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颖: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的“古今之争”及其时间错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1-10-02 2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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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颖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语文学界不断涌现重写维多利亚时代及其经典文本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逐渐形成相应学术衍生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主要厘清研究者围绕该文类探索过去和现在的方式及内容这一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古今之争”,并追溯这一纷争面貌背后更加基本的文学发生学问题,试图获得审视该文类的新视角,最终将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整体所包含的混杂性与矛盾性视为过去与当前更为复杂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之间辩证的体现,展示出明显的时间错位特征。

   关 键 词:新维多利亚  历史小说  当代  时间错位

  

   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之一便是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的兴起和发展,涉及文学书写、理论批评、影视改编、建筑设计、流行文化、政治景观等众多领域回归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现象。就创作出版和学术批评而言,该领域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展迅速,掀起一股维多利亚时代书写热潮,并涌现一批陆续获得或提名布克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如A.S.拜厄特(A.S.Byatt)、彼得·凯里(Peter Carey)、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等,引起批评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自2008年专业性学术刊物《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创刊以来,学界正式命名①该领域并着手系统研究,致力于塑造、发展和维护这一文类在出版和学术界的持续存在。因此,批评者也将80年代末至千禧年早期这段时期视作维多利亚时代重写史上的“关键节点”,②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际,提出迄今为止学界就该文类最广为接受的经典定义:“‘新维多利亚’不仅仅是以19世纪为背景设定的历史小说……文本(文学、电影、音频/视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涉及(重新)解释、(重新)发现和(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行为。”③本文主要针对此定义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行探讨,厘清批评者们围绕这两点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背后的真正面貌,然后从更为基本的发生学问题出发获得审视新维多利亚文类的新视角。

   一、探索的方式:怀旧拖曳,亦或自觉颠覆

   尽管学界普遍承认新维多利亚文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但也有学者将起源追溯至60年代历史小说的后现代觉醒,认为这十年见证该领域出版的两部里程碑意义的文本:琼·里斯(Jean Rhys)的《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1966)和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分别代表该文类的两种典型模式:“经典文本重写”和“从现代视角书写的历史小说。”④另外,由于此后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提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的持续影响,新维多利亚小说最初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种表达形式,归属“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次文类”。⑤批评者常常借鉴历史编纂元小说模型,研究诸如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1990)和斯威夫特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等文本在细致描绘具体历史语境的同时,揭示和批判进入历史“事实”的方式,从而彰显再现的建构特征。正如安·海尔曼(Ann Heilmann)和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llyn)所承认的,“我们在使用新维多利亚概念时明确试图制造一系列的元文本和元历史关联。”⑥显然,其著名定义中的两个核心要素“自觉性”、“重新(审视)”正是源于哈琴的思想。

   首先来看“自觉性”。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也指出:“我最重视那种自觉意识,它强调我反思自己在对维多利亚时代感兴趣的任何关键时刻的复杂性。”⑦这种排他性的定义划界在某种程度上以贬损传统历史小说为代价,认为其他“仅仅”以19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是逃避主义或保守怀旧。此前确有批评者将新维多利亚现象视为对于过去的“怀旧拖曳”,⑧而根据萨曼莎·卡罗尔(Samantha J.Carroll)的说法,这种非批判性怀旧的指控带有贬低意味,意指“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致敬被转化为不成熟地渴望一个不可恢复的维多利亚时代过去……的倒退行为”。⑨正是针对这种历史批评语境,海尔曼和卢埃林等研究者尤为强调创作主体对于高度参与自我分析之定位的“自觉意识”(self-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一种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体现的自反性冲动,一种对于“此时此刻”自我行动的高度自觉意识,才是新维多利亚文学区别于其他以19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之关键所在。然而,这种区分界限是否泾渭分明?

   事实上,作为一种传统文类的历史小说,其本身就是以过去和现在的时态二重性为基础,迫使读者面对建构历史观察的时间错位。时间错位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⑩在现代史学观念中本是无法被宽恕的罪恶,正如尼古拉斯·佩奇(Nicholas Paige)所论:“历史学家并不喜欢时间错位……一方面,时间错位破坏他们认为对于历史具体性最深切,即最严密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充当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即关于过去的解释只能从无法回避的现在视角进行阐述……时间错位是只要历史学家继续存在,就必须去消除却无法消除的存在。”(11)时间错位这种不可容忍却无法避免的必然性烙刻在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谓历史小说“必然的时间错位”(necessary anachronism)(12)中。他甚至直接指出,历史小说的力量正是允许人们“在历史中看到深刻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某物”。(13)历史小说的本质不仅在于描绘过去,还在于试图阐明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或过去中现在的存在。我们可以在新维多利亚批评中找到类似的论述,例如卢埃林指出,“新维多利亚文本……以一种通常旨在恢复和复活早期文本对于此时此刻的意义的方式”(14)重写19世纪。既然两者都包含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及对于现在的意识和展现,那么差异是否在于“自觉性”的程度?卢卡奇认为,历史小说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书写者的当下特征,且这种“必然的时间错位”正是历史小说的力量源泉;而海尔曼和卢埃林认为,新维多利亚作者在历史书写过程中自觉彰显当下视角并突出历史叙事性,也即采用“刻意的时间错位”(deliberate anachronism)(15)的技法。然而,这正是学界对于“自觉性”作为新维多利亚定义核心的一个争议之处: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背景设定但缺乏(明显的)元小说内容的“其他”历史小说——那些依据海尔曼和卢埃林的定义不能被视为“新维多利亚”的小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自觉性,即非自觉地处理该时期?我们如何量化文本处理该时期的自觉程度?海尔曼和卢埃林试图指明界限:“戏仿与革新、拼贴与重新阐释之间的划分,是分割……文类边界的一个重要划界。”(16)但这些边界有时模糊不清,形同虚设。另外,既然批评者已经承认,新维多利亚旨在探索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及对于这种关系的表征,那么为何文本涉及过去的方式会成为关键所在?当代文本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层面呈现维多利亚时代都必然反映这种关系,这是由历史小说文体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将这些小说排除在外很可能会忽视当代面对维多利亚时代更为丰富多样的态度。特别是以千禧年为界,与早期实验性小说相比,此后的新维多利亚文本更接近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由于缺乏形式实验,该文类逐渐背离早期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这无疑推动批评语境发生相应变化。近年来,新维多利亚研究总体由后现代主义批评转而特别关注当代与维多利亚时代之间的关系,并在文类定义中逐渐减弱或偏离对于自觉性的强调。2014年,《新维多利亚研究》总编玛丽-路易斯·科尔克(Marie-Luise Kohlke)明确新维多利亚一词的广泛适用性,主张其“涵盖所有涉及19世纪的历史小说,而不考虑作者或人物的国籍因素,情节的地域背景,语言构成或叙事自觉性、后现代主义、改编性或其他方面的程度”。(17)

   其次,海尔曼和卢埃林定义中的另一个关键处便是连续使用三个带有前缀“re”(重新/再)的词汇,用以强调新维多利亚创作作为历史重读和重写行为,必然包含颠覆或修正的思想。达娜·席勒(Dana Shiller)在1997年最先提出“新维多利亚”一词时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受到本质上是修正主义冲动的驱使,通过质疑历史确定性来重构过去。”(18)路易莎·耶茨(Louisa Yates)响应这一观点:“一种修正的冲动可以被视为该文类的大致标准。”(19)那么,文本是否必须展示颠覆或纠正以往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认知的当下新观点才能被视为“新”维多利亚?例如,耶茨认为,萨拉·沃特斯的《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通过将“女同性恋者置入具有说服力的19世纪景观”,(20)以填补维多利亚时期“官方”记录中的空白;马切伊·苏尔米基(Maciej Sulmicki)聚焦于米歇尔·法柏的《绛红雪白的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2002)如何利用“当前的普遍方法,突出那些声音在维多利亚时代通常不能被听到的群体”,(21)就该小说而言,这一群体指的是妓女。沃特斯和法柏等作家重新发现和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在当代价值体系关照下为那些缺席于过去真实或虚构记录的群体建立档案。然而克里斯蒂安·古特尔本(Christian Gutleben)对这种包含“重新/再”的词汇所代表的颠覆意义持消极态度。他感叹道:“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迷恋似乎必然伴随着一种诱惑,去谴责对于某些未曾被公正对待或被遗忘的代表,诸如女性、下层阶级或同性恋者的不公。这种留恋的修正主义的矛盾形式最终导致一种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僵局。”(22)这种“僵局”是非批判性的政治正确领域,带有可预知性,因为“西印度人、仆人或同性恋者的视角……正处于流行中”。(23)因此,在古特尔本看来,当代作者重写维多利亚时代表现出怀旧和保守,而非颠覆与革新。针对古特尔本关于少数群体人物和政治正确之间关系的论述,萨曼莎·卡罗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存在混淆或偷换概念的嫌疑,将政治正确等同于普遍认可,将顺应潮流热点等同于宣告斗争结束,以至于产生“错误地赋予边缘主体根本不曾拥有的政治主权”(24)的幻觉;但不可否认,仅仅站在读者接受和市场角度,目前学界公认的新维多利亚文学经典中的相当一部分主题,如性别、性象、种族等已成为时下热议的“主流”,此后陆续出版的许多类似小说显然不具备相同的认知颠覆性,“难免看起来不那么具有进步性”,(25)仅仅沦为古特尔本口中迎合市场的跟风之作。

   二、着眼的内容:他者声音,亦或自言自语

即使不考虑主题新奇与否、读者接受和适销性等因素,完全承认新维多利亚作者凭借现代认知条件,挖掘和书写未被过去主流文化所选择的现实群体和虚构人物的“反历史”,从而颠覆和纠正当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既定认知,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质疑历史确定性进而在重构历史过程中所发出的声音,究竟是过去被忽视或被压制的他者声音,还是当代作者充当腹语术大师操控舞台上的古装玩偶所发出的自己的声音?达娜·席勒认为,新维多利亚创作者“通过唤起其精神以及尊重死者和沉默者的方式来重获过去”。(26)然而,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es)对此持保留态度。她在论著《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性别和腹语术:激情的玩偶》(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中将新维多利亚作者描述为“全能的腹语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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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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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2021年第1期20-29,156,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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