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霁光:法律与世俗——从《伤逝》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婚姻自由问题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2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09: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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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霁光  

  

  法律与文学都以人为本,关心人的需求。法律所要面对处理的人类事务,如罪与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复仇、欲望等,都是文学特别关注的;法律事务本身也是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古至今,不论中外,公案、官司、法律实践,都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极常见的内容。因而,詹姆斯·怀特在《法律想象》中认为:“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在他看来,文学名著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的媒介,阅读文学经典著作,有助于提升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的人文素质,提升其对法律的本质的了解与体会。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一篇文章里这么说过:“法律或许是坚硬的,但执掌法律的人或许需要一点柔软,以柔软、敏感的心去领会人性和生活的丰富、复杂。在这方面,文学未尝不可以成为法律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1]相对于法律所面对的比较单一的对象和环境,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更加丰富而复杂,既可能是法律的,同时也包含着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能够从文学中获得更宽广的视野,从而对关注对象能有更本质的了解和判断。

  包办婚姻的解体和婚姻自由的兴起,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因为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所以文学和法律都十分关注。

  婚姻自由也是文学家所关注的焦点,文学史家唐弢所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曾提到两部作品,他是从文学的角度这么评价的:“从鲁迅的小说《伤逝》[2]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3]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获得胜利,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4]下面即以这两部作品为例,试从现实、文学、法律几个角度来分析研究一下近代以来的婚姻自由问题。

  《伤逝》与《小二黑结婚》这两部小说,有着相同的题材,都是以青年人追求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入题,并且同样都遭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障碍。所不同的是:前者写于五四运动退潮之后的1925年,后者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前者写的是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后者写的是农村中的农民青年。两部小说的结局也不相同:前者以二人的分手,女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后者则是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过,后者还有一个现实版的、复杂的,甚至有点残酷的结局。

  

  一

  

  鲁迅是旧文学的讨伐者和掘墓人,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鲁迅对于女性、婚姻、家庭,非常关注,写下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等许多著名杂文,猛烈地攻击腐朽的名教、吃人的礼法;鼓吹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走出家庭的樊笼,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5] 1925年10月,鲁迅写下了《伤逝》这样一篇风格迥异,文笔缠绵,文辞优美的悼亡小说。故事很简单:男青年涓生与女青年子君自由恋爱,遭家庭反对,但二人毅然、决然“同居”,又因生活困顿,子君被父亲接回,不久去世,留下涓生,用“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6]—这是一曲中国早期自由婚姻的悲歌。

  历史的转型:婚姻自由的兴起与其所需的经济基础

  包办婚姻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7]在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交流困难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繁衍后代,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包办婚姻有其历史合理性。[8]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念,在近代中国开始兴起。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寿命得到延长,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身体与心智。[9]二是近代大都市的兴起,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为新的婚恋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与物质基础。工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这些来自异乡的青年男女便有更多的机会互相认识、交往。包办婚姻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束缚。[10]三是婚姻自由和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殖民,同时也给封闭的中央帝国带来了新思想、新学说。因此,婚姻自由又是与个性解放、强国强种、启蒙救亡等标签紧紧相连的。《伤逝》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的侧影。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退潮后的1925年前后,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状态。执政者对于思想领域的钳制相对宽松,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小说中的涓生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外地(多是从破败凋敝的农村)来到大城市北京。[11]他居无定所,暂时吃住在会馆里,在某个局子谋得一份抄写公文和信件差事。他的薪水应该还不算少,但是,涓生并不满意。他觉得“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12]由于他懂一点外文,便业余做一些翻译工作,以贴补生活。涓生和子君都关注新思想、新观念,经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即易卜生—笔者),谈雪莱”。[13]子君是寄住在叔叔家里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能和涓生进行良好的交流、沟通。她接受过新思想的熏染,和许多现代知识女性一样,喜欢追求时尚,穿着“高底尖”的皮鞋。她与涓生的交往,遭到胞叔和父亲的反对。对此,子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绝与果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4]然后,他们“同居”[15]了。涓生搬出了会馆,在吉兆胡同找了一处安身之地,子君当起了家庭主妇。相爱的人加上一处可供栖身之处,就成了家。

  子君与家里闹翻,涓生也与朋友断绝了往来;二人世界,也算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打击还是不期而至了:涓生被局里解聘,原因是雪花膏[16](妓女绰号)是局长儿子的赌友,“谣言”传到局长大人耳中。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局长,愤然令涓生离职。而后,涓生求职无门,所译作品又屡遭搪塞,翻译这条路也没了着落。于是,他们的生活便日渐拮据了:小狗阿随被送至郊区,家里养的小油鸡也成了下饭菜。他们的日子,几至上顿不接下顿了。两个生活困顿的青年男女,未免日久生隙。起先还都沉默着,还有勉强的笑容;最后,子君终于被父亲接回而离开了涓生,不久便病逝了。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也就此结束。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7]小说中,鲁迅如是说。涓生、子君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最初完全可以由涓生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因此,从现状看,二人是具备结婚的经济条件的。然而,潜在的经济风险是:由于家庭的维持全部要依靠涓生一个人,只要涓生的工作出点状况,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经济危机中。而问题就偏偏出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当涓生因为雪花膏的谣言而失去了工作时,他们的婚姻也已无力再维系下去。在很多故事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情节:当一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女主人公会从嫁奁中拿出戒指或者配饰等陪嫁品,让男主人公送到当铺去换取一些生活费用,以渡过难关。由于涓生和子君的婚姻是不被家族祝福的,所以子君并没有嫁妆。从小说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来源,所谓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都是无所附丽的。

  仅仅是经济问题吗?

  恩格斯曾经说过: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作为男女性交关系的实现及限制的形式,作为人口生产的方式,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和交换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的。[18]在原始社会,身体强壮、雄性特征明显的雄性往往能占有更多的主导权。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初级的、外在的判断逐渐被家庭条件、权力、经济状况等替代。[19]到了近代,为保障社会的平等,大多数的国家,都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鲁迅在《伤逝》这部小说里所关注的,不仅是自由婚姻问题,同时也关注着女性解放的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预言过: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0]经济问题在女性解放中显得尤为重要。因而,鲁迅又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21]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以来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都是奢谈。

  涓生、子君婚姻困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初初看来,如上所述,是经济的因素。但仔细分析,仅仅经济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他们真正的困境。涓生与子君是相爱的,并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结婚条件,这是没有疑问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假如涓生与子君的经济状况足够好,可以自给自足,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这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进行分析。

  中国传统的包办婚姻,是在民间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达成的婚姻契约,具有法律效力。[22]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受家庭影响最大。从传统角度上看,涓生、子君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婚姻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实践中是不受保护的,而且是与包办婚姻的传统背道而驰的,子君的行为在传统习俗中属于私奔行为。涓生与子君所遭遇的第一重障碍,是来自家庭的(当然,当子君抛弃了这一切之后,家庭就不再成为障碍)。其次,社会习惯与习俗,并不会因为某项法律的颁行而立刻失去效力。我们不能奢望良好的制度设计就能改变一切痼疾,社会习俗仍然还会按照其固定的轨道作惯性的运动,并且在某些时候显示出其偏执和顽强的一面来。

  我们应该看到,新一代青年在婚姻自由问题上掌握着话语权,并以法律的形式使其得以合法化:1912年3月,由唐绍仪、蔡元培、宋教仁发起成立的社会改良会曾提出36条社会改良原则,其中就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提倡废止早婚、提倡自由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承认再婚之自由等。[23]五四运动前后,关于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探索,更是进入到一个高潮。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当时大部分新知识分子,都参与到了这一浪潮之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冲破封建婚俗的束缚,去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立法的进程虽然滞后于社会舆情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然而,也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就规定了,要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反对多妻制和童养媳。[24] 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施行法》规定,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实际上,这是一部既有相当程度的改良,同时又包含有封建残余的法律。[25]由此,从思想领域到法律领域,婚姻自主终于得到了认可。

  但是,强大的习俗力量和思维习惯,仍然是套在新式婚姻上的“紧箍咒”;在社会实践领域,婚姻自由仍是艰难的。小说中,在抱残守缺的父亲看来,子君与涓生的结合有悖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古法,而子君的决然出走(在传统道德的层面就是私奔),更是对父亲权威的挑战。他们父女二人的决裂,可以看作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决裂,新青年与旧家庭的决裂。先行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是历史中的人,生活在历史之中,他们的行为超前,乃至背道而驰,一般总是得不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

  涓生与子君的第二个障碍,仍然来自法律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冲突。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何其艰难;现实与法律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罅隙。法律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的意识、思维习惯,就现代化了;而社会习俗等习惯性力量,更是一种巨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相关的立法只是让包办婚姻不再成为“文字上的法律”,却无法捍动苏力所提到的它在古代社会中“事实上法律”的地位。[26]何况,法律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法律精神的现代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在对待纳妾这一社会顽疾时,由于法律精神的欠缺,法律的制定就显得模棱两可,暖昧难辨,甚至放任自流而使之合法化。[27]这显然是与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中。涓生与子君的自由结合,使他们离开了社会的网络,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朋友—“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28]良好的制度设计未能帮助二人摆脱来自旧习的压迫;更为莫名奇妙的是,“那雪花膏(妓女)便是局长儿子的赌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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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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