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大国国民意味着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5 次 更新时间:2004-08-27 00: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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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中国是天命所归的大国

  

  讲给大国国民画像,当然指的是给中国的国民画像。要是给其他大国国民画像,我们哪有这个功夫?那么,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吗?也许很多国人对此会嗤之以鼻:中国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国。但我的回答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天命所归的大国,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完全走出自1840年以来的低谷而已。

  

  先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记得1984年的时候,我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一个国际学生会议。二十年前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对于世界的影响能力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中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感冒”的说法;仅拿日本而言,当时主要是“援助中国”,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中国特需”(来自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特需”拉动日本经济腾飞)这种说法。然而,当时的英国学生和德国学生就对我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国,我们的国家已经沦落为小国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客气话,他们用不着对我说什么客气话。他们确确实实地感到,尽管现在的欧洲仍旧富裕、强盛,但从一个长远的历史尺度看,欧洲必将交出其手中掌握了数百年的权杖,而在将接过他们的权杖的接班人中,中国显然名列前茅。所谓“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鼓噪,另一方面也是众多西方人面对中国必将崛起这样一个事实的复杂心情的真实反映,这是中国的光荣。

  

  再看看历史,这我不用太多说了。中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灯塔,无数国家和民族在其照耀下才摆脱了蒙昧,无数国家和民族匍匐在她的脚下乞讨一枚地方官的印章,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敌人匈奴,也包括在近代对中国不可一世的日本——翻翻日本人自己写的日本史你就知道:“倭奴国”是日本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奴”当然不是什么好字眼,“匈奴”不是什么好字眼,“倭奴”就更不是什么好字眼了,而当时的日本人对于这样一个轻蔑的封号已经是感激涕零了(当然我并不是在提倡这个,给别人以这种轻蔑的称号不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但在古代,中国却已经是世界上最善待小国的大国)。当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有其他一些国家取得过中国的这种地位。然而,如今她们安在哉?只有中国留了下来,虽然在近代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挫折,但毕竟没有完全倒下,毕竟又踉跄站立了起来。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巨人,只要完全重新站立了起来,不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大国中的大国,又会是什么呢?

  

  再看看我们的物质条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十三亿人口。我们的人均指标虽然还不高,但只要稍微提高一点,我们的综合国力以及其他加总指标就会高得惊人。这不是大国又是什么呢?

  

  因此,我们是大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作为大国国民当然有一种荣耀,但做大国国民除了荣耀之外还有责任或者说负担,这个责任就是要做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为什么呢?从负面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如果做不成世界的领导者,没有世界领导者的力量,别人就容不得你的存在,容不得你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也容不得你的饭量,等你做成了世界领导者,别人就只能容纳你了。从正面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块头,不在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上对整个人类做出大的贡献,你又凭什么有这么大的饭量,凭什么以这么大的块头搭国际秩序的便车呢?

  

  我们的韬光养晦是现时的明智选择,而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则是我们民族的天命。我们早晚要承担起这样一个职责来。我们暂时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谷,在经历了这么多挫折之后,我们的民族对于这样一个原本承担了数千年的职责已经有点陌生了。但我们的民族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想做一个小国亦不可得。我认为,所谓“给大国国民画像”就是描绘承担这样一种职责所应具备的国民素质大轮廓,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这个大轮廓进行比照,看看哪些地方还不符合,要改正。

  

  不太重要的国民也要有外在风度

  

  至少我们的政治精英是以大国国民的外在风度来要求我们的国民的:所谓“泱泱大国”一词不绝于耳。那么,什么叫做“泱泱大国”的国民风度呢?抽象地说不如从具体事例切入,而具体事例则以最近公众关注的事例为最好。因此,我就从刚刚结束的亚洲杯切入。当初在中国刚刚战胜伊朗,与日本一起进入决赛时,就有不少人提起这个话题,中国的球迷应该以怎样一个风度对待日本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既然请了人家来踢球,就还是要善待人家,历史上的事情以及现在的争议,都等踢完了球再说,别搅了比赛,让外国人看我们笑话。然而,随后中国各主要媒体的大做文章,那些所谓“精英”的过头反应,要让中国人如何如何看球,却让我有了另外的想法。不就是一场球吗?球迷就算过头一点又怎么了?日本政要将此事政治化是居心叵测,我们的精英跟着起什么哄?君不见韩国球迷在对日主场时打出“列岛征伐”的横幅?也没见日本政要提什么抗议。相比之下,中国球迷是非常文明的了。球场是个娱乐场所,人们以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会把看球时打出的“列岛征伐”当成真的计划出兵讨伐日本。阮次山先生说得好:“如果中国球迷没有这种反应,表明中国的球迷和中国社会已经麻木了——太理智的社会是很可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镇压,二是麻木不仁,而中国当今的社会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当然,事态最后的发展亦如阮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事情过后,中国政府也和美国一样,抱着一种幽默的态度去看待它:这几天拘捕的人,对于做的太激愤的人,比如在公共场所纵火烧东西——这是不法的行为——扣下来几天教训他们一顿就没有事了。”应该说,这次中国政府实际上做得是不错的:日本球员和球迷的安全当然应该大力保障,除此之外,则不必对于自己国民的“泱泱大国”风度要求过高,而媒体事前的大做文章似乎只是一种技术性操作手段——但这也是少用为好,否则会引起公众的反感。

  

  说实在的,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要求的“泱泱大国”风度不是没有问题的。在“泱泱大国”风度的旗号下,我们对于外国流氓在中国的土地上行凶作恶竟然不能像对待本国国民一样绳之以法,在“泱泱大国”风度的旗号下,我们给了外国人太多的超国民特权。这些做法是卑微之国的做法,而绝不是什么“泱泱大国”的风度。就算是个小国,新加坡也不顾美国总统的求情,按照本国法律鞭打了美国不良青年的屁股,而今天的新美关系还好得很呢!这些做法使得自己国民感受到一种屈辱,感受到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对于外国人的低下。这种屈辱使得自己国民在平时对外国人奴颜媚骨,而一有机会爆发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还以这次亚洲杯为例,我认为国人要求维拉潘道歉则是一件过分的事情:那么几句批评你都接受不了,要人家道什么歉?

  

  我认为,一个大国国民在小事情上应该有幽默感,不应和人斤斤计较,而在大事情上则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姑且不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之类的事情,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则必须在中国伏法,光道个歉走人是不行的,判了刑后驱逐出境也是不行的。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司法机构、中国的媒体,乃至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必须认真反省长久以来给与外国人特权的做法,否则,所谓“泱泱大国”风度只会成为国人和外国人的笑柄。

  

  毋庸讳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头是多年的战败,后来是多年的贫穷,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国民早已失去了往昔大国国民的自尊和自信,当然也就没有了相应的风度。现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举止,不仅外国人看着猥琐,我们自己都看着难受。但是,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等到更富裕了,富裕的时间更长了,那副绅士派头是并不难学的。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在这之前,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能不能生长出一个内在的大国魂。

  

  知识分子必须产生大国魂

  

  中国必须做大国中的大国。第一,我们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为什么不做?第二,我们不做,就会被开除球籍,因为我们的物理尺寸太大了。今天的中国,除了物理尺寸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算是大国中的大国,中国甚至还要韬光养晦。然而,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有必要生长出一个内在的大国魂,俾使中国在未来能够承担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责任。为什么要强调精英和知识分子呢?因为他们掌握最多的知识最有力量改写历史,他们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获取了更多的东西,过着比一般人更优裕、更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应该比一般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否则他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个精英或知识分子就应该让别人来当。能不能具体地描绘一下内在的大国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想是能的。当然,我所能描绘的,只是我所能想到的那么几条,只是一部分,只是一个粗线条,但有了一个粗线条,我们就能一点一点地把它画得更细、更具体。

  

  第一,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有一个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雄心,或者说目标。我们现在的精英,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缺乏远大的理想,往往终其一生,满足于蝇营狗苟,为熬官而熬官,为敛财而敛财。熬官敛财之外,发展出来的最高的审美趣味,也就是个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钱钟书、“往事并不如烟”等小处精致的小资格调而已。这种精英及知识分子的灵魂矮化、猥琐化当然是有值得同情的历史原因的:我们曾经有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世界革命的中心”等豪情和理想,但结果却成了一场闹剧兼悲剧。于是,理想被透支了,矮化和猥琐化堂而皇之地成了“当代英雄”的特征。我认为,当时的大国之梦虽然在方法上,路径上,时机上,具体目标上,乃至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旨在成为大国中的大国的总体目标并没有错。我们可以韬光养晦,可以蛰伏,但如果胸中没有这样一个远大的理想则实在有负于我们的天职。当今遍及各行各业的腐败,官僚腐败、学术腐败,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与这种精英及知识分子的灵魂矮化、猥琐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19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定义,是我在1996年发表在《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简单地讲,就是1980年代以来在掌握话语霸权的知识精英中盛行的文明观和历史观。这是一种民族自虐、民族自残的文明观和历史观,想证明,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中华民族从原始祖先时起就是个劣等民族。这种文明观和历史观原本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根据和逻辑论证,仅仅是精英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因在“文革”受了迫害而产生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怨怼,值得同情却嫌狭隘,然而,就是这么一种狭隘的怨怼之情,却成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一种主要范式。无数的知识分子把聪明才智浪费于其上,以为自己发现或创造了什么伟大的思想、学术,实际上却仅仅是一种狭隘的发泄,后世将对这些“伟大的思想、学术”不屑一顾;无数的知识分子把油墨纸张浪费于其上,由此而谋得进身之道,这些笔墨纸张实际上是被制造成了垃圾。这个样子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不要说不够大国国民的标准,根本就不够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标准。

  

  第三,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东西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好的东西该学习就学习,决不抱残守缺,则也是一个大国的精英及知识分子之必须。1980年代末开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荒谬,随之而起的是1990年代在公众之中民族主义的复苏,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就又拿着文化保守主义来讨巧了。这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之中的大国同样是有害的。古代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是优越的,所以逆向种族主义是错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比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优越,更不是说古代中国的一切东西比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优越。可以明确地说,即使是古代中国那些比当时世界其他地方优越的东西,放到现代世界来,就显然是落后的,否则,中国就不会有1840年以来的挫折和羞辱。这里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儒家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之更优越的“新儒家”或“文化民族主义”谬论上面。如果你担心中国过于激进地推进民主制会妨碍社会稳定,打断现在尚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不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以要谨慎、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制度就是比西方民主之好,那么,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的话,就是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根本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即使我们不谈哪个制度更正义的问题,就从制度的长期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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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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