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五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12-03-15 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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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学术界已经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达成了共识: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之精髓。

  然而细究起来,在上述基本共识下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分歧乃至冲突,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会有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兴趣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很难说只存在一种唯一的并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而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可能会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所要求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理论、文本优先还是实践、问题优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词组中,人们对于其重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中国化”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已被证明具有普适性和世界性的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的是把这一普遍真理运用、具体化于中国的特殊实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而言,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固然十分重要,但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面目不清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中国化呢?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的文本,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含义,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文本解读学派”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派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的俄国化、中国化以及其他国家的具体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已在很大程度上晦暗不彰乃至走样变形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运动已进行了三十余年。

  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尚且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倒不如说是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去推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固然是很重要的且必不可少的,但其价值只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而不是预设一个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本,一种各国和地区的实践都必须作为依据的原型或蓝本,凡是偏离这一原型或蓝本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或扭曲化。这恰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对于理论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理的。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故乡德国和第二故乡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存在及发展形态,那么,其他国家出现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是多元化的,因为生活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把上述观点概括、归纳为“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

  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而且看起来各自都具有相应的理据。在“文本解读学派”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搞不清楚,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非法的“伪”命题。笔者认为,这一诉求是合理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只有原典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后人只需要把它具体化、国别化、民族化就可以了的结论——西方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本质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国人称之为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在“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看来,只有不间断地从各国和地区的实践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以说是现实地、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否则,它就会仅仅变成哲学史上的史料或哲学考古学意义上的化石,而失去其现实的存在形态。笔者认为,这一理据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不能因此就从各国和地区的实践的特殊性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作随意的取舍、随心所欲的解释以及漫无节制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可以叫做其他什么主义,但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其最低严格限度的理论边界和理论规范的)——西方人把这种做法称为相对主义或犬儒主义,中国人则称之为经验主义或“滑头哲学”。

  “文本解读学派”和“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各自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则有赖于双方积极主动的交流和互补,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遇到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不是“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之类大而无当的话语可以对付和解决的,而是相当尖锐地凸显为这样一个矛盾: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融通中、西、马,还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指导、改造)中国,还是中国(包括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化”(吸纳、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仅从字面儿上来看,这两种做法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前者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适应中国国情,使一般的东西个别化、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后者是使外来的哲学和文化变成中国本土哲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当年印度的佛教哲学和文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一样(甚至此种对中国化的理解显得更为文从字顺一些)。本文姑且将前者称为“指导、改造学派”,将后者称为“吸纳、消化学派”。

  大部分在专业或学科归属上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无疑属于“指导、改造学派”,无论是传统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都不曾怀疑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指导、领导、改造、规制地位。与此同时,大部分在专业或学科归属上定位于“中国哲学”的学者则属于“吸纳、消化学派”,无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新儒学,还是新道学、新佛学等其他学派,都一改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服从姿态,逐渐恢复及建立了文化上的自信和本位诉求,要求重新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失去了的文化领导地位,重新以主体的身份及姿态去吸纳与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和文化资源。有学者已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作为中国人,实际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不需要也不可能“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而只需要也只可能“接着中国哲学讲”。

  初看起来,上述两派的论证都是可信的。“指导、改造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指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连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四位一体”的自觉选择和共同财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还从反面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不足以指导中国独特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吸纳、消化学派”则认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绵延不绝数千年之久,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深层心理结构;虽然外力的打击一时之间打断了中国文化进程,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证明,中国文化有能力吸纳和消化包括像印度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在内的异域文化一次又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以及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过程,正是中国传统和本土文化在变乱及动荡中吸纳与消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由最初的尖锐对立逐步走向融合,而那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左”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完全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也会因吸纳和消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异质文化、异域文化而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样的争论是富有意义的,但也是一时之间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一方面,需要提醒“指导、改造学派”的是,不要过高估计“历史”、“实践”的证明功能,恩格斯和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一种理论无论它是本土的还是异域的),凭借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而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证明它将永久地占有这种地位;反之,被某种特殊事件证伪了的理论,在长时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又会逐步恢复其生机和活力,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看不到实践与理论的这种长期而复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的功效真理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有些沾沾自喜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需要提醒“吸纳、消化学派”的是,历史上的印度佛教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处于较低或最多也不过是平行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国文化能够成功地吸纳和消化它们的重要前提。但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如此顺利地吸纳和消化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呢?恐怕任何一个保持清醒和现实感的中国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必要抛弃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国粹主义或全盘西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所倡导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双方都放弃话语霸权或领导地位而进行平等互补的思想交流,经过长期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新的“中体”,即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实体。作为一种有趣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外交方略运用于文化建设:不要过于热心地争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改造”中国哲学还是用中国哲学去“吸纳、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把主要精力用于结合双方的资源去探讨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国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批判理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载入宪法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否保持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

  毋庸讳言,一种宗教或哲学,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便理所当然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为己任。马克思、恩格斯还来不及具体考虑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但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个通向更高的、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具有自我否定的本质,其历史使命不是使自己永世长存,而是尽快使自己归于消亡或进入历史的陈列馆。由此可以推知,马克思、恩格斯必定认为,即使他们的哲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可以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性。进入20世纪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以批判西方社会为己任,这在主观上是因为它们在努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客观上也是因为,西方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属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领域的事务,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某种宗教或哲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在当代世界,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只存在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不能保持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也是这些国家所要解决的非常特殊的问题。

  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设想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这种“先定和谐”是很难实现的。于是,一些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功能(可以称之为“国家意识形态取向”),而另一些人则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位和功能(可以称之为“社会批判取向”)。随着最近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后一种呼声逐渐高涨起来。比如,在2005年召开的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许多学者都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孙利天指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为什么中、西、马哲学的融会贯通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我看来,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人平凡、真实和快乐生活的最优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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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1年9月第3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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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扬弃马理论,修宪是中国改革开放攻坚战的根本任务。 秋韬 2012-03-20 16:27:12

  批毛不反马不弃马或颂马,如同批李立三、批王明不批马理论一样。错误总是党的领袖,马理论总是真理,要继续中国化。将来党还会出现李泽东、刘立三、张王明。遭央的还是中华民族。
  近百年来,党的领袖犯错误无不因马理论引起,无一不是马理论不适于中国的结果;党的胜利无一不是扬充弃马理论的成果,改革开放政策无不是扬弃马理论的成果。
  现在中国富人移民无不是因为马理论作祟。
  扬弃马理论,修宪是中国改革开放攻坚战的根本任务。

只能是一种宗教信仰。 秋韬 2012-03-15 13:22:20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这是一句优美的诗。
  它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
  它居然成了众多人追求的不朽的信仰。
  还有人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最高阶段,
  最终结局。
  然而,
  幽灵是什么?
  幽灵是客观事物规律吗?
  幽灵是科学真理吗?
  或许,
  幽灵
  只能是一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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