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新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1 次 更新时间:2012-05-30 12: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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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新睦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结束。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评价,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当年的“知青”密切关注的事。

  到现在为止,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知青”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关于这些文献的总体介绍。本文拟就20多年来“知青”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概略综述。文中的论述、资料的选择和篇章数字的统计都集中在“知识青年”和“老三届”等专题上,但不包括“红卫兵”运动。本文的重点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论研讨方面,对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笔者所查询的资料限于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只介绍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

  笔者认为,“知识青年”研究从19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体上被划分为4个时期:19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为初潮期,1995年至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后高潮期。这种划分是基于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各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一、1970年代─1985年:萌芽期

  

  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开始缓慢展开,但国内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处于冰冻状态。

  在中国大陆,此一时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对“知青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只能以“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为代表,其中“伤痕文学”到80年代后期则衍变为“后知青小说”[2].从广义上讲,这方面的文学活动可被视为后来展开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或不敢从政治社会分析的角度碰触这个主题,而用文学手法则可以间接地表达社会对“知青”的关注,并为这方面的研究作思想上的准备。

  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这方面的文章从60年代中期以来就连续在报刊上出现。虽然大部份是以新闻报导或动态情报为基本内容,但能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资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学术性。比如,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即属此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在外国却墙外开花般地出现了“知青研究热”。在美国和德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知青”研究的数十篇论文和至少3部专著。刘小萌后来于1994年曾着有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介绍了7位外国“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其中有6位的著作属于这一时期。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英文),这本书直到16年后的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

  刘小萌的上述文章对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作了相当具体的介绍。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在此作两点补充说明。

  首先,顾洪章[3]等人在概述此书观点时引用了中译本的说法,称伯恩斯坦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依中文译本而得来的误解。据笔者核对,英文原著中并没有提到“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作者夫人苏道锐(Dorothy Solinger)为1993年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是说,而中译本的译者在“译者的话”里强调了这一说法。如果遍览原著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关文章,不会发现有“社会实验”之类的提法。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经过官方认真组织实施的重大举措来研究,而从未把这一政策实践看成“实验”。

  其次,虽然中文译者对该书内容部份的翻译基本上忠于原著的表述,但对一些主要章节的小标题却作了不当改动。比如,第1章的英文标题只有一个词“Introduction”,为“综述”或“概论”、“介绍”之意,而中文版却译成“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译者自行加上了“社会大试验”这一副标题,但无论是该章内容还是全书各章,其实都没有这一含义。再如,第1章第2节的英文标题若直译应为“教育和改变青年人价值观与期望值的难题”,但中文译者却把这一标题改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工程”。还有,第4章第1节原文标题为“城市青年与乡村社区”,结果被中译本译者换成了一句毛泽东语录──“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一章第2节的原文标题是“补救的措施”,亦被换成了毛泽东对李庆霖上书的一段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如此看来,中文本译者是有意选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内的中国社会流行用语作标题,虽然增加了可读性,但却与作者的原意差距过大,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伯恩斯坦这部著作的中文译者对此书的评价是:“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而折服”(见中文版第1页)。刘小萌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也较大的著作”。[4]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这部著作不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影响甚至指导了所有后来的“知青”研究者。到目前为止,有关“知青”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框架里的发挥和扩展,还没有哪本书能超出这部著作的范围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即“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的危机,并简明扼要、画龙点睛般地阐明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大跃进之前在小范围内实施,60年代初继续展开,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急剧展开”,他曾沿着这个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仅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而且对种种数据作了极为认真的处理。他直接了当地提出:“对待采访材料应持谨慎态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被采访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个整体的全国的下乡知青。”他甚至注意到:“当报纸和被采访者提到同样的事实时,其内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对于从面谈口述中得到的数据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新闻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资料反复验证。书中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令人今天读起来仍觉震撼和感佩。

  

  二、1986─1994年:初潮期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展开,“知青”研究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章。在此期间,以“老三届热”为代表的“知青文化”现象持续升温,并有大量的以回忆录为主的文着出现,为后来广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可被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阎淮发表了题为“谈谈‘老三届’”的文章,这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久之后,史镜等人发表了“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提出“认真回顾这场运动的历史过程,分析评价其利弊及经验教训,对于今后制定正确的支边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上述两篇文章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知青”、“老三届”问题展开研究。同年晚些时候,高皋、严家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有专节论述“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说法。这二篇文章和一本书可被视为国内“知青”研究的开端。

  1987年,张化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5]这篇文章在整个“知青”研究史上相当重要,它与上面提到的“谈谈‘老三届’”一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命题。张化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份,这是应予指出并否定的。此文立论清晰,分析明快,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此后的几年里,“知青”研究仍然处于沉闷状态。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肖复兴、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这是最早出现的“知青”纪实报告文学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苍凉青春》,这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其序言和结语部份却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

  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老三届热”的兴起给“知青”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推动力和转机。方奕、陈小雅、仲维光、金大陆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分别作了评介。持续若干年的“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图片书画展览、文艺晚会、影视、歌曲,到旧地重访、经济考察、项目开发,丰富多彩,而其中与“知青”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是大批书籍的出版。

  据笔者统计,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书当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1992)和《热血冷泪》(1993)。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1992)和《命运列车》(1994)。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1990)、《草原启示录》(1991)、《回首黄土地》(1992)、《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1994)等。

  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著名作家、评论家李辉在其对《苦难与风流》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使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现了上升的态势,有1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鸿林、黄金平、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小萌对西方学者有关著作、观点的介绍。不过总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选题范围还不够广,研究还远不够深入。这一时期其它方面的“知青”研究活动,包括1989年法国学者潘鸣啸发表了“‘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中译本在国内出版。1993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该书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第二年此书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

  

  三、1995─1999年:高潮期

  

  以“文革”和“知青下乡”30周年为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知青”研究出现了高潮,呈全面展开之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大量研究文章的发表和若干部专著的问世。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运所”)举办的3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3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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