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论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2 次 更新时间:2012-03-12 09: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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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摘要]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对于所“讲论”与“疏通”的原叙,或从正面引申和发挥,或从反面纠偏和正误,在《四库提要叙》的基础上,重新追溯了学术源流,进一步辨明了簿录体例,再审了各派争论的是非,重估了各家学术的高下,由此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关键词] 《四库提要叙讲疏》 学术源流 簿录体例 学术史重构 张舜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其“辨章学术,高挹群言”而一直为学界广为推崇,“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1]。《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四部各部前有总叙,每类前有小叙,将总叙和小叙连缀起来俨然就是一部“中国学术史论”。张舜徽先生对《四库提要叙》非常重视,六十多年前曾以此作为大学文科“国学概论”的教本,将每篇叙文都向学生进行讲论和疏通,这些讲论稿现已成为“二十世纪学术要籍”《四库提要叙讲疏》(以下简称《讲疏》)。[2]张先生在《四库提要叙讲疏·自序》中说:“昔张之洞《輶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憭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其中“传注流别”和“体例异同”属于文献学中的“簿录体例”,“支分派衍”和“演变原委”属于“学术源流”,与之相应,张先生讲疏的内容便集中于考镜学术源流,辨明簿录体例,讲疏的方法则“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3]。可见,这部《讲疏》体例上虽为古代学者常用的注疏体,但它突破了“注不叛经,疏不破注”的陈规,对《四库提要》四十八篇叙文既有引申发挥,也有采史求证,更有正误纠谬,并由此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一 正误:重溯学术之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总类、小类前的叙录承《汉书·艺文志》之绪,考镜学术渊源与流衍,阐述学派兴盛与衰微,论定各家的是非与高下。但追溯各家各派的学术渊源流变,可不像追溯黄河和长江的源头那样可以“逆流而上”,历史上各种学术和各个流派往往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有的可能枝分而干同,有的可能源异而流合,更加之时代久远头绪纷繁,所以“认祖追宗”式的考镜源流绝非易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将诸子百家的产生推源于上古的某官某守,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就常被人指责认错了祖归错了宗,不只现代学者胡适等人提出反驳,连清代四库馆臣也认为“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4]。《四库提要》叙录考索源流时问题也同样不少,这次该由张舜徽先生来为四库馆臣正本清源了。譬如,《经部总叙》一开口就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汉武帝以后,儒学之士都称孔子删定《诗》、《书》,制订《礼》、《乐》。四库馆臣所谓“经禀圣裁”、“删定之旨”云云,不过人云亦云剿袭陈说。《讲疏》阐述了这种说法不成立的理由:一、“删定”之说既“无征于《论语》”,又“不见称于孟、荀”,“秦火以前”并无此说。“《论语》为孔门所同记,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二、《诗》《书》《礼》《乐》四经都是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的旧典。“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讲疏》还特引龚自珍《六经正名》中的名言作为佐证:“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六经为孔子以前“旧典”之说,张氏还可以找到更早的同道,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断言“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5]。《讲疏》还从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两方面探讨了这一说法的成因:“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为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957页)推尊孔子删定六经,是儒者尊圣宗经的心理作祟,四库馆臣不是无能而是无意去探寻六经产生的渊源。

  如果说认定孔子删定六经是意识形态作祟,《四库提要叙》中对方志、职官、目录等类渊源的误断,则属于认知偏差或知识错误。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叙》称:“《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这里所谓“州县志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方志”。四库馆臣把《元和郡县志》,尤其是《太平寰宇记》视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是因为前者记载了唐元和年间四十七节镇各府、州、县、户政区的沿革,及山川、道里、贡赋等情况,后者在沿袭《元和郡县志》门类之外,又增以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门,该著卷帙虽十分浩博,但“考据特为精核”,《太平寰宇记提要》称:“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书而大变。”[6]但是,将二书作为方志的滥觞却犯了以“流”当“源”的错误。张先生在《讲疏》中说“方志之起源甚早”,更远可以追溯到周代,“远在周代,百国分立,大者如后世之府、郡,小者仅同州县耳。《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以今视之,即最古之方志耳。”不只是周时没有“方志”的名称,“自隋以前,方志但称为‘记’。即以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而言,以三国时吴人顾启期所撰《娄地记》为最先。此后复有《洛阳记》、《吴兴记》、《吴郡记》、《京口记》、《南徐州记》、《会稽记》、《荆州记》等数十种书。此皆后世州县志书之作”。张先生还指出,即使像《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这样分门别类记载,其体式也是因袭而非首创:“至于分门叙述,成为专门性记载者,尤不可胜数。《隋志·史部·地理类叙》称:‘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记》一百卷。’此乃历代帝王下诏编纂全国性方志图经之始。其后如唐代李吉甫所修《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所修《太平寰宇记》,皆沿用其体,不得谓二书为州县志之滥觞也。下逮元、明、清三朝所修《一统志》,亦循斯例矣。”(1022页)《讲疏》从方志在上古的雏形,再到方志体例在隋代的成熟,以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二书对隋代方志体例的承袭,通过探本溯源有力辩驳了四库馆臣有关方志“滥觞”的误判。

  四库馆臣虽极一时之选,但《四库全书总目》既成之于众手,又迫之以时限,其间牴牾谬误在所难免。即使再渊博的学者也会有知识上的暗角,更不可能对每一学术问题细究深考,加之总其成者“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7]。《四库提要叙》在考镜源流时甚至还出现知识性的“硬伤”,如《目录类叙》断言:“郑玄有《三礼目录》,此名所昉也。”“目录”名称起于东汉后期的《三礼目录》吗?张先生以有力的证据作了否定的回答:“‘目录’二字连称,实起于西汉。《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文选》任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云:‘《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是刘向、刘歆校书汉成帝时,已有目录之名,远在郑玄《三礼目录》之前。特为专书目录,自郑氏始耳。”从现在资料看,“目录”名称西汉向、歆父子时就有了,至东汉郑玄才开始用“目录”作书名,说“目录”之名始于《三礼目录》,显然是馆臣一时疏于考证而轻下结论。这篇叙文在考镜源流上出错的还不只这一处:“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馆臣误以为但记书名而不录解题始于郑樵《通志·艺文略》,而且将删削《崇文总目》解题过错也归咎于郑樵。《讲疏》对此做了有力的辩证:“论者咸以《崇文总目》之删去序释,出于郑樵,相与讥短而嫉恨之,此则不明乎簿录体例之过也。无论《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即书目下不录解题,其例实创于班固。盖史志之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书目,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张先生从簿录体例的角度分析了《汉书·艺文志》但记书名的原因:“《隋书·经籍志》既举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以别于后世但记书名一派,从知不独《别录》每书皆有叙录,即《七略》亦必删繁存简,各为解题,如《四库简明目录》之于《提要》无疑耳……班氏撰《艺文志》时,所以毅然删去《七略》解题而不顾者,诚以史之为书,包罗甚广,《艺文》特其一篇,势不得不芟汰烦辞、但记书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与私家书目,意在条别源流,考正得失。其所营为,既为专门之事;其所论述,则成专门之书;考释务致其详,亦势所能为。刘、班二家编目之职志既有不同,则体例亦无由强合。郑氏《通志·艺文略》之于《崇文总目》,亦犹班氏《艺文志》之于《七略》耳。惟郑氏深明修史之不同于他书,故独遵班例,不为序释,其识已卓,岂特不可讥诋已哉!”(1028—1029页)令人不解的是,郑樵《通志》和班固《汉书》同为史书,《汉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同样都是只记书名而无解题,为何四库馆臣不追究《汉书·艺文志》开始“但记书名”,偏偏归咎于“唯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至于所谓郑樵“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的指责,余嘉锡早已指出是四库馆臣偏信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意度之词”,清代学者杭世俊、钱大昕早为郑氏洗刷了不白之冤。[8]当然,余嘉锡先生也可能百密一疏,郑樵嫌《崇文总目》解题“文烦无用”,朱彝尊的“意度”也并非无风起浪,郑樵《校雠略》对《崇文总目》的解题的确多有批评:“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9]郑樵的校雠学理论强调“类例”而不是“解题”,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0],依类而查“其书自显”,无须在“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于晦疑处则释之,无晦疑处则以类显”。[11]他批评《崇文总目》“不应释”“亦强为之释”[12],是基于自己校雠学理论而作出的判断,可四库馆臣对其动机作了最卑污的猜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13]馆臣认为郑樵抨击《崇文总目》的解题,是出于“我自己没有便不允许别人有”的小人心理,馆臣们以阴暗的心理去揣度他人,虽言之凿凿却全无依据。张先生说“《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氏不相涉”,则既能征于史实也合符情理:郑氏一介海滨布衣,他的言论根本不足以耸动视听,更不足以左右朝廷,而且后郑氏一百多年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尚引证过《崇文总目》解题,可见直到宋末元初这些解题并没有删除,后来删除这些解题与他全“不相涉”。从向、歆父子《别录》、《七略》附叙录解题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但记书名”,我国古代目录学书籍就一直并存这两种形式。目录学著作“但记书名”既不自郑樵而始,《崇文总目》叙录解题更不因郑樵而删——《讲疏》追溯了源流,也澄清了史实。

  《四库提要·术数类叙》对术数兴起时间的论断同样错得离谱:“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讲疏》对这一说法断然否定:“《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凡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四库总目》术数类,大抵近之也。阴阳五行之说,所起甚早,不得谓秦汉以后始有之……《汉志》论及古者数术之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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