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韦:帖雷马科的政治觉醒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2-04-19 20: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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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王韦  

  

  摘要:帖雷马科是荷马史诗里英雄奥德修的儿子,从他的政治觉醒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神话政治的痕迹。生活在神话政治时期的人们特别强调社交礼仪,并认为只要能精确地遵从社交礼仪,自己就能万事大吉。但是,这种政治模式到了柏拉图时期,就早已崩溃。柏拉图用比较完善的蓝图政治代替了它。蓝图政治不但改变了以往的教育方式,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

  

  关键词:荷马史诗,柏拉图,神话政治,蓝图政治

  

  帖雷马科是古希腊英雄奥德修的儿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开篇,帖雷马科就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父亲奥德修协同迈锡尼王阿加门农远征伊利昂,自此二十年,音信全无,没有人可以佐证他是生还是死。远近众多贵族子弟齐集在他的家中,向帖雷马科的那位即聪明又美貌的母亲,潘奈洛佩求婚。面对众多求婚者,潘奈洛佩没有答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也没有明确拒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只告诉他们她要为自己的丈夫织一件殡衣,免得让阿凯妇女们笑话她,说奥德修去世连件得体的殡衣都没有。潘奈洛佩白天织衣,晚上又在火光下把它拆掉。就这样,潘奈洛佩织织拆拆地敷衍了三年,而众求婚者也在帖雷马科家里吃喝玩乐了三年。帖雷马科如果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他的父亲已经遇难了,那么他就可以为英雄奥德修建造个坟墓,并劝说母亲改嫁;如果能证明父亲还活着,正在赶往伊大嘉的途中,那么他就可以让母亲明确地拒绝那些求婚者,母子俩一起在伊大嘉宽阔舒适的宫殿里,等待着伟大的一家之主奥德修的归来。然而他什么也证明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众求婚者在他家中吃喝玩乐,大肆地挥霍本应属于他的财产。

  

  帖雷马科的政治觉醒是在他与明眸女神雅典娜的第一次交谈之后。他对母亲潘奈洛佩说,“你还是回到自己房间里做你的事吧,回到你的织机和纺梭那边,命令女奴们干她们的活;讲话是男人们的事,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这家的主人”[1]。帖雷马科的这番话让潘奈洛佩感到惊奇,于是她在侍女的陪同下返回了楼上自己的闺房。接着贴雷马科首次向众求婚者宣告了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我要正式通知你们离开这所房子,到旁的地方聚餐,到你们自己家里去,吃你们自己的东西”。如若不然,“我要向永生天神祷告,让上天降下报应,让你们在这所房子里遭到灭亡,也得不到任何赔偿”。帖雷马科第一次的主人宣告,受到众求婚者的嘲笑,求婚者们戏弄他说,“天神把你教导成一个会说大话的家伙了”[2]。

  

  随后第二天,帖雷马科就召集贵族们到会场议事,并对众求婚者的可耻行径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和诅咒,在众贵族偏袒自己的子弟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帖雷马科提出要航海寻父,随之,不动声色之间,他就在变化为曼陀的雅典娜的陪同下,秘密地动身了。

  

  很明显,帖雷马科的政治觉醒是与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有很大关系的。荷马史诗中时而称他为谨慎的帖雷马科,时而又称他为高贵的帖雷马科。说他谨慎,是因为他刚刚步入成人社会,刚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着明确政治意图的成年人,这时,他需要谨小慎微地学习,就像变化为曼陀的雅典娜让他去找服马英雄奈斯陀时,他所说的,“曼陀,我怎样去?我怎样对他致辞?我还不会说客气话”[3]。说他高贵,是因为他是一位英雄的儿子,是神的后裔。在荷马那个时代,古希腊所建构的奥林匹斯神系已经非常发达了,神人同形同性,以英雄为中介,神和人结连了起来,人类因为有了英雄,或者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品性符合英雄的行为、品性,而有了永恒。帖雷马科要想为自己的家族重新赢得声誉,就必须要向他人学得一种得体的说话和行为方式,这也是雅典娜让他航海寻父的目的之一。

  

  众求婚者得知帖雷马科秘密航海之后,果断决定,要将帖雷马科击杀于紫葡萄一样的大海之上,以绝后患。以前帖雷马科一系列的政治宣告之所以没有引起求婚者们的警觉,是因为他们认为帖雷马科只不过是对英雄行为的一种可笑模仿,他根本不清楚当前的状况和自己的实力。而当帖雷马科人不知鬼不觉地乘了一只黑色优质船,带着部族里最好、最健壮的水手去了尼奈奥的蒲罗之后,求婚者们就嗅出政治上的危险了。他们勃然大怒,没想到奥德修家那个往日与他们一起吃喝玩乐的小孩,竟然猖狂地做出了违背他们意志的事情。于是,明确的政治密谋与反密谋开始了。

  

  我们知道,荷马时期古希腊的政治更多还是一种神话政治,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行为,需要以神话作为参照系,来进行褒扬或贬抑。一个人,他可以像神那样嫉妒、愤怒、偏爱,但只要他的举止言辞与神话政治时期的公共交往习惯相合,或者在更高层次上说与神的习惯相合,那么他就是得体的,高贵的。否之,则相反。

  

  在尼采眼中,那个时期,正是古希腊人与神话水乳交融的时期。尼采正是认识到神话对古希腊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性,才会在《悲剧的诞生》中,对滥觞于苏格拉底和欧里彼得斯的世俗化进行痛心疾首的批判。尼采说,“在此以前,希腊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们的种种经历马上与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甚至只有通过这种联系才能理解他们的经历。由此,他们觉得此刻发生的事情马上就进入永恒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超越时间的东西”[4]。

  

  从尼采的这种视角进入,来理解史诗中帖雷马科的政治觉醒,就能看出,由于有了神话,古希腊人在当时一直很得体地生活在“现时”,“现世”之中,他们的生命就依据这每一刻的决断而展开,完备的神话体系已经为他们每一刻的政治决断赋予了意义,他们可以随时投身于城邦的政治形势之中。古希腊进入柏拉图那个时代,由于神话体系的崩溃,神话政治就逐渐演化为蓝图政治。不能说柏拉图之前就没有蓝图政治,但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过如此详尽完善又意图明确的蓝图政治。柏拉图之后,就成了蓝图政治的天下。蓝图政治有一个特点,就是必定要在空间上进行有着明确政治喻意的区分(时间上的区分最终也是要以空间的形式展开的)。我们可以拿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七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到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时,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洞穴隐喻说。洞穴内空间与洞穴外空间首先是一种地理界域上的区分,其次才是一种生存状态上的区分。从地理界域上说,柏拉图的穴内空间,是一个有着采光条件的地下室。而所谓地下室,并不是说,穴内与穴外在空间上呈简单的你上我下的关系。准确点说,柏拉图的穴内穴外应该是一种高低关系,因此洞底并不在穴居者的脚底,而只是洞的底壁,洞的底壁如镜子一样,具有反光能力,因此,穴居者可以在有充足采光的条件下,从底壁上看到穴外来往事物的影子。

  

  而就生存状态上来说,穴居者是处于一种受奴役的状态。穴居者自小居于洞穴之中,头颈、腿脚都被捆绑着,不能自由移动。而走出穴外,则意味着身体、心智上的自由。对柏拉图来说,在这两种生存状态的选择上,不是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相关知识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选择者有没有受过教育的问题。关于两种生存状态的选择,柏拉图当然是倾向于穴外生存的。为了强化他的这一倾向,他还有意断章取义地引用了荷马在《奥德修纪》里的一句话,即他宁愿活在人世做一个穷人的奴隶,也不愿意与阴地的囚徒们生活在一起[5]。这句话在荷马史诗中,是已逝世的阿喀琉斯的鬼魂说给奥德修听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神人之子,英雄阿喀琉斯对尘世生活的留恋,并没有其它的意思。柏拉图将其改为对穴外生活的向往,一下子荷马的这句话就变成了对“意见”的有意远离和对真知的渴望。这也可以看出,到了柏拉图那里,对待尘世生活的态度,与荷马的态度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那么,如果有一个柏拉图版的帖雷马科的话,帖雷马科的穴居状态就结束于他的航海寻父,而女神雅典娜就是他穴居时的松绑者。但是,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奥林匹斯神系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曾有的社会功效,并且越来越显露出了神话的欺骗性。所以,如果再把松绑者的角色赋予神祇,就很难具有说服力。于是,松绑者的角色就得变化成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启蒙者。他不但自身启蒙了,还掌握了启蒙的修辞技巧,并且还具备教育他人时所应该拥有的启蒙热忱。

  

  在荷马史诗里,帖雷马科政治觉醒后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在他家中挥霍他的财产长达三年,行为与言辞又不尊重他主人权利的求婚者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他的报复是赤裸裸的,是公开的。因为他已经以天神的名义发了诅咒。而柏拉图式的帖雷马科在启蒙之后,报复已经不是他的第一目的,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知识的欲望和启蒙他人的欲望。尼采对柏拉图式的帖雷马科有着高度的警惕,他认为这正是现代人的原型。“没有神话依托的人永远饥肠辘辘”,“如此可怕的亢奋骚动,倘不是饿鬼饥不择食、乱抓乱刨,还能是什么呢”[6]?尼采的这种警惕,当然并非是毫无根由的。尼采敏锐地发现了柏拉图之前人们受教育的方式,与柏拉图之后人们受教育的方式的不同。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人所受的教育还是如荷马笔下的帖雷马科那样,主要是学习一种精确的社交仪式,只要能习得并遵守这种社交仪式,那么他就能万事太平或复仇成功。破坏了这种社交仪式,就会遭遇战争失败或死亡的厄运。那时,古希腊人主要关心的,还是与他们汲汲相关的当下,所以,他们才会那么看重生活里的各种征兆,并将之视为是神给他们的一种警示。但到了柏拉图之后,人们关心的就不再是当下了,历史取代了生活。生活于历史中的人们的求知、教育,是需要启蒙者的,但又因为没有办法解决第一启蒙者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上帝的启蒙,上帝的启蒙曾经是蓝图政治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柏拉图当然并没有低估这种教育方式的改变对古希腊人城邦生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他强调,要对受教育者进行严格的挑选,并且进行阶段性的逐批淘汰。首先,受教育者必须具备求知的热情与天赋,要有良好的品性,身心健全。这些受教育者需要学习算学、几何学等预备性科目,需要习惯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同时,他们还需要在两年或三年中进行必要的集中式体育训练。当他们年满二十岁时,就要把他们之中,在身体锻炼、学习和克服战争恐怖中表现的最能干的一部分挑选出来,以便开展下一步的启蒙教育。这些被选择的人将会被安排去综合以前习得的零散的知识,研习这些知识间的联系,以及知识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依此来考察他们具不具备辩证法的天赋。然后,再从这些青年人中挑选出那些具有辩证法天赋的,在他们年满三十岁时,去参加辩证法考试,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去跟随着真理寻找实在[7]。有着保守情怀的柏拉图坚信,在教育方式改变的情况下,身为“哲人王”的他理应挺身而出,最大程度地去维护传统的一些美德与信条。正是在这种保守情怀的支撑下,柏拉图寻找到了这样一条严格得以至于有些苛刻的途径。柏拉图认为,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严格挑选和阶段性的逐批淘汰,自己完全有能力克服蓝图政治中可能会出现的诡辩盛行的状况,或者说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可以彻底改造希腊城邦,改变诡辩家(智者)辈出,价值相对主义的流毒四溢,以及希腊城邦内,公民间道德底线崩溃的社会现实。

  

  然而,柏拉图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不能掩盖古希腊的神话政治运营模式的垮台。取而代之的蓝图政治,再也没有办法使人像荷马笔下的古希腊人那样,以无畏的,个体化的政治行动,来宣告对生命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荷马笔下帖雷马科依托神话的政治觉醒,自柏拉图之后,已成绝唱,帖雷马科式的复仇,柏拉图之后,也罕有所闻了。

  

  

  

  2010年于上海

  

  [1] 《奥德修纪·卷一》,荷马,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9页

  

  [2] 同上,9-10页

  

  [3] 同上,22页

  

  [4] 《悲剧的诞生》,尼采,赵登荣译,漓江出版社,2007,第2版,101页

  

  [5] 见《理想国》,柏拉图,郭斌和 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275页

  

  [6] 《悲剧的诞生》,同上引书,100页

  

  [7] 见《理想国》,同上引书,30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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