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0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的文章，意外地引起了不少“讨伐”[1]。此后，李存山先生专门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一文，对我在同刊2011年第2期上为“三纲”辩护的文章[2]，进行了全面反驳。这迫使我花不少精力来梳理历史上的“三纲”思想，我重点研究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个代表人物，初步考察了历代儒者对“三纲”的看法，写出了这本小书。此书可以说是一场学术争论的产物，我应该感谢那些批评我的人；如果不是他们，我绝对想不到写它。
然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反驳，而在于回归历史真相。我不是什么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更不可能为辩护而辩护。我希望通过冷静、客观的分析，深入、细致的解剖，还原“三纲”的本来面目。同样地，如果任何人能够以理性、客观、合乎逻辑的方式反驳我，我会由衷地感激，这对于澄清历史真相大有裨益。如果事实证明我是错的，也是好事，至少留下了一部反面教材。
本书对历史上“三纲”思想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这与本书设定的目标有关。它的另外一个可能遭受的攻击是，没有研究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毕竟理论与现实不是一码事。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研究仅限于对“三纲”理论的探讨。这样主要也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对“三纲”的批判有其理论依据，即董仲舒、《白虎通》、程朱理学等，我希望对这些理论依据重新检讨。
我相信，对于“三纲”之现实后果的研究非常必要，但评价时必须带着真正的历史眼光。否则，对数千年民族文化生命缺乏起码的感通，看不到古人思想中的血与泪，动辄认为古人全都犯了某种低级、简单的错误，将贻害无穷。这种妄自尊大的做法部分来自于文化进化论，它往往预设某种现代价值观具有超越一切时代的普世意义，以之为标准衡量古今一切思想和现实，其特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后果是历史虚无主义。
（方朝晖著，《为“三纲”正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
[1] 参周思源、王也扬、张绪山、赵庆云分别分表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3月10日、3月24日、6月30日国学版（15版）的文章。
[2] 参“‘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页4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