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平:墨荀乐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9 次 更新时间:2012-01-30 19: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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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平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11年6期

  

  华夏古时,乐合诗舞,三位一体,彼此紧密联系,相融无间。①无论是祭天拜祖的庙堂礼仪,还是祝颂尊者的燕饮称觞,乐舞均不可或缺。其编排与表演,关乎礼制尊卑、等级秩序。天子至尊,为其演乐者共六十四人;诸侯次之,为四十八人;卿大夫居末,为三十二人。这些仪节载于典章,行诸朝堂,天长日久,已成定规。然而,随着周室王朝衰落,礼崩乐坏,名器仪制之滥,为末世一大征兆。此时,大胆逾矩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地方豪强或位极人臣者,他们借乐舞之名,行犯上之实。此类骄矜之气与不臣之心,引致僭越之风,达到“孰不可忍”的程度。②有鉴于此,古时先哲审乐论礼,各抒己见。要其指归,约分道德与社会两途:前者论其道德功用,旨在感化人心;后者论其社会规范,旨在谐和人伦。沿着修身淑世这一主旨,相关乐论逐渐深入,不同意见应运而生。在此问题上,墨子和荀子代表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各自观点集中表现在《非乐》和《乐论》两文之中。墨子批儒非乐,企图成一家之言;荀子作为儒家代表,自然因应时势,挺身予以反驳。墨子崇俭尚用,反对礼乐铺张,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在他看来,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皆属无用之举,于饥寒冻馁等实际民生问题一无所益,徒添劳民伤财之恶果。荀子贵乐重礼,力主人文教化,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在他眼里,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功效,不仅有助于陶冶人心,调节人伦,而且有助于移风易俗,治国安邦。墨子之所非,荀子之所是,彼此观点针锋相对,掀起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音乐论辩。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剖析,由此探究两位先哲对待音乐问题的深意所在。

  

  一 墨子的消极功利主义

  

  先秦显学,首推儒墨。当时,墨家的世态人心之论,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分庭抗礼,形同水火。墨子对儒家思想的攻讦,主要为四点:第一,儒家不信天帝鬼神,导致“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要求父母去世子女守丧三年,此类礼数浪费民财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有贵族沉湎声色,大讲排场,奢侈腐化;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不思进取。③

  为了匡正儒家学说的流弊,墨子教导其弟子魏越五条治国原则,即:国家昏乱,就教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教其节用节葬;国家好乐贪酒,就教其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就教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就教其兼爱非攻。④墨子非乐不遗余力,力主苦行节欲禁乐。他曾断言,音乐作用消极,滋生种种弊端。⑤至于乐之无用,主要源于三途:其一,音乐无法为人民提供福利,更无助于增添社会物质财富。如“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这类民生养息公益,音乐一无所与;对于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等“民之三患”,音乐更是无能为力。于是,墨子声称:“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⑥其二,音乐无法解决社会混乱问题。墨子之时,恰逢乱世,“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如此一来,“天下之害,将安可得而治与?”若依靠音乐救民于水火,无异于痴人说梦。⑦其三,音乐虚耗民财,使人希望落空,此乃音乐为害最甚之处。在墨子看来,举凡作乐,必然“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锤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⑧。

  论及音乐演奏及欣赏活动,墨子认为这同样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一方面,音乐需要大量年富力盛者去训练演出,这批人本应从事社会生产,现今却为王公贵族的一时享乐,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虚耗一空。诚如墨子所言,“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锺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红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⑨王公贵族作乐,殃及普通百姓,致使男不能耕,女不得织,无奈忍受剥夺,虚度年华,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一事无成,此乃国家乱、社稷危的前兆。另一方面,乐舞演出讲究美貌美观,需要吃好穿好,这必然耗资靡费,消耗社会物质财富。对此,墨子以具体事例为证,抨击好乐求美的糜奢之风。如他所言:“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⑩由此衍生的恶果,不能说不严重;墨子的这番忧思,不能说无道理。

  有鉴于此,墨子进而抨击赏乐的行为,认为这将败坏世道人心,危及治国理政。此中原因在于:其一,“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君民如此耽于音乐,荒于嬉戏,忘乎所以,必将损害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生产。其二,音乐可能导致人心涣散,引起国家混乱,使执政者不能各司其职,令民众无法安守本业,最终产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等恶果。对于这个问题,墨子言之甚详:“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红,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11)

  显然,在关注民生的墨子眼里,喜好作乐所引发的连锁性弊端,危害甚巨,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产。那些喜欢音乐的人,大多为了耳目之娱,放弃自己的本分,贻误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一直沉湎于声色之中无法自拔,不但荒废正业,甚至会变得懒散不堪,这一切将会使整个国家逐渐衰落以至崩溃。墨子把这种民将不民、君将不君、臣将不臣、国将不国的潜在危机,全然归咎于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虽然是为其非乐之说提供论证依据,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墨子对音乐作用的极度夸大。

  在我看来,墨子针对音乐无用无益、虚耗靡费、贻误农时、腐化人心的几点抨击,一方面源自他本人对音乐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源自他崇俭尚用的功利主义立场。《非乐》篇里,墨子开宗明义:“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12)据此崇俭尚用的尺度,墨子借以衡量世间纷繁各异的实践行为,音乐自然概莫能外。但墨子所持的消极功利主义立场,充斥着激进和偏狭的色彩,其根源在于他对民众生计的深切担忧。在他眼里,“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于是,墨子深信,执政的第一要务,就是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相形之下,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无异于弃本逐末,浪费国家财富,影响社会生产,干扰治国理政,最终动摇国本。

  墨子尽管对音乐持论严苛,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欣赏音乐,也不代表他不知声色艺术的价值。实际上,墨子非乐,意在舍末求本,此本存乎于志,其志尚不在小。如他所言:“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非乐也”(13)。

  显而易见,墨子对佳乐、华服、美食与豪宅给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质疑耳目声色等人之所欲,是因为他怀有更加崇高的追求。墨子的理想是上法“圣王之事”,下种“万民之利”,因此总将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要视作执政的圭臬,并将其作为艺术和感官享受的价值的先决条件。在《佚文》中,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14),并且坚信和奉行自己设定的下列生活法则:“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5)然而,这种尚用求实的功利主义态度,却将墨子反对音乐的立场引向极端,使他过于注重物质实用而忽视人生需求的多元特征。墨子论说中所隐含的吊诡之处,在于他念兹在兹的是黎民的幸福生活,但却没有看到这种生活的保障不只系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且涉及情思意趣等高层需求的实现,这后一范畴就包括艺术欣赏和审美愉悦之类情感和精神需求。事实上,墨子始终心系“民之三患”,自以为民众除了衣食住之外别无他求,结果画地为牢,囿于一孔之见,将自己的政治志向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显然拂逆人的天性,尤其是人的爱美天性。因此,墨子所思所言,虽关心民生,但失之偏狭,蔽于物而不知人,由此陷入只重物欲而不知民爱的尴尬,其结果只能是“出力而不讨好”,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二 荀子的积极功利主义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继承和发展了礼乐文化中的精华。他认为礼乐之于人文教化、移风易俗与社会福利,均须臾不可离。在《乐论》中,他逐一驳斥了墨子非乐的观点,甚至以夸张的笔调,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将音乐视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认为乐舞表演过程不仅展现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和感染力量,而且体现出人们的思想品质与时代的精神风貌。荀子论乐,说理圆通,视野开阔,一方面着力揭示音乐的体用,另一方面深入探究人类自我表现和审美享受的深层需要。

  在荀子看来,声色之欲,与生俱来,情动于中而形于乐,“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见,欣赏乐舞的快感,是重要的审美体验,这表明人除了基本的物质欲求之外,尚有更高层次和更为重要的审美需求与精神需求。另外,通过乐舞艺术的表现,欢乐的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传达,并在听众中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藉此可以营造皆大欢喜的社会氛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乐舞的艺术形式,不只提供悦耳悦目的声色之娱,更可借助其曲折平直、繁简变化和刚柔相济的节奏,感动人的善心,陶冶人的性情,满足不同需要,谐和人际关系。乐之为乐,就在于兼有审美享受与道德教化等多重功效,其用途大而广之,理应全力倡导。诚如荀子所言,观赏乐舞表演,“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然墨子却执意反对音乐,委实让人不得其解!

  汉字“乐”有多义,可解为“乐舞”或“音乐”之“乐”,亦可解为“喜乐”或“欢乐”之“乐”。“乐”字发音不同,含义随之改变。但就“乐”而言,上列两义合训,基于心物不分,其理彼此相通,可谓“乐”之品性使然。荀子所论之“乐”,一语双关,足见汉字之妙,运思之巧,从一字可窥知乐之本质:“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16)依荀子所见,人的喜乐之情发自内心,随之流露在声音之中;声音的起伏变化,反映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都会借助音乐得以表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情动于中、形诸于乐的艺术表现过程。若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音乐的创构或生成,离不开人的思想情感及其表现需要;另外,人生的乐趣与质量,也离不开音乐歌舞等娱乐艺术形式。这就是说,人要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就不能没有音乐这门艺术,有了这门艺术就不能没有相应的表现形式,有了表现形式而不加以合乎情理的范导,就不能不引发紊乱流荡等现象。那么,何以为之呢?据荀子所言,“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17)从中不难见出,先王制乐,是根据上述原则有意为之,其目的性追求不言自明。荀子借此抨击墨子非乐的消极主张,认为强行禁止音乐,无异于剥夺人之所爱,这不仅会让民心不悦,而且会使乱象滋生。

  为张扬音乐价值,荀子开宗明义,立场鲜明;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继而阐述了音乐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功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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