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瑜:香港本土主义的异化及其因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4 07:05:55

进入专题: 香港     本土主义     分离主义     民主化     “一国两制”  

白小瑜  

   内容提要: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本土意识的强化反应。目前香港本土主义走上了一条异化之路:被右翼民粹力量骑劫;日益政治化,出现分离主义倾向。“一国”与“两制”的张力、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以及国家认同的薄弱,是导致香港本土主义异化的结构性原因。必须从坚守法治、推进民主、强化与祖国内地交流和加强国民教育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消减香港本土主义的“排内”(排斥祖国内地)和“抗中”(抗拒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拒中央政府)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香港  本土主义  分离主义  民主化  “一国两制”

  

   近年来,本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度呈勃兴之势。在西方,本土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对过多移民的一种“本地人优先”之自闭排外思潮。本土主义原来比较集中反映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典型的移民国家,近期在受“移民潮”侵扰的欧洲(如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德国、法国)也日益凸显。在亚洲,新加坡等国也出现针对中国移民的本土主义。本地人往往认为外来移民威胁到了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①经济上,移民会抢占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滥用社会保障制度,加重社会负担。②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本地人对移民的反对声会更大。③文化上,往往因为身份认同的不同,而出现本地人抵制外来移民的情况。Fetzer根据其对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指出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不同文化是构成本土主义的重要因素。④

   香港也未能免于这股浪潮的波及,本土主义兴起并泛滥。香港本土主义强调经济上本土居民的优先性以及文化上的纯正性。吊诡的是,香港作为中国“一国两制”下的国际化都市,其本土主义针对或者排斥的主要对象却并非外国或外族群,而是祖国内地或内地同胞,并带有右翼民粹主义特征。更严重的是,香港本土主义日益政治化,与各种极端的政治主张相结合,成为一些分离主义势力的政治包装。右翼民粹化和政治化的特征表明香港本土主义正在走向一条异化之路。

   由于其相较于一般意义上本土主义的特殊性,本文将香港本土主义界定为:面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因素所带来的压力时,重新提倡和肯定香港本地社会固有文化和生活方式,将本土意识中“生于斯,长于斯”而生发出来的对本地的热爱与自豪转变为防御性的身份认同建构,并由此在政治上形成强烈的“族群意识”与“香港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思潮。这一界定有三个特征:1)区分本土意识与本土主义,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本土意识的强化反应;⑤2)香港本土主义不仅涉及到经济制度认同、意识形态认同和文化认同层面,还牵涉族群认同和政治认同层面;3)“香港命运共同体”意识“合法化”了香港本土主义的一系列社会抗争活动。

   本文先简要梳理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再结合近几年香港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新变化、新特征,探析香港本土意识如何演进为香港本土主义,并逐步右翼民粹化和政治化的。在此基础上,针对香港本土主义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因应对策。

  

   一、香港本土主义的历史源流

  

   (一)回归前香港本土意识的发轫与发展

   在英国殖民统治早期,香港由于其移民社会的性质,没有所谓的“本土”概念。对于漂泊的移民来说,香港不过是一艘“救生艇”,是辗转通向别处的暂时过渡地和中转站。这种无根漂泊的生存状态,自然无法产生在地的本土意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香港本土意识的发轫提供了外在刺激和驱动力。在冷战格局下,如何杜绝“红色中国”扩大和蔓延其影响,是港英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港英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消弭中国新政权带来的影响。在地理区隔上,港英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加强边界管制;在人口管理上,开始居民登记及身份证发放,明确哪些人是香港居民;在教育上,实行“疏离教育”,回避国家、民族等政治问题;在管治手段上,引入“行政吸纳政治”,既减少本土精英的反殖抵抗,又进一步疏离他们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在社会民生上,进行治理改善,响应了香港居民的部分民生需求;在微观权力运行上,加强了各种隐形的社会文化规训。

   如果上述因素是港英政府刻意制造的“拉力”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些客观现实则无形之中形成了“推力”。这主要表现在1945-1949年国共内战、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1966-1976年“文革”期间内地居民为了避战避难避乱而大规模逃港的三次移民潮,以及香港“六七风暴”后受中共领导和支持的香港“左”派人士渐失民心。推拉力的交互作用下,香港居民对祖国内地的政治形势情绪负面,情感认同日渐疏离。但此时仍未有明确而强烈的“香港人”意识,香港居民反而处于一种“非英非中”之身份认同的迷茫中。

   20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取得突破性的“觉醒”和自觉。快速的工业化令香港经济腾飞,形塑了打拼致富的“塞拉利昂精神”;“婴儿潮一代”不再有“难民心结”,“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经历催生出了“家”的感觉和自省;港督麦理浩社会治理的改善更增添了香港在华人社会的独特优势;粤语流行文化的兴起与繁盛映照出香港文化的独特魅力;“火红年代”各种社会运动(如中文运动、保钓运动等等)锻造了新时代香港居民的所谓“公民意识”。源自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的本土意识逐渐成形,“家是香港”开始逐步植根于香港居民的心灵与大脑。

   很显然,这一波本土意识诞生于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物质开始丰盛,人权、产权及自由得到保障。⑥相较于祖国内地在70年代的经济落后和生活困顿,以港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支撑的“香港梦”(Hong Kong Dream),被证明为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乃至到了80年代,“高度发展的本土意识也是以经济为主轴,形成为一种带高傲心态的‘大香港主义’,视大陆人为文化相对落后的‘他者’。”⑦这种一路高歌猛进的本土意识,随着历史进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而遭遇挫折,并开始反弹。一方面,许多香港居民非常认同不涉及政权因素的“抽象中国”,有着比较强烈的“大中华情结”,自愿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几次移民潮的经历加上港英政府刻意的“洗脑赢心”工程令不少香港居民对祖国内地心怀恐惧。因此,此时香港社会的总体氛围是香港居民不会质疑“香港属于中国”这一观点,但对于回归却并不乐见其成。是否需要回归、以何种方式回归成为当时社会争论的重大议题。面对所谓的“九七大限”,香港社会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一部分人抛弃香港移民他乡;一部分人留在香港继续观望;还有一部分人因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而对未来充满期许。这个时间段,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识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得到进一步强化,部分人甚至试图从英国统治的殖民主义遗产中开发所谓的“核心价值”,以区别于祖国内地。于是,本需要批判反思的殖民主义遗产却吊诡地回潮成为一些香港居民甚至要捍卫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结构。⑧

   总结回归前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本土”的确立并非直接正面界定“什么是香港人或香港特色”,而是通过确立“他者”——“香港人不是什么”或“香港特色不是什么”——来迂回界定的。此时的“他者”具有二重性:英国殖民政府作为“他者”和祖国内地作为“他者”。即便如此,香港居民的身份也是毋须与中国切割的,因为它不会被视为与中国人的身份互相排斥。⑨此时香港居民多以同情理解中夹带“优越感”的心态看待祖国内地或内地同胞。

   (二)回归初期香港本土意识的“灵光乍现”

   尽管对香港回归有各种怀疑、各种抵触、各种摇摆,香港居民的许多心理焦虑却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承诺中得到部分缓解。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一国”所蕴含的民族复兴与“两制”所彰显的制度多元之辩证统一令不少香港同胞振奋起来,直观表现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香港回归初期快速提升和强化。

   回归后最早触发香港本土意识的是“二十三条立法”事件。一些香港居民害怕对国家安全的强调会牺牲香港享有的自由,因而发起了“七一”大游行来反对立法。该事件最深远的影响是削弱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互信。中央政府逐步调整对港政策,由“不干预”到“有所为”。香港社会则进一步探讨香港的核心价值所在。2004年6月,近300位来自42个界别的专业、学术界人士在报纸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和恪守专业”列为香港的核心价值;并指出香港之所以为香港,“乃是在过往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并造就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但此时并未有明确的“本土”论述。

   香港回归后,明确的“本土”论述以一种非常意外的方式降临。这就是源自于2006年和2007年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及其后的“反高铁”等一系列保育运动而引发的本土抗争及其相关论述。

   香港社会这一波本土意识最典型的特征是诉诸于文化上的向内自省,对香港发展路向进行自我反思;强调保育本土文化,保存与保护集体记忆,反对经济挂帅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地产模式”);流露出对资本和资本家的批判,展示出其“左”翼色彩的社会人文关怀。与此相对应,产生了第一个本土组织“本土行动”。其组织形式比较松散;成员流动性高;以读诗、唱歌、游行、集会、绝食、苦行等形式表达要求;提出重新思考香港发展模式,强调回到小区的生活方式,抵抗香港社会“不民主”的政府行为、地产霸权、“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一波“本土运动”引发了诸多关于历史、空间、价值和主体的本土论争。“本土”始成为一大关键词溜入学术探讨中。这一波“本土运动”更引发了香港社会对年轻人价值观的探讨。从价值变迁来看,“后物质主义”取代早先的“功利主义”成为参与社会运动的香港年轻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波“本土运动”中,“他者”是缺失的。“跟过去的本土意识中的‘大香港’心态不同,所谓‘本土’不是与中国的文化或政治对抗,……本土论述并不预设一个香港以外的他者作为批判对象,而是对香港自身历史及政经构成的自我批判。”⑩

  

   二、香港本土主义的异化

  

   如前所述,无论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香港回归初期的10年左右,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内地有着莫大的联系,民族主义情怀在“香港人”身份与“中国人”身份之间作了紧密联结。一言以蔽之,香港本土意识的明晰化并没有侵蚀国族意识。

   然而,自2010年始,上述情况逐渐有异化趋势,“香港本土”与“中国/内地”开始成为一组对立词汇。温和的本土意识逐渐让位于右翼民粹本土主义,并且香港本土主义逐渐与一些激进的政治主张相结合,有走上分离主义道路之态势。

   (一)香港本土主义已经被激进右翼民粹力量骑劫

由保育运动中“本土行动”组织延展而来的那一批本土派人士往往强调公义、程序、关怀弱势等主流价值,聚焦于本地农业、菜园村、地产霸权、中环价值(11)等议题,从而具有左翼的意涵。然而,在它带来社会运动主题和表达方式多元化的同时,却未有细致体会甚至重视“公民社会”内部更多的动态流变和权力关系变迁,“公民社会”的阴暗面往往被无意识地遮蔽了。当香港和祖国内地之间矛盾爆发激烈时,这种本土意识就被一种更激烈的排他性本土主义取而代之。从此香港本土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形成了左右两翼。左翼本土主义虽然也强调本土利益的优先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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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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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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