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臺灣學術的國際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8 1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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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地區與國家,追求學術的國際化不僅是時代的潮流,而且是文化政治的需求。這里根據我粗淺的了解,談談臺灣的一些特點。

  

  首先臺灣的博士生培養肯定要比我們國際化一些。它沒有形式主義地硬性規定一定要發表多少論文,更沒有規定一定要在核心期刊發表,但是它規定研究生必須在公開的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而學術會議,具有非常規范嚴謹的程序,不僅有教授們的窮追猛打的評議提問,而且有較長時間的開放討論,凡經得起這樣的打擊的論文,還是要有一定水準的,千瘡百孔或的東西是拿不出去的。

  

  談到博士生培養的年限,華東師大剛剛這個學期才改為四年制,以往都是匆匆三年就畢業了事。而且聽研究生院的院長說,這樣改還有不少阻力。因為中國的大多數學校都是三年制。但是臺灣的博士生,文史方面的,幾乎沒有三年畢業的,五年六年是常態,規定最多是七年,但是我接觸到的居然有十年沒有畢業的。他們一邊打工一邊寫論文,這就很與美國、日本的博士生制度相像了。不是沒有問題,到后面可能變得“學術疲勞”了,但是只有經過較長的時間,反復磨煉,論文才比較有份量,學問也才比較沉實厚重。

  

  至于博士生第三年的博士班資格考試,那更是學美國的。我注意到,資格考試是要通過兩門課,但導師的課并不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說,導師并沒有權力決定你是否取得博士論文寫作的資格。

  

  資格考往往由兩名主試委員命題,一張卷子四道題,兩名主試委員分別各命大小兩道題,博士生從兩名主試委員的題目中,各選擇一題作答。然后兩名主試委員閱讀全部考卷,系主任或副主任,將兩種評分加起來取其平均分,作為考生的成績。這整個過程,導師都不參加的。如果沒有通過,來年再考。這樣做可以作制度上保證學生學術訓練達標的客觀化。

  

  臺灣的學術期刊,比我們的要更國際化。一是只要是學術期刊,就一定有匿名審稿制度。而且審稿專家都是非常認真的,我們通常可以在附注里看到作者的感謝。但我們大多數刊物根本做不到,原因有些是不想這樣做,有些是沒有錢來支付常規的審稿制度。還有一點很關鍵,即他們論文的篇幅往往很長,動輒數萬字,這與我們的論文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這里寫到兩萬字,就找不到地方發表,編輯更要將你斬成一萬或者八千的樣子。并不是字數多就一定好,但是今天的學術,問題的復雜,討論的多元,論域的深化,如果不是較富的篇幅,論文的精品,如何出得來?當年,錢谷融先生《文學是人學》的名論文,五萬字,現在到哪里去發表?論文的發表,在我們這里只是一種機會的取得,而在他們那里,才是一種學問的追求。

  

  我曾經說過,“課題是精品的敵人。”這是指我們這里。因為課題只是一兩年就要求完成的東西,短期、平淺、快捷,跟學術研究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沉潛含玩,完成不同;課題又是要對付檢查的,各種表格的框框,而且規定要發表在什么核心刊物上,其實也與學術研究的自由本質,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這些年重大課題其實都是找學生做,而學生一方面差參不齊,學術不夠成熟,談何精品呢?

  

  臺灣的教授也申請各種課題,不同的是,他們申請到了之后,再沒有人管他們完成不完成,或完成了什么東西,研究的過程完全是自由的。最后也不硬性要求你發表多少論文或專著,只須提交一篇千字文即可。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研究。當然,如果你什么也沒有做,或做了什么影響都沒有,下次再申請就難了。如果你的論文確有好評,課題就會像滾雪球式的越滾越多。國科會對課題的審批,是學術自身內在的活的機制,完全是根據申請人本人的自律、自發、自由的科學研究行為,而不是其他什么外在的規定。我所認識的臺灣教授,如朱曉海教授、鄭瑜毓教授、高莉芬教授,都是申請課題的高手,同時也是出精品的能手。在他們那里,課題不是精品的敵人,而是朋友。我其實不反對課題,但是什么時候,我們這里課題也能成為學術研究真正的緣助呢?

  

  跟大陸一樣,臺灣學術國際化的一個途徑是學術會議。他們的學術會議往往是研究計劃的一個有機部分,會后集結論文,成為一種學術的顯示度。也許是趕上了民國百年,我在中央大學的那個學期,學術會議極多,差不多每月都有,多則幾場,過多的學術會議,會令聽眾消化不了,也會有學術浮躁之蔽。但是他們的學術會議還是有值得學習之處。規范與嚴謹,我前面已經說過了。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是會議的規模很小,往往一個上午,就一個專家在那里主題演講,其他時間是專人討論或自由發言。所以,往往有一種探討學術的誠意,而我們這里,人多勢眾、程序潦草,有時會覺得主辦方在搞形式主義,甚至只是官場權力的學界表演而已。

  

  還有一個特點是他們的議題大都設計都頗為精心,有的顯示了一種突破的方向,有的點明了一種集結的力量,有的則有引領風氣的努力,等等。不像我們,方向不清楚,散兵游勇,而且陳陳相因,缺乏推進,每年都一樣。他們研究往往多有一種系統性,即什么什么“計劃”。“計劃”大于會議的論題,往往多年也不一定完成。譬如關于抒情傳統的研究計劃。當然,臺灣的學術國際化努力,表現在自覺跟隨美國與西方的理論潮流,如文學研究中的抒情傳統、以及近兩年來的物質文化研究等,這不一定是好事。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在臺灣有一點也是不言自明的。即透過學術的國際化努力,打造文化的優勢,進入亞洲思想文化的中心,或爭取亞洲更大的話語權。我有一次參加臺灣的一個名為“漢學研究新范式”的學術會議,請來美國和日本一流敦煌學家來主題講演,但國科會的處長講話,不忘談新范式在東亞政治文明中的新意義,充分顯示了臺灣進入亞洲、進入世界的需求。學術與政治,學術與政治文化,有時是相互緣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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