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等:笔谈:在中国发现文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1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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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   蒋述卓   曹顺庆   张节末   胡晓明 (进入专栏)  

   本期笔谈栏目刊出陈伯海等五位先生的文章,围绕“在中国发现文论”的主题各抒己见。有趣的是,诸位不约而同地都重视如何成功地建设“中国文论”,并对相关的一些理论观念作平心静气的阐释,而并不在意话语权的得失。建设重于争论,这真是中国文论界的一个好现象。

   陈伯海先生提出了一个可能须几代人努力的世纪课题:“古代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变。他以中医为喻,说中医植根于传统中国医术,但不称之为“古医”,因为它不单存活于古代,即使在当今也仍处于作诊疗、开处方的活跃状态,它是现代医学中与西医并列的一个派别,而非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他提出一要阐释,二要应用,三要建构的方法,以将传统诗文评里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联结,即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它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也就是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成的中心目标。此论颇有深意,无疑为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的进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蒋述卓先生高屋建瓴又乐观地认为,从全球地域化视野来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具有实现本土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他对新儒家的看法是: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现代转换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主要是他们注重在精神传统上继承,并根据对当下生存境遇的思考来进行古代诗学概念、范畴的现代诠释,不是简单地将个别与部分词语挪移,而是作一种整体上的现代整合。但是,我们学习这种经验时,又不得不对新儒家文化诗学的整体发展做更深入的拷问。至于如何深拷,读者自可细读细究之。看来,新儒家的学术努力已然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成功个案。

   曹顺庆先生对他最先提出的“失语症”概念作了一些深刻的说明并开出救治药方:“失语”和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话语”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即失去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传统中国文论的范畴,是话语表层的东西,有时代局限性,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东西。范畴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或消亡,话语却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进行现代转换。西风日炽,国人长期以来自我否定的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因此,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开展原典教学,一方面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学习外文原著,如此才能改变失语现状。

   张节末先生指出,对当今西方话语是否能够重演历史上佛教式的文化渗透,我们自然是难以放心,这就是文论“失语症”的病因之一。他通过回顾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慧能、玄奘和毛泽东的经验,点出已然处于比较语境之中的中国文论的突围之道,即中国文论研究必须在比较语境中展开。他认为,比较的话语权体现于发现“中国问题”,并分别举王维诗中鸟、山、花三种意象来说明印度佛教传统和中国儒道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尝试在中国儒道传统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为意境定位。

   胡晓明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感知到新儒家诗学的学术蕴涵,并对徐复观进行了个案研究。胡先生认为,徐复观的文学观富含现代新儒家的学理,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其观点既不降低人心而为自然人性,也不夸张而为神性人心,更不流于现世而为气化人性,他以“伟大”、“性情”和“功夫”为要义的心学文学观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应有相应的地位。

  

  

    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

陈伯海

   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以前没有“古文论”的称谓,有的只是“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存活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事实确乎如此,我们看到,不仅唐人评唐诗唐文、宋人评宋诗宋文属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即便宋人评唐代诗文或明清人评唐宋诗文,皆是为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构建范型,亦属当代性文学批评。文学领域中的这一活生生的存在,自不能称之为“古文论”。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运而兴,它拓展了传统诗文评的内涵(加进了小说、戏曲等评论),而又冠以“史”的名目,原本活生生的存在遂转型为历史的资料,成为今人钩考、清点与梳理的对象。这样一种由评入史的演变,当是与新旧文学之间的隔阂分不开的,故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了学科的定名。近年来,“古文论”之称又稍稍流行,较之“批评史”,似乎更倾向于发扬传统诗文评的理论价值,但加上一个“古”字,终不免限定了其生存范围,很难摆脱历史学科的定位,以恢复诗文评的活力。面对新的世纪,我们这门学科在研究方向上还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提升,即从古代文论向中国文论转变呢?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传统与当代方能接通,而民族与世界的交流融会亦才有可能。

   “古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区别何在?打一个浅显的比方,中医植根于传统的中国医术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医不称为“古医”,因为它不单存活于古代,在当前的医疗系统里,也仍处于作诊疗、开处方的活跃状态;它是现代医学中与西医并列的一个派别,而非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相比之下,古文论的命运便有所不同。尽管目前高校的有关专业多设有古文论的课程,学术领域里的古文论研究亦仿佛搞得火旺,而究其实质,基本未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也就是说没有或很少应用于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不仅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评论中罕见古文论应用的痕迹,就是今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亦未必常沿袭古文论的学理,反倒要时时参用现代文论乃至西方文论的理念。奇怪吗?是的,但不足为怪。因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必然具有现代意识,即使是审视本民族的古代文学传统,也很难回归到原初的心理状况和话语系统中去,于是参用现代理念便不可避免。这正是为什么传统的诗文评在它那个时代能成为活生生的存在,进入20世纪以后却只能以古文论面目出现的缘由。要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须增强理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条明显的出路便是变古文论为中国文论。

   古文论向中国文论提升的根据,在于它虽然已成为过去,但仍包含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成分。诚然,特定的理论思维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会有其独一无二的个性,但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又必然会具备某种普适性的功能,个性中亦寓有共性。将传统诗文评里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联结,即让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成的中心目标。这样一种转变不光有理论构想上的可能性,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从整体上看,王国维便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古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学人,其以“境界”为核心的诗学观固然承自传统文论,却又吸收了大量西方近代哲学与美学的成分,单纯归之于古文论的范畴显然不妥,可以说这恰是开了由古文论向中国文论转变之先声。王氏之后,这条路线续有延伸,如朱光潜所撰《诗论》,宗白华所倡“艺境”,虽采取的文体形式不类《人间词话》,而力求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会通中西,推陈出新,其思路与王国维实相一致。据此,中国文论的建设早已有了起步,只不过在“五四”以后大力移植西方文论、俄苏文论的形势下,它长期被排除在主流文坛之外,若有若无,一直不受人关注而已。将这个被冷落的统绪接续过来,予以光大,使之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移,应该是当今古文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实现古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变,关键在于改“照着讲”的研究方式为“接着讲”,这原是冯友兰就中国哲学研究提出的命题,其实亦适用于其他理论学科的建设。“照着讲”与“接着讲”有什么不同呢?大致来说,前者立足于还原,而后者着眼于创新;前者属“史”的清理,而后者属“论”的建构;前者偏重于学术的承传,而后者致力于学术的发展,各自取向有别。当然,这种差异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怎样严格地“照着讲”,总有个人的阐释在内,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还原;而另一方面,真正的“接着讲”自不会脱离原有的传统,去作无中生有的面壁虚构。因此,“还原”与“重构”之间的张力,在两者内部都是存在着的,但既然取向各别,其侧重点当然也有所不同。20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大体上是在“批评史”的旗号下开展的,侧重在“史”的清理与还原,这样的还原很有必要,它能为中国学术的承传打下坚实的基础。可是一味在还原上下功夫,就不免要限制学术的创新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孔门弟子(包括孟、荀诸家)对孔子学说的“接着讲”,也没有汉儒、宋儒乃至清儒对前代儒学的“接着讲”,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也许只有孔子一人的学说,又何来源远流长、门派分立的儒家学术思想史呢?事实上,存留至今的古文论传统,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文论家“接着讲”的产物,那为什么到20世纪以后就只允许“照着讲”,而不能像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那样去尝试“接着讲”呢?建设中国文论,正是要改单一的“照着讲”为“照着”和“接着”双管齐下地“讲”。其间“史”的清理与还原自不可少,且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去作新的开拓,不过针对以往的不足和适应时代的需要,似更应大力倡扬“接着讲”,以走向“论”的重建,这或许可视为新世纪古文论研究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那么,“接着讲”又该如何着手呢?笔者以为:一要阐释,二要应用,三要建构。为什么要将阐释放在首位?因为我们与王国维的距离已有将近一百年之久。在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时代,尽管社会生活起了重大变化,西方新名词、新学理也开始输入,但传统的话语环境依然存在,传统的言说方式仍然有效,王国维只需在原有的话语系统中引进某些新的理念,便自然收到推陈出新的效果。但这个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在经历了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的长期熏陶后,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变得陌生起来,不单是语词概念,尤其在语词概念背后蕴藏着的义理精髓,当我们以惯用的西方文论框架加以整合时,不知不觉中便会将其丢失。要回归原来的传统,必须通过阐释。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阐释总是现代人的阐释,不可能做到绝对还原,而且阐释的目的是要抉发传统的精义,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使之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贯通,乃至吸取新的思想成分以更新和发展传统自身,故不能以单纯的还原作限界。既要回归传统,又要面向现代,这就是古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一身而二任焉”的艰难处境。处理好这个矛盾,需要在“不即不离”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与此相关联,在引用现代文论或外国文论以与古文论作参照时,应运用“同异互渗”的原则,即不作简单的认同与别异,而要致力于辨析话语系统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以领会其内在精神上的相对相隔与互通互融。

阐释是由古文论向中国文论转换生成的第一步,在进行阐释工作的同时还要考虑应用,古文论能否在今天重新存活,或者说,它能否真正转变为中国文论,其标志亦在于应用。应用当然会有一个逐步推广的过程,首先可考虑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作用。在这方面,古文论的影响一直是保持着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越出个别命题(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等)的作用范围,让民族的生存智慧、审美情趣和文学理念(连同其在现代的变化出新)整个地在古典文学传统的阐发中重新得到充分而生动的呈现,这应该是古文论最有用武之地的场所。在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可以将经过现代阐释后的古文论进一步推广于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相接近的文艺现象上,以求得传统理念与当代理念、民族经验与外来经验的会通。这是中国文论建设上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也是中国文论能否建成的重大考验,所以这一步必须走得大胆而谨慎,要有比较充足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而且不要期望我们的文论传统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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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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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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