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8 次 更新时间:2004-12-21 0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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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  

  

  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早期的研究以译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学者转向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政治发展为对象,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是政治民主化以及在民主化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模式、动力机制、阶段划分、发展道路、战略策略等。我们这里重点探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阶段划分、路径选择、动力机制、战略策略等问题。

    

  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阶段划分

    

  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经济社会变革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政治发展的度和阶段性,明确各个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并集中精力加以解决。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划分及目前所处的阶段,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种观点是将政治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阶段、剧烈变动阶段、平稳阶段和成熟阶段,并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与剧烈变动阶段的交错时期。在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政治体系变动不大,公众的政治参与还未被激发,政治较为平和。政府地位较为稳固,信心也较强。随着经济转型力度的加大,市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分层加快,流动性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这个时期政治参与活跃,政治竞争激烈,政治秩序也相对混乱。政治发展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能否处理好民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腐败问题成为决定政治发展路向的关键因素。能够平安度过这一阶段的政治将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发展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并进而进入政治发展的成熟阶段。该派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与剧烈变动的交错时期,一些边远省份或交通不便的内地基层,政治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但从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大中城市来看,政治发展已处于剧烈变动阶段,变动阶段的特征已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政治的结构和功能正经历大的调整,公众参与日益活跃,社团大量涌现,社会公正和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加强政治整合能力,提高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促使政治行为理性化、规范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全能主义政治时代、权威主义政治时代(后全能主义时代)和多元主义政治时代,并认为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将处于权威主义政治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以全能体制下的一党动员体制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当今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的历史阶段,需要继续推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扩大非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和私域自由空间,鼓励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多元化和平等竞争,保持以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同时,还要努力克服由弥散性腐败引发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趋势,防止整个社会包括知识界走向激进化和非理性化。

    

  还有一种观点同样将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内容不同于第二种观点。第一个时期被称作政治高热期,是中国改革的初期阶段(1978——1991年),在这一时期,高度同化的社会逐渐消解,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利益松绑”和“政治松绑”,激发经济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第二个时期称作政治淡漠期,同时也是改革的中期阶段(自邓小平南巡谈话到今后大约10到15年),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不同阶段:经济狂热期,经济理性期,社会理性期。在经济狂热期,人们表现出强烈的赚钱狂热,利益矛盾冲突尖锐。各种不安全因素一经遏制,改革就进入经济理性期,产权基本明确,市场规则有序,从而为进入以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道德法律有效运行、社会问题平等协商为特征的社会理性期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期称作政治理性期,在这一时期,利益结构的分化和整合趋于稳定,社会结构基本趋于合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市民社会发育成熟并与国家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持该观点者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利益快速分化的经济高热期并逐渐向经济理性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制度化政治整合的发展与完善,后者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政治整合的制度化应当遵循以普遍受益和改革成本共担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原则,以国家为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和综合中的作用,在加强制度化建设同时辅之以道德建设。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在这里也提出民主政治发展的三阶段论观点,这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并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目前正处于从早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促成了社会动员,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愿望日益强烈,但是由于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各种非法的、非制度、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扩大趋势,各级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迟缓,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在积累之中并严重威胁到政治稳定。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中期阶段,政治参与逐步实现了制度化和有序化,选举民主的层级逐步向上扩展并最终实现了突破,以选举民主全国化为标志的民主的转型取得了成功,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获得一定的发展。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后期阶段,选举民主获得了巩固,自由民主日趋完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得以牢固确立。在从早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的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基层和地方层级推进选举民主,在地方特别是城市政治中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通过制度化的利益整合机制将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因素消解在基层和地方层级,避免酿成全国性政治动乱。

    

  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将继续沿着增量民主的发展道路演进。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呈现出增量民主的特征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受路径依赖的影响,将继续沿着增量民主的发展道路演进。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要求继续保持自主性发展、主导性发展、渐进性发展、稳定性发展和梯度性发展的特点,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在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上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应该按照“一元多线”的民主发展模式实现“多点突破”。所谓一元就是走向政治民主化,多线则是指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由民主等多个方面同时加以推进。首先,就选举民主来说,中国需要选择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路径。民主转型理论根据东欧和拉美民主化经验,强调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发展道路。但从中国20多年民主政治发展的轨迹来看,选举民主的突破口选在了乡村,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带动了农村党支部的“两票制”选举,并进而对乡镇领导选举制度改革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一些乡镇开始实行公推公选乃至直选的改革试验。无论是村委会民主选举,还是党支部“两票制”选举以及“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选举民主的突破性进展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等多方政治力量之间良性政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政治博弈。选举民主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仍然需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加以推动。选举民主从基层做起逐步向上扩展,符合先易后难、风险小收益大的要求,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易于为制度供给者所接受。其次,就协商民主来说,中国需要选择一条都市突破向上下两端延伸的政治发展路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日益成为人们日常政治生活的中心,市政决策和市政管理与人们切身利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城市公民参与市政决策和市政管理的愿望日益迫切。协商民主要求公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富于理性,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要求非官方公共领域的存在。城市公民和城市生活更多地具备这种条件。协商民主应当从大中城市的市政决策与市政管理开始,向下逐步向小城市、城镇乃至农村延伸,向上逐步向省级、乃至全国政治生活延伸。应当鼓励城市政府积极探索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诸如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等协商民主形式都应受到鼓励。协商民主应当围绕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房屋拆迁安置、城市公用事业价格调整、劳动和社会保障、城管执法等来开展,使利害相关各方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发展协商民主,对于维护都市地区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当受到高度重视。最后,就自由民主来说,中国需要选择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发展路径。自由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权力制衡等自由民主的制度要件的建设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法治和司法独立涉及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要克服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倾向,靠地方去推行显然行不通。有限政府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中央政府职能不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即使改了也得退回去。新闻自由和权力制约机制涉及到全国性的法律和政治体制问题,同样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

    

  三、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政治民主化的动力机制问题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综合政治发展理论有关研究成果,可以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概括为五个因素:经济发展;经济转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良性的政治互动;全球化。

    

  (1)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促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通讯的便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收入水平的提高等。经济发展缔造了现代的工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要求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传统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源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经济发展提高了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提高了公众的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经济发展也为政治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发展还加速了社会动员,后者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并开始逐渐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的增加,大众传媒的商业化,交通通讯技术日益发达,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人们开始告别传统,逐渐接受现代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并用现代价值观来评判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和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社会动员所造就的新的政治生态,为政治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基础、契机和动力。

    

  (2)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促使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使得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难以为继,集权式政治体制向民主合作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过渡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利益驱动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持久动力。只有建立在利益驱动基础上的公民政治参与才具有可持续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利益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人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同时,人们日益感受到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者的政治国家的存在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处于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需要,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日益迫切。其次,权利驱动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生产培养着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商品生产者在向政府纳税尽义务的同时,也要求享受纳税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持续推动力量。第三,经济转轨也要求相应的政治转型来配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是资源分配型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是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而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基础性作用,随着企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从资源分配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向市场规制型国家和社会服务型国家的转型成为必然的趋势。最后,市场化导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对改变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效,经济发展又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即使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也不能对经济改革向政治发展提出的要求无动于衷。市场化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也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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