方几乎是相同的道路。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还有另一个不争亊实,着眼于 “三农” 变迁,可以描述为以下三个历史性变迁,传統农民——城镇居民——现代市民;传统农村——城镇——现代城市;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但繁荣的背后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为支撑。从“过程”看,找不到中西方的制度“优越性”!? 也找不到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在这一点上,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尤如一对孪生兄弟。

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之一是解放农民,但最终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就意味着不能从农民身上寻找新民主主义历史局限性。那么,从那里去寻找呢!?

我们知道,刘少奇在1951年3月为党的笫一次全国组织会议起草的一个文件即《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个提法,现在我们知道的就在这里。两年后,即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找到刘少奇在何处——包括文章和演说——说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这样一句话。但当时谁都知道,毛泽东批评的是刘少奇。

2010年1月20曰,曾为刘少奇秘书的姚力文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刘建平在《共识网》上撰文写道:

——随着毛泽东的离世,“不断革命”呼啸列车停止下来。而随着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见天日,刘少奇的悲剧即作为个人时间的历史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创造性思考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惟因没能够坚持初衷、抵制强权,新民主主义的夭折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经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刘少奇已经获得了荣誉的历史地位。不过,作为国家民族的悲剧不可能随着为刘少奇平反的政治仪式和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新肯定而简单地结束——因为国家共同体意义的历史是连续的,新历史的创造需要新价值的论证、新思想的奋斗和新政治的创造。新民主主义夭折的悲剧所反证的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正确性,还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共同体的根本法则这一政治学原理。只有在对历史悲剧的反思中重建了诚实的法治道德和可靠的民主制度,由于“不断革命”造成的政治结构破坏和社会冲突伤口才能逐渐愈合,中国才可能真正摆脱社会冷战的泥沼,走上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的坦途。

我赞成他们两人的观点,但千万不要简单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划分一个对一个错,而要在毛泽东那代人身上寻找出共同的历史局限。因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既有终端共同目的,也有过程时间差。如合作化,两人都赞成合作化制度,焦点在于一个什么时候搞的问题。刘少奇认为从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是巩固不了的。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能急于搞合作化。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一点上又是高度一致的,即由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再到土地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的高级社,被认定是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正因为如此,沿着刘少奇的路线走下去,不一定能保证从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解放农民,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不发生!?

因为毛泽东那代人有共同的历史局限。

这就是,历史只规定毛泽东那代人顺着传统走出传统!他们并沒有沿着借力打力的历史轨迹前进,而是釆取了同传统彻底“决裂” 的途径,结果却“复活” 了传统。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并以农民“平分土地” 连结土地为终结。由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再到土地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用一种“大道无形” 的力量,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却又将农固定在土地上。本文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农民被剥夺了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却又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结果是中世纪庄园在现代中国得以“复活”!?

同传统彻底“决裂” ,结果却“复活” 了传统。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却又将农固定在土地上的结果是中世纪庄园在现代中国得以“复活”!? 看来,要好好检讨我们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了。

本文中有关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并由此涉及的有关问题,下文将继续回答。

201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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