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敢于使用力量才是和平崛起的基本保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7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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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一. 如果我国出现危机,其策源点多半是国外,而不是国内

相对于我国的外部问题而言,国内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得多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国内所存在的许多严重而深刻的社会矛盾,比如说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但国内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政府手里也有了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反映在我本人多年从事的民意调查之中:相对于世界其他各国,包括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人民,我国人民对于前景是更乐观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的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简而言之,就国内矛盾而言,我国现在已经有了相对充裕的资源去解决。如果矛盾激化,没有解决好,那问题是出在官僚主义上,而不是出在国力不够上。因此,矛盾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但对于国外,或者是境外的问题,我们的控制能力就十分有限了。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台湾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得益于相对自由的国际贸易。没有这两个条件,中国人取得今天的发展速度,达到今天的消费水平恐怕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我们从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好处,并非是任何外国的恩赐,而是我们所提供的廉价而又相对质量较高的劳动力给世界其他国家也提供了对等,乃至更多的好处。这样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能够永远继续下去,那对于中国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问题是,如果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越来越充盈而边际效用越来越低,而别人所让渡的资源和市场因为越来越稀缺而边际成本越来越高,二者走过了效用与成本的平衡点之后怎么办?任何一个稍微学过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我这里所说的话的含义,懂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主导权的国家,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就是不放心,无论这个国家如何声称自己是和平的、无害的,它们就是不放心,怎么办?

  

如环保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搞“循环经济”吗?能够搞固然好,那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距离那个理想还相当遥远。尽力朝那个方向努力是应该的,但同时我们却应该懂得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人类还无法依靠它。那么,象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抑制我们自己的发展吗?我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与我国现有国土上的自然资源禀赋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现有国土上自然资源当然是不可能随意增加的,如果想在我们现有的国土之内解决问题,那就确实只能压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了。然而,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尽管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是非常硬的。所以,这个主张就很可怕了,其实施的必然结果是把外部矛盾转化为更为激烈的内部矛盾,到了那时,我们的内部矛盾就会变成不可控的了,甚至变成极为残酷的了。除此之外,中国的近代史告诉我们,我们想在一个自己的封闭世界中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缓步发展还不行,那样人家发展得快的国家就会打上门来。可以这么说,抑制自己的发展实际上等于民族的慢性自杀。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国出现严重问题,出现危机,其策源点多半是在国外。内部危机的激化多半也会由外部对于我们在资源和市场上的需求的挤压而引起。现在的一些官僚精英,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十分沾沾自喜,无论你说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这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这个世界,把眼光放长一点,看一看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实还是很严峻的,决非是什么“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二.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精英的认识却幼稚得令人担忧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确实是现有国际秩序——更准确地说是国际局势——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国际环境很有可能是非常严峻的。这就需要我国精英有对于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有应对难局的坚强意志。很可惜,就我所知,他们对于复杂国际局势的认识幼稚得像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姑娘,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应对难局的坚强意志。

  

我国精英对于国际环境的认识误区甚多,因篇幅所限,我在这里仅能择其要者略加评述。

  

其一是将我们的竞争对手天使化。从八十年代末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天使,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那么温情脉脉,但将我们的竞争对手天使化仍旧是我们外交学界、国际战略学界、大众传媒的主要倾向,仍旧控制着话语霸权。在这次《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讨论会上,当华东理工大学的倪乐雄教授讲到在当今世界上“暴力规则仍旧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时,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立即反驳说:这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没有认识到人类文明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进步。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不应该否认人类文明从“霍布斯文化”有所进步,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一进步确实没有达到否定“暴力规则仍旧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的程度。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丑闻,我不否认这个丑闻是美国人自己揭发出来的,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美国总统本人对此进行了谴责,这一切确实体现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与古代相比的进步,但虐俘事件毕竟发生了,而且是如此的“令人作呕”(这是布什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人的措辞,亲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莫骂我对美国人不尊敬),这难道没有同时反映出即使是“文明的”美国人,在没有力量制约时,也可以表现出何等的兽性吗?

  

其实,现在非常畅销的作家吴思先生创造的新词“血酬定律”就说的是“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这个老道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吴思先生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竟然会认为“血酬定律”仅仅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文明的”西方人那里是没有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许多精英,在判断中国人的人性时,是要多坏就能想到多坏,却总是把西方人想象成天使,这就是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民族自虐、自残思潮现在比八十年代好得多了,但仍旧占据着中国思想界乃至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逆向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于他们所崇拜的西方的无知。比如吴思先生,他对于中国历史很熟悉,知道中国有所谓“贼开花”的事情,却恐怕不知道,类似的现象在迟至十八世纪的英格兰仍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大讲中国古代的“酷刑”,讲中国公众对于“酷刑”的欣赏和玩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恐怕不知道,直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欧洲的民众总是兴高采烈地过节般地去围观酷刑的执行场面”(这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绝非我对于欧洲人的污蔑),欧洲人甚至出售观看酷刑场面的好位置,中产阶级带着老婆孩子,买了票坐在好位置上,一边喝茶一边玩味受刑者的痛苦。类似于“人血馒头”之类的迷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也还十分普遍。北美的情况也一点不比欧洲好,美国人在发明新的酷刑方面特别能够独出心裁。

  

这种将竞争对手天使化的思想应用在国际战略上是极其危险的。一位地位相当高,位置相当重要的国际战略学者竟然提出了“自废武功论”,说是只要我们解除自己的核武装,美国就不敢打我们,因为那样的话,会“全球共讨之”,美国人民也会起来推翻自己的政府。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但当它是出自地位如此之高,位置如此之重要的国际战略学者之口时,就不仅仅是可笑,而是可怕了。当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入侵墨西哥时,当地的印第安人认为这是天神下凡,于是他们基本上被种族灭绝了;当西方人来到我们这里时,我们的祖先判断出这不是天神下凡,而是来亡国灭种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谈论“和平崛起”;这里两种思维所造成的后果上的差别就是如此的巨大。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大学问家的思维竟然退回到当时的印第安人的水平上去了。我们绝无可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和平崛起。

  

其二是自己编造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梦幻着如此这般,中国就不仅不会成为别人矛头所指的对象,而前可以从中取利。毋庸置疑,美欧、美日、欧日之间肯定存在着矛盾,作为外交策略,能利用当然要利用。然而,无边无际地编造它们之间的矛盾,夸大我们的利用能力,特别是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无所准备,醉生梦死编制借口,则是另一回事了。九十年代初就有一些高层国际战略学者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编造“美日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可以“联日抗美”或“联美制日”的幻想。然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两国的国防白皮书都很明确的显示:中国才是他们的头号假想敌,而它们是盟友。就这样还是唤不醒他们,现在又有了“对日新思维”。最为荒唐的例子当属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及中国大使馆是为了炸垮欧元之说。这个荒唐的说法至今还被许多中国政治、文化精英认为是了不得的真知灼见。在这次美伊战争开始时,这个说法被编造得更精致了,说是美国打伊拉克还是为了炸垮欧元,而欧洲的石油储备只可以坚持三个月,所以美国一定不会急于攻下巴格达,一定会等到三个月之后才去攻下巴格达。而事实是美国人一个月就攻占了巴格达。当然,这个神话还可以再编制下去:伊拉克今天的反美武装活动,乃至虐俘们事件,也许都是美国人自己有意制造出来的,是炸垮欧元计划的一部分。当然了,这个计划进行得很不成功,欧元近两年升值了百分之四十。编织的梦想一旦过于精致,包含了过多的细节就会露出破绽,而我们的政治、文化精英却在思想上堕落到了只玩味其精致,根本不去看其在事实面前露出的大破绽的地步。法、德这次发出的反战不谐和音更助长了这种荒唐的论调。可是美国人说得很清楚:法、德是坏天气里的朋友。这个意思是说,在风平浪静没什么大事的时候朋友之间会闹闹别扭,争争老大的地位什么的,但是,一旦碰上大风大浪,有了大事,法、德一定会站在美国一边,全力一致对敌,因为这两个国家很清楚,它们和美国是在同一条船上。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坏天气里的朋友”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我们本来是应该很清楚的。

  

这种自己编织别人之间矛盾的梦幻,幻想着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心态,既荒唐又可鄙。说到底是自己懦弱,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本来必须面对的国际形势。每当我看到这类文字,我都感到脸红,为我们的民族感到脸红:我们的思想什么时候堕落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心理什么时候脆弱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国际战略研究难道就是整天在那里梦想别人会打起来,我们就没事了吗?我们的力量可以暂时还不够强大,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理不可以如此堕落。

  

其三是过分高估了我们宣传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主和文化”能够对西方人所产生的作用。平心而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就是个“主和文化”,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传统史籍和现代考古发现都告诉我们,至少在先秦时期,我们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毫不逊色于任何人类所知的大的文明。秦统一中国之后,由于中国人较长时期生活在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安全的环境之下,更由于某些专制统治者极为狭隘的国内政治考虑,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确实衰落了,“主和文化”确实在较长的时期占据了主流。但这并不是我们值得炫耀的东西: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得我们的民族在国力大大强于敌人的情况之下几次战败,生灵涂炭,文明成果毁于一旦。最近的一次是中日甲午战争,由于缺乏尚武精神,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进行战争的意志,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中国在国力大大强于日本的情况之下战败。此后,则由于战败的后果,我们的国力再也没能强于我们的主要敌人。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以为宣传我们的文化是“主和文化”,西方人就会相信,我们就会获得和平的人们,实在是太不了解西方了。西方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来思考问题的,他们只相信力量的平衡才是和平的切实保障。你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主和文化”,他们绝不会相信,而是认为这是一种欺骗。他们甚至认为,你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和平”,是在宣扬一种“中国种族优越论”(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不但没有“中国种族优越论”者,而且出现了如此多的“中国种族劣等论”者,因为这在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培育一种“受害者心态”,恰恰是在为未来的武力扩张寻找借口。这就是西方式的思路。因此,我们的“主和文化”宣传所达到的效果是多么的南辕北辙。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唱和平的高调,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唱和平高调的。然而首先,不应该所有的人都唱和平高调。比如日本,它早就在公开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中把中国列为头号假想敌,这并不妨碍日本政客继续高唱“日中友好”的高调,更不妨碍日本和中国做生意。其次,一定要明白和平高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不应该处处以此为最高准则,害怕自己说错了什么,“损害了我们的和平形象”,害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又“损害了我们的和平形象”,对外国流氓在中国行凶作恶都不敢绳之以法,生怕得罪了外国人。不注意这些问题,则“主和文化”宣传对外起不到作用,对内却真正懦弱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

  

我这样说,也不是不重视“软力量”。如前所述,人类文明毕竟是有所进步的,因此,除了利益和武力之外,道义确实在国际社会中也形成了一种力量。美国人所说的“软力量”,即是顺应这一形势,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占据人类社会所公认的道义制高点所形成的压制对手的力量。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软力量”?宣传自己的文化是“主和文化”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前面已经谈了;最近一些人又在宣传我们是如何善待日本战犯和美国战俘的,然而这种善待对于外国当事人或许有效果,对于其他外国人则未必有效,特别是我们往往善待外国人超过善待我们自己的国民,因而这种善待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往往反而受到鄙视。真正关键性的,有效的做法由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点出来了,他认为:即使是考虑要争取更多的军事盟友,我们也有必要继续深化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这里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印度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还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就是沾了个“民主国家”的光,什么时候国际舆论都是站在它那一边的,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如此,在经济竞争中也是如此:最近印度经济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比起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呢,国际舆论就鼓噪“看好印度”了,幸亏企业家们还没有如此轻率,否则我们还真麻烦了。所以,先不用说“争取军事盟友”,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你再怎么宣传自己的文化如何“和平”,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所以,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国内代价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搞得好的话,我们在国内还会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们何乐而不为?

三. 和平崛起中自卫的含义必须扩展到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

北京大学的李强教授说,和平崛起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我同意现在我们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是无条件的吗?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别人“更和平”的“文化”吗?我们要是总坚持这么说话,恐怕没有什么人会相信我们。

  

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显然是由美国主导的,它和我们又是个什么关系呢?记得在1999年的一次有若干大人物参加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这个国际秩序是个大家可以挡雨的棚子,所以我们不仅不应破坏它,而且要维护它。我说那要看棚子里主事的人允不允许我们也进棚子躲雨。如果我们可以进棚子躲雨,我们就维护它,如果不可以,我们就不仅不会维护它,还有可能要向它丢石头,拆了它。即使我们现在可以进棚子躲雨,我们也要保持拆它的能力。否则,棚子里主事的人需要我们时,就让我们进去躲雨,不需要我们时就会把我们一脚踢出去。目前我们虽然还不大可能有在这个棚子里主事的能力,但我们只要有拆毁这个棚子,使得大家都躲不成雨的能力,就没人敢把我们从棚子里踢出去。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进这个棚子躲雨,是因为我们如前所述,正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得到好处。讲这个道理,这个“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的硬道理,恐怕比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和文化”之类的东西说服力要大得多。当然这里就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明天我们不能进棚子躲雨了,我们就不见得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我们不仅不应回避这样一个逻辑,而且应该更明确地宣示我们对于国际秩序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不能脱离我们所具有的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的力量,有几分力量,我们就提几分要求。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参与到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努力中来,如果不满足,我们就有可能挑战它。不满足的程度越大,我们的挑战就会越激烈。不要怕这样会“得罪”外国人,这样与外国人打交道,才是真正“与国际接轨”,才更易于沟通:大家相互之间明了各自利益的底线,就不容易因信息不充分而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这个道理其实在中国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很可以明白:假设你遇到一个生意伙伴,这个生意伙伴避而不谈他的成交条件,只是一个劲地说,他非常够哥们、讲义气,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他爸爸、他爷爷就非常够哥们、讲义气,所以一切都“好说”,你能和他做生意吗?你是不是希望他少废一点这种话,尽快把各自的成交条件讲清楚?

  

因此,我们应该讲清楚我们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条件,讲清楚当我们什么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什么样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时,就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当然这个话不一定由外交部去讲,但可以由别的部门讲,更可以由民间学者来讲。如果由政府发出了警告,声明假如我们的某个利益受到了侵犯,我们就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时,那么,当被警告的对象不做理会,继续侵犯我们的利益时,就一定要兑现所警告的反应,否则就不应轻易发出警告。在国际交往中,和在社会交往中一样,信用是最重要的。一旦失信,以后的信息就会被别人都理解为是“虚声恫吓”,直到有一天,矛盾激化到不得不兑现所警告的反应,反而最终破坏了和平。

  

至于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要求,是否应该借用美国人的“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的概念?我们的“核心利益”与别人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边缘利益”与别人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核心利益”与别人的“边缘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边缘利益”与别人的“边缘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中间要不要还分一些等级?都应该是今后外交关系及国际战略界的应该研究的课题,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但有一点我想在此特别提出来,即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甚至是首要的“核心利益”。这是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出现的新情况:如果我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到尊重,如果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不能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得到满足,那么,我国的生存都会受到重大的威胁。2003年10月5日,俄罗斯的普京政府公布了俄罗斯动武的三个条件,头一条就是“俄罗斯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有些人谴责这是公然的强盗逻辑,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指的是什么?如果这指的是自己在市场上竞争不过人家,当然就是强盗逻辑,但如果指的是别人在市场上竞争不过自己而施用其他政治的或军事的手段进行经济封锁,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理所当然的、完全符合道义的原则。中国也有必要宣布这样一条原则——当然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说的,因为在中国已经如此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就等同于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致命的打击,中国不能坐以待毙,只能使用全力,包括核武器,进行反击。所以,和平崛起中不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必须包括“中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这样一条,和平崛起中自卫的含义必须扩展到包括“中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这样一条。我们必须告诉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主事者,自由贸易的原则是我们尊重这个秩序的基本前提,同时我们还必须为了国家安全而保护我们的国防工业,但决不会以此为借口来搞贸易保护,其他国家也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当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中国就应该切实使用武力,而决不应搞虚声恫吓。

  

将自卫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国际资源和市场,甚至应该据此而修改核战略,并且还要对世界作明确的宣示等等这些思想,我们中国的精英集团可能还很不熟悉,甚至觉得匪夷所思,也许“义和团”的帽子又要扣过来。然而,也许很不幸,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痛苦地认识到,这些思想是真正的远见卓识。我们的精英集团,如果要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就必须对于这些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四. 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大的武力才是崛起的关键

    

现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了一门显学,有些学者已经深入到了分析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时,GDP在世界上所占的百分比份额了。其实十来年以前就有了很出名的关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研究。1995年《战略与管理》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大约两千字的文章,讲的是所谓莫德尔斯基的“世纪性规律”,其大意是凡是挑战霸权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而作霸权的助手却很有可能得到霸权的“禅让”而继承霸权。作者由此而一文成名,成为地位相当高,位置相当重要的国际战略学者——看来中国的精英们想当霸权助手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们甚至忘了问一问人家霸权接受他们当助手了没有,故此这篇小文是说到了他们心坎上。这些研究当然也都说出了某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的道理。但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仅仅就是这些道理吗?就是一个GDP所占的份额吗?就是一个当霸权的助手吗?我们既然要借鉴历史,就要全面,就要兼容各种观点,特别是不能以先行的主题将重要的历史事实排除在外。

  

我们的这些对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往往有意对武力的重要性避而不谈。然而,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在以往的历史中,武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崛起的关键性因素。有些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武力是西方获得成功的唯一重要的因素。美国人杰弗里•帕克所撰写的《剑桥战争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基础。……没有它(指西方向它所选择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呢?《剑桥战争史》认为有以下五个因素:(1)自古以来就提倡技术革新;(2)极强的纪律性;(3)将敌人赶尽杀绝的侵略性军事传统;(4)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5)能够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经济体系。杰弗里•帕克在中文版序言中谈到,中国在先秦时期的军事传统与西方是惊人地相似的。这种相似性甚至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就已经发现的训练方式而言,古希腊的重装甲步兵和中国武士并肩同步进入实战。”然而,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后来显而易见地放弃了先秦时期的军事传统和尚武精神,这是否就是造成中国今天落后于西方的最为关键的原因呢?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出历史上武力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否定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它创造出来,也就成为了明天的历史。我非常希望和平崛起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为人类后世千秋万代所创造的历史。然而,如果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历史借鉴,我们就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管你有任何理由,都不能搞学术造假、思想造假。

五. 结语

和平只有在实力大致对等,即使不对等,弱的一方也可以对强的一方实施其难以忍受的打击时才能得到保障,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中国只有具备力量,敢于使用力量,并且让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敌人知道这两点时,才有可能获得和平,才有可能和平崛起。有一些人说,瑞士和新加坡并没有太强大的武力,不是活得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最欠揍的国家,就是饭量大却不长牙的。饭量小的不碍别人的事,别人不揍它,这就是瑞士和新加坡;饭量大却长了牙的别人不敢揍它,这就是美国。我们的饭量相当不小,有一天甚至会赶上和超过美国,所以,如果我们长不出牙的话,那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欠揍的国家了。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加上更早留下的核武器底子,我们的块头并不小,只是脊梁骨不够硬,头脑还比较幼稚罢了。

  

秋瑾女士曾有诗云:“世界和平赖武装”。难道今天的世界,和平真的已经可以不依赖武装了?未必。因此,“能战方能言和”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本规律,是和平崛起题中的固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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