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中国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5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22: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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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进入专栏)  

  

  演讲人:何炳棣 时间:2010年5月13日 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主持人语 杨振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请到何炳棣教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这是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黄长风是当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在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严谨,没有结过婚,他的遗产差不多有一千万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们今天能够设立黄长风讲座。

  

  何先生是抗战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翘教授是同学。在抗战时期,何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我大五岁多,所以那时不太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们获得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在昆明到美国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台湾的一个会场,我和他都坐在台上,当我介绍到何教授时说:何教授和我是同时考取了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这时,何教授便站起来说:不错,我比他高六分(笑声)。大家注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理科生考个九十几分并不困难,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总分能够比我高了将近六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释,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第一名。)

  

  后来,何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得到了博士学位,接着在大学做了讲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把何先生请回到他的母校,来做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谢谢!

  

  开场白

  

  解放前,说到清华精神,林家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在清华大学对我说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学请他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刚到,我们就在郭晓岚(1912年—2006年,美籍华人,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世界著名气象学家,大气动力学的一代宗师)家里相聚,一见面,林教授就说:“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是的,我们不仅要有第一等的考试成绩,还要搞第一等的题目。

  

  这是开头的话,现在言归正题。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泰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献公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

  

  为了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公元前408年)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408年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

  

  魏军攻占合阳之后,即转而麾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合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地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份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

  

  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

  

  《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厘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辒”据《通典》卷一六○《兵十三》是“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份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长度的——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军事方面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户籍与连坐

  

  传统和近代中外学人研究古代中国以军统政的地缘组织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齐桓公(在位,前685—643年)时管仲的创举和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的改革。事实上齐、郑的改革都不能认为是秦制的先例。

  

  管仲军政统一原则下行政单位的划分,事实上仅限于分属于桓公及国子、高子二上卿直辖的“乡”区。全国分成二十一乡之后,其中六个工商之乡与兵役无关,只有十五个“士乡”才分别由桓公和国子、高子二上卿统帅。即便在全国有限的“乡”区之内,国君都不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维系这十五士乡人员的力量还是大部要靠旧家族的感情纽带。这种依然联系到宗法亲属关系的问题说明齐管仲的改革决不会是秦献公全国统一性户籍编制的历史前例。

  

  近代国际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二个误解,是以为公元前543年郑子产法令中“庐井有伍”,就是全国性以军统政户籍制度的创立。为审慎计,有必要将《左传》原文及十九世纪理雅各(JamesLegge)英译征引如下:

  

  《左传.襄三十年》: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Legge译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 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 ear[o n ly ]th e ir d istin ctiv e ro b e s.T h e fie ld s w ere all m 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 to fiv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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