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9 次 更新时间:2012-02-23 10: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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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今天,是到了为“三纲”平反昭雪的时候了。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决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1940年,贺麟先生在《战国策》第3 期上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①]文章中对“三纲”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他认为,“三纲说”“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人对位分、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的关系” [②],因此“三纲”所倡导的“忠”“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作暴君个人的奴隶。”[③]他强调,“唯有人人都能在其位分内,单方面地尽他自己绝对的义务,才可以维持社会人群的纲常”[④]。他并指出,这种下对上“单方面尽自己绝对的义务”,而不求回报,体现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意味”[⑤]。他并认为这种“三纲”精神其实与西洋伦理学中之最高深学说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康德的义务论精神趣味相契合。与前人不同,贺先生对“三纲”学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辩护,见解可谓精辟、深刻。下面我们将通过回归历史事实来检讨这正反两种不同的理解“三纲”方式的问题与局限。

  

  1、“三纲”的本义是什么?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近代以来一直被当作是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我在每学期课上一开始向所有的学生提出“您认为‘三纲五常’的消极成份是什么?”这一问题,要求每人用一句话来回答。多数学生的回答不外是认为:人为地划分了人与人的等级或不平等关系,把一方(君、父、夫)的权力绝对化,违反了现代平等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束缚了人性的自由;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不利于社会变革;等等。这些可以说代表了当今人们以“三纲”的主流看法,这些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没有研究。但基本可以肯定,它形成于近代以后,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然而根据我的研究,这些看法很难在思想史上找到证据。那些提倡明确倡导“三纲”的学者,没有一个主张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是无条件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更无意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绝对化为谁比谁更高级,不能用今天的“君权至上”、“家长制”、“男性中心主义”等术语来概括。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明确指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引自《资治通鉴·汉纪》)。董仲舒被人们公认为较早明确提倡三纲的人,然而他明确主张人君“心正”是天下之本。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然而这只是说“三纲”的道理合乎天理,并没有说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有绝对的等级关系。

  那么,“三纲”的本义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几段话:

  子夏对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定,天下大定。”(《礼记·乐记》)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班固《汉书.礼乐志》)

  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三纲”使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准则,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来源。但这几段话丝毫没有说“以某某为纲”就是指下对上无条件的服从。那么,“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白虎通·三纲六纪》上讲得很明确: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亹亹文王,纲纪四方。”

  根据《说文解字》,“纲”本义是提网之总绳,“纪”是罗网之“别丝”(糸部)。因此,“纲纪”指的是事物关系中相对的主次轻重之别。《白虎通·三纲六纪》正是从这个意思出发来比喻说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并论述道: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也。《春秋传》曰:“君处此,臣请归也。”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

  上文中以讲到“臣”并没有强调臣的义务是服从,而是说“厉志自坚固”;讲到“子”时,并没有强调子要听父之话,而是引《孝经》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在讲到“妇”时,虽说妇人“以礼屈服”,却又同时引用《昏礼》“夫亲脱妇之缨”来说明夫以身作则以赢得妇从。可见在古人看来,所谓“以某某为纲”并不是指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如果“三纲”的本义不是指下对上听话或无条件服从,那是什么意思?这里已经很明白,“纲”相当于鱼网之总绳,“以某某为纲”就是“以某某为重”的意思。用董仲舒的话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春秋繁露·基义》)什么意思?事物之间发生了关系,必然会有上下之分。董仲舒认为这种关系取自阴阳[⑥],因而代表了宇宙万物关系的常态和常理。这是因为,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不可能个个位置和作用都一样。位置或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同,必然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尽管这种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这是因为,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裁决者。如果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违犯最后决策,集体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正常运转下去。从这个角度看,“三纲”实际上是指“从大局出发”的意思。也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三纲”就是不把“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不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上。

  由上可知,董仲舒以及《白虎通》等所讲的“三纲”,含义非常简单、明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普遍通行。比喻我们今天常常说,作为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你可以对上级决策提出批评,或保留个人意见,但对于组织上已经形成的决定,在实践中没有擅自违背的权力。这不正是“君为臣纲”的另一种形式吗?又比喻,在学校里,我们绝对是执行“师为生纲”的。虽然老师的决定或做法可能不当,学生可提异议,但在实践中没有轻易违背的权力。由此也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家(如二程、朱子)之所以会说“尽己无歉为忠”,正因为“三纲”所代表的道理,是符合一个正常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或良知的。

  这里必须强调,无论是《白虎通》,还是董仲舒等人,都没有预设“君权至上”、“家长制”或“男性中心主义”。强调上下、主次和轻重关系,是出于秩序和纪律的考虑,但丝毫也不意味着上与下之间在人格上有任何不平等。正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因为自己的位置不如领导高,而在人格上与之不平等一样。“五四”以来对“三纲”的误解,主要正是把古人所强调的制度程序上的上下之分和主次、轻重之别夸大为人格的不平等,权力的绝对化,等级秩序的确立,等等。一旦这种夸大成立,对“三纲”的一切妖魔化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现在来看看贺先生的观点。可以发现,贺的观点是将“三纲”的本义进一步发挥出来的,他并没有举出什么文献的直接例证,也容易让人觉得没根据。贺先生说,“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换言之,三纲说要求臣、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⑦]他的这一观点还是受了“五四”激进派对“三纲”夸大扭曲的错误影响。事实上,提倡“三纲”的汉儒从来都没有强调所谓“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这一点从前文所引董仲舒、《白虎通》之文已可看出。另外,更重要的是,汉儒以“五常”为“三纲”之本,后世儒家讲“尽己无歉为忠”,并没有将“三纲”的终极基础上升到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理念意义上的东西上,而只是教人按自己的良知良能良心来做,所谓“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白虎通·三纲六纪》)。这才与儒家性善论相一贯。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尽忠”只是为了做个真正的人,即“尽其性”而已,并不是为贺先生所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永久关系”这一功利目的。细想可知,“三纲”是对愚夫愚妇而言的,要他们为了维系某种永久关系而去尽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忠”,未免不切实际。但是不是贺先生的观点错了呢?也不是,至少贺将三纲理解为对名分、对理念尽忠,是与下面荀子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有接近处。综而言之,我认为贺先生从宗教精神及柏拉图、康德道德学说等角度把“三纲”精神理解为“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虽颇有新意,但终究不合文献,不如理解为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更能讲通。

  

  2、“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贺先生另一值得商榷之处是,他认为“三纲”到西汉才发展起来,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三纲”就其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言,在孔子、孟子那里已非常清晰。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孔子明确提到“夫为妻纲”,但可以相信他既然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思想,有夫为妻纲的思想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虽然“三纲”这一术语虽然直到西汉才为人使用,但是“三纲”所代表的思想是从孔子开始提倡的,尽管孔子可能并未使用过“三纲”一词: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則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论语·八佾》)

  《春秋》也许可说是孔子“三纲”思想的代表之作。朱熹说得很明白:

  《春秋》之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春秋》)

  《春秋》大义后人已多有总结,如“尊王”、“大一统”、“正名分”等。[⑧]至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古人已有十分清楚的总结。那就是,春秋时代社会长期动乱不安的主要原因是人欲横流,诸侯、士大夫们野心膨胀,争相以一己私欲凌驾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矣。(《孟子·滕文公下》)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也就是说,孔子的《春秋》经是对时代社会问题症结的一种诊断。因此,《春秋》代表了孔子对天下安宁大法的根本认识。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在汉代以后的数千年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春秋战国那样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和动乱有极大的帮助。汉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分裂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它有两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二是名教的衰退。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出现过的“分而不合”相比较,中国古代历史走的是一条“分久必合”的道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分而不合”意味着战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丧失,意味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春秋》大义以及儒家“三纲”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周敦颐《周子通书》)

  

  3、儒家从来都反对“无条件服从”

  

  上面我们论述了孔子所阐述的“君为臣纲”(尊王)等三纲思想,得到了孟子、董仲舒、司马迁、周敦颐、朱熹等几乎所有重要儒家人物的拥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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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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