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由历史小说看五四时代的延续

——论《李自成》研究再度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2-04-27 13:25:28

进入专题: 历史小说   五四   李自成  

董之林  

  

  内容提要:以2009年文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标志,在2010年的姚雪垠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姚雪垠及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李自成》重新成为关注热点。在对史料和作品深入阅读与发掘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部形成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作品,实际上与中国社会重要的现代转型期五四时代具有更密切的精神联系,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观念产物。对小说家的纪念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不仅意味着今天读者对姚雪垠和《李自成》所讲述的历史感兴趣,也意味着现代历史观念中一种人文内涵的复现,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弘扬传统文化声浪中又一次复苏。

  

  关键词:《李自成》、《甲申三百年祭》、茅盾、姚雪垠、吴晗

  

  2006年,姚海天编《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简称《谈艺书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整理茅盾和姚雪垠从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间八十余封通信,江晓天为《谈艺书简》作序,评价这部大约十二万字的通信集出版意义非凡:它是“‘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老作家,就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思想、创作艺术技巧等进行深入细致探讨的一部独具特色、颇有学术价值的大书” 。江晓天是《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册的编辑,他对作品熟悉的程度,一般人很难达到。实际上,他在这里揭示了五四时代与姚雪垠和《李自成》的精神联系。共同的现代文学志向,使“‘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老作家”惺惺相惜,即使新文化运动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谈艺书简》依然体现他们之间一种特有的相知、相契和相互支持。或者说,出于一位资深编辑对小说的了解,江晓天对通信集的评价是对《李自成》与五四时代关系意义深刻的诠释。

  《谈艺书简》从表面看是两位作家五年多的通信,但所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在十七年以上。《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册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上中下三册出版于1976年,第三卷上中下三册出版于1981年,也就是通信集截止期的第二年。回想这段历史,不仅有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后风云多变的政治形势,也包括“文革”这样严峻的历史时期。但这一漫长的经过表明,五四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在“十七年”和“文革”虽然都遭遇曲折,但也都未曾被拦腰斩断,而且这一思想流脉对现代社会的探索,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茅盾的《李自成》研究即是其中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茅盾和姚雪垠于八九十年代相继去世,《李自成》研究经过80年代中后期相对沉寂之后,至本世纪初又有活跃的迹象。2009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文艺报社编选《茅盾文学奖(第1-7届)获奖作品评论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关于第一届获奖小说《李自成》,编选者收入茅盾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的文章《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时隔三十年后,茅盾的文章再度豁人眼目。姑且不论这意味着《李自成》研究今天仍有待深入,是否也意味着对五四时代文学话题、精神指向的研究还远未完成,又延续到21世纪呢?答案是肯定的。

  “茅盾文学奖”于1981年10月正式启动,是根据茅盾遗愿将他毕生积蓄的25万元全部捐献而设立的长篇小说文学奖,其中寄托茅盾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厚望。这一奖项第一届颁发给《李自成》,与茅盾对姚雪垠创作的长期支持分不开。从姚雪垠“1938年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起”,直到长篇小说《李自成》,茅盾都有积极的评价和鼓励,“彼此结下了四十年之久的师生之谊” 。同为五四文化人,他们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进程的不遗余力,由此可见一斑。新时期伊始,茅盾在这篇文章说:

  三百年前的史料既丰富而又庞杂。那些史料的作者又都是封建思想极浓重的人。他们所记载的史实,无论是关于李自成及农民军的,或是关于明王朝的掌权者—— 崇祯及其亲信的文臣武将的,都是透过他们的封建思想的棱镜而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其次,这些史料,大部分并非身当其事者的实录,而是辗转传闻的记载。因此,如果作者是认真地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去写一部历史小说而不是浮光掠影,抉取若干史料就主观地构想,特别是主观地塑造人物的话,那么,甄别这些史料,分辨其何者是真,何者是伪,何者是真伪相杂,又是必要第一步的准备工作。

  茅盾这番话,为认识五四时代与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从历史小说家甄别史料、分辨真伪入手,研究《李自成》写作“第一步的准备工作”,那么追根溯源,小说家真正的思想准备既非始自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愤而著书;也不能归因为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促发其灵感;更不是为配合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政治形势下的“革命传统教育”,尽管作为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它们都曾给作家以影响。但茅盾所说的“三百年前的史料既丰富而又庞杂”,如何分辨和叙述历史?这个问题必然要追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新史学运动,追述到这个运动在一代人文知识分子中掀起的思想波澜。当时关于史学观念和方法问题的讨论,直到上世纪末姚雪垠回想起来还那么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他说:“一九三0年前后(即姚雪垠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期间,作者注)是我国史学界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而当时的史学界情况对我这个小青年的成长发生过强烈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尤其是我在四十七岁时,即一九五七年被迫突然转上创作历史小说的道路,而且在历史小说方面做出了我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与当时我在河大时所受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思想准备阶段应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运动期间。尽管当时他并没有写这部小说的明确打算,但如果没有那种时代氛围,姚雪垠没有积极投入史学界的变革,那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李自成》这样一部历史小说,或者有,也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自成》。

  据姚雪垠回忆,当时中国史学界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传统史学家,继承清代学者严谨的学风,受进化论思想“或深或浅的影响”,但反对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没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思想的影响”。二是古史辨派,在五四反封建、反孔教的新文化思潮鼓动下,致力于怀疑和否定儒家典籍所记载和宣传的上古历史,新文化倡导者钱玄同甚至改姓“疑古”,可见时代潮流的强劲有力。三是新史学派,即采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起源,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比如中国社会自有史以来是否存在阶级?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当时正积极投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姚雪垠,虽然对第一二两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肯定,但基本倾向第三派意见。从当年他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欣赏态度,便可得出上述结论。姚雪垠回忆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郭沫若侨居日本,受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根的《古代社会》两书思想的启发,利用几十年中国学者们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成果,加上他对先秦古籍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马克思新史学派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山之作。但当时和其后参加古代史讨论的许多年轻学者的功底比郭沫若差得很远,他们既不懂金文,也不懂甲骨文,对先秦古籍也读不大懂,更谈不上熟悉,所以常常受到正统派史学家们的讥笑,认为是海派学风。然而当时正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许多幼稚毛病,很难避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有些学者逐渐成熟,如今新史学派早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了。

  姚雪垠读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曾“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了这样几个字:‘我所心爱的一本书’”,把自己看作是郭沫若的“私淑弟子”。

  但处在传统变革年代的学者是不特别看重师承关系这一种人情故交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新观念心向往之,以新史学观念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社会,并随时准备质疑前人或权威的结论,被视为重要的人生准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自成》,不仅作品本身是新史学派观念催生的产物,而且其创作过程一直有挑战前人、挑战权威的时代印记,这也是他后来与郭沫若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又恰恰在这一点上,姚雪垠无愧郭沫若的“私淑弟子”。郭沫若回顾新史学运动对后来知识分子治学的影响时说,当时对历史,“在学者之间很难取得一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这话来自郭沫若1954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作“新版引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初完稿于1929年,50年代重新出版,作者修改了以前一些结论,比如殷代不属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已进入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而非只有西周才是奴隶社会,等等 。现代启蒙运动打破了以往学者固守的历史结论,他们不仅批判别人,也不断检讨自己,检讨自己实际上是对既定结论发起新一轮攻势。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学术氛围,对姚雪垠青年时期性格影响至深。一个人的性格当然与特殊的生理、地理环境有关,有来自遗传、童年经验等诸种个别因素,但姚雪垠对以往学术权威论点的质疑,对既定规范的僭越,还有被一般人视为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与他这一时期的经历有重要关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种说法不错,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种使命感也形成一代人某种潜在的集体无意识和潜在的文化性格。在一个抗拒传统、大胆质疑、事事敢为天下先的时代,姚雪垠从新史学运动中不仅汲取重述历史、重述明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难得的是他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探索,为当代历史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

  具体到《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翼,这是姚雪垠通过历史小说重述明史的宗旨所在。这种写法打破了帝王将相史的传统格局,把明末农民起义,把那些历来被逼无奈、揭竿而起,却又衣衫褴褛、面目模糊的乌合之众正面写入历史,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个人命运,写起义军兴起到壮大、衰落直至失败,也就是现实主义叙事所要求的起承转合全过程。这种切入历史的角度,使姚雪垠对明末历史与其他人观点见出分野,同时也使他对其中分歧有特殊的敏感。因此,当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40年代受到毛泽东重视,并被列为整风“参考文件” ,姚雪垠却对这篇鸿文有不同看法。分歧主要针对李岩这个人物。郭沫若认为:“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郭沫若更把李岩提到重要位置:“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拉拢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郭沫若进一步追究错杀的责任:“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但无论谁来负责,无论李自成还是牛金星,李岩这个人物都从这一叙述角度被推向历史的关键位置,他的死也成为大顺朝失败、起义军失败、甚至“种族失败”的根本原因。

  1962年6月《李自成》第一卷修改稿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姚雪垠曾应邀拜访明史专家吴晗,征求他对《李自成》的意见。交谈中,姚雪垠说不想采纳《甲申三百年祭》的方式写李岩和红娘子,并引述他查阅史料得来的六点结论,证明历史上根本没有李信(即李岩)这个人。“《绥寇纪略》和《明史•流贼传》中关于李信和红娘子的事情全是捕风捉影之谈。后来郭老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因其崇高声望,加上被作为‘整风’参考文件,一个本来不为河南人所谈论的‘李公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鉴于姚雪垠对史料调查把握的周详,吴晗肯定了姚雪垠的分析,还说:“看来论明初你不如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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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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