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彭文华: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7 次 更新时间:2011-12-22 17:50:06

进入专题: 文化模式   犯罪构成模式  

赵秉志 (进入专栏)   彭文华  

  

  【摘要】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现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现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综合规则;西方的犯罪构成是机器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可废除规则。在提高司法效率与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机体的犯罪构成与机器的犯罪构成均能实现各自均衡。机体的犯罪构成更利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在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方面相对弱化;机器的犯罪构成更利于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但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方面相对弱化。

  【关键词】文化模式;犯罪构成模式;机体的犯罪构成;机器的犯罪构成

  

  一、引言

  

  近几年来,部分刑法学者认为应当对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加以“全面清理”,并主张按照德、日刑法学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推倒重来”。其主要理论依据,无非是立足于理论体系本身的优缺点,着重强调德、日等国犯罪论体系的优点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缺点,漠视乃至忽略德、日等国犯罪论体系的缺点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优点。事实上,“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在体系及其表现的价值观念上存在的不同,是有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复杂原因的。……不论什么法系、什么国家,其犯罪构成理论的宗旨无疑都是共同的,这就是为追究犯罪、认定行为是否犯罪提供一套尽可能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内部协调的理论体系,并求得与相关刑法理论的相互和谐。”[1]在认定犯罪上,无论是德、日犯罪论体系还是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均有其内在合理性,同时也存在体系内的某些缺陷与不足,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甚至原本为某一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由于受社会变迁、形势发展等影响,也被要求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之需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例如,原属大陆法体系的澳门刑法典中的犯罪构成规范,以及相关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就面临澳门回归祖国后如何发展、完善的问题。“尽管该部法律是由葡萄牙法律专家起草的,具备较为浓厚的葡萄牙法律色彩,但也兼顾了澳门地区华人生活、生产的文化传统,考虑了澳门地区回归中国、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民众权利、促进澳门地区社会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现实需要,因而在十多年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自其颁布生效尤其是澳门地区回归祖国以来,澳门地区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其所吸纳之葡萄牙法律色彩浓厚,中文译本语言晦涩,某些术语不甚准确,因而澳门刑法典如同澳门特区其他法律一样,面临着一个如何有效地适应并积极促进澳门社会发展的问题。”[2]

  其实,各国通行的犯罪论体系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各自既有优点亦存在不足,风险与收益并存,没有哪种犯罪论体系是完美无缺的。脱离本土的法律以及理论体系,注定会受到与其并不融洽的现实制约,从而束缚司法活动的有效进行。例如,对于明治政府移植过来的法律是否适合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曾有过精辟分析:“这些法典西化的原因,并非因为在当时一般日本国民生活里,普遍存在着西化法律的现实性或思想性的基础。……法典起草者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的生活变化,这些法典会符合实情。可是,农村、山村、渔村中广泛地遗留着旧生活方式,对此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使其得以留存。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法典最初开始实际上限制着国民生活。制定法典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疑问。”[3]就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而言,我国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历史背景、文化渊源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本身。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实质,就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成立理论在体系及其表现的价值观念直至哲学基础上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对每一种体系的存在根基、合理性及其功能都应该充分考虑并深入研究。只有这样,并在对不同的犯罪成立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客观而全面地认识各种理论的优劣利弊,才能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4]

  基于上述关于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性认识,本文立足于不同的文化模式,阐述与之对应的犯罪构成模式的内在机理,并就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中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这两种不同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利弊,加以具体的分析、论证,以期促进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繁荣和深化。

  

  二、中西方文化模式概览

  

  (一)中国文化:机体模式

  中国文化模式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密不可分。中原文化发祥于黄河流域,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适合农林耕种,自古就孕育了发达的农耕文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及其自然经济形态侧重种植和养殖活动,受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影响很大,因而在古人眼里,天地和谐、风调雨顺是至关重要的。古人认为,天地掌管人世间一切,万物都是生命有机体,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道家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中国普遍流行的思想潮流。“根据中国人的看法,宇宙具有一个对立的、多层面的结构,而包含一个不断的变化。但宇宙还是像经纬般地含有一个内在的、整体结合的理律。这对自然界来说如此,对人的世界来说也是如此。”[6]在中国文化中,人类社会与宇宙均有章可循,当一个人的心灵达到至诚境界,与天地合一,天人相感,流动变换,就能悟出大道,先知先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宇宙不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系统;生命永恒不止的‘大化流行’,构成了宇宙、天地、万物最重要的本质。由于中国哲学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同处于宇宙生命演化的有机连续的整体系统之中,因而中国哲学理解的道,只能是依赖于自身直观感悟而得到对万物总体那‘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功能性体会。”[7]这便是中国文化中的有机宇宙论。“有机宇宙论认为,道是万物之母,自然是道的本性,万物顺其自然最为美好;而且,道因为是自动的,因此对于道的展开,外力是无助又无益的;人如果依其自然本性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那便是人之为人的道的展开和实现,这自然是人世间最美好不过的事了。”[8]

  宇宙机体论对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十分突出,春秋决狱和秋冬行刑制度就是典型例子,两者之思想根基均源自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春秋决狱旨在用儒家思想认定犯罪和量刑,《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乃判案依据,从而开启了礼法融合的先例。礼渗透到司法实践中指导法律运作,成为法的生命和灵魂,并进一步转变为法的条文,规定在法典、法律中。春秋决狱塑造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品格--“伦理法”,强调审判时重其“事”(犯罪事实)、察其“志”(犯罪动机),形成了融主客观于一体的机体化的审判思想和方针。秋冬行刑制度也与此相似。董仲舒就认为,天人一体,天人感应,春夏“主阳”、“主德”,秋冬则“主阴”、“主刑”,刑杀只有在秋冬进行,才合乎天意;否则,就会触怒天而受到“天罚”。“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9]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秋冬行刑制度自西汉确立以后,就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沿袭。

  (二)西方文化:机器模式

  西方文化模式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是分不开的。欧洲大陆文明主要发祥于地中海一带。这里气候恶劣、变幻无常,不适于发展农耕文化,自古就孕育了发达的商品经济。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丰富的商品,加深了人们对工具的认识,培育了人们的工具观和机器观。“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予以保障,需要有足够的市场发展空间,需要有一代又一代愿意投身于机械制作、发明并将其产业化的技术人员,并且有足够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只是在近代欧洲得天独厚地存在着,因而才使机器模式在这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社会影响。”[10]在西方文化中,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可视为不同类型的机器,用对待机器的方式处理其间的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对机器部件可拆卸又可重新组装的体验。[11]这便是机器论,即机械宇宙论。机械宇宙论强调客观实在,主张通过观察、逻辑分析、论证等形式剖析、认识自然界,体现的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机械自然观。后来的宗教神学也秉承机械自然主义哲学观,把万事万物看成由上帝主宰的机械体。“机械自然主义是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机械的工具加以运用,意义的来源是个超越的主体,即上帝。这与西方的神学是相辅相成的。”[12]近代科学兴起之后,机械论自然观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机械宇宙论根据力学原理来解释自然界,认为一切事物应完全服从机械因果律。 “机械宇宙论认为,宇宙是自然形成或上帝创造的,是被动而不是自动的,它按照机械原理或上帝的精心设计在运行;人类要认识宇宙和接近上帝,就要努力去理解事物的原理和上帝的设计”。[13]笛卡尔甚至把人也视为精妙的小机器。“人类身体和动物身体一样,是一架机器。其中的运动源泉是心脏里面的热,运动的器官是肌肉,感觉的器官是神经。……在这架机器中,身体的职能都自然地因器官的安排而起作用,正如一只表或其他自动化机器的运动必然因摆锤和机轮而产生一样。”[14]对于机械论的特征,贝塔朗菲认为,机械论生命观主要表现为“分析与累加”、“机器理论”、“反应理论”等观点,把生命过程的有序基础视为预先建立好的机器式的固定结构,把有机体看作本质上是被动的系统。[15]

  以牛顿构建的机械物理学为基础,当时科学界普遍认可机械宇宙观及机器模式论,西方常识性世界观与现代机械论科学同出一辙。[16]这种常识性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社会科学及法律文化。“在19世纪后半期,由于自然科学的发达,此前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也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医学、精神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问发展起来,连此前被认为由人的主体意志所支配的人的行为,也陆续被证明与普遍受到因果支配的物是相同的。”[17]如实证主义就认为,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从特征上存在区别,其研究方法自有特点,但在理论建构和架设方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应存在本质不同。社会科学不过是自然科学的高级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寻客观规律,即社会人文现象的规律,不但在于发现社会现象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由发现的规律预测未来。[18]这样,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机械唯物论及其机器模式得以在法学领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三、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

  

  西方文化中的机械唯物论及其机器模式,对犯罪论体系的构建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一直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才对刑法学产生明显的影响,亦即认为犯罪行为也可以作机械式地切割、分析和检验,犯罪行为因而很理所当然地被切割成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贝林一李斯特的古典犯罪阶层体系,正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而建立起来的”。[19]无论是古典体系还是新古典体系,虽然说在具体构建上以及各要件的关系上有不同理解,但其对犯罪加以层层剖析、拆卸、组合的机器模式,却并无实质改变。“以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罪责解释犯罪行为的构造,亦即认为依这三个阶层可以检验犯罪是否成立,等于是将犯罪行为当成一个由三个部分的零件组成的物体,它可以被机械式地拆卸、组合,而组合所依据的规则,和一加一等于二,和果实成熟会落地的地心引力这种自然规则一样,是一种因果定则,亦即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因果原理在于一切自然现象的因果决定性(kausale Determiniertheit),行为是依机械性的定则而发生的。”[20]可以说,立足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及机械论,必然孕育出机械、立体的犯罪论体系。

  那么,我国传统的四要件平面式犯罪构成模式又是立足于什么样的文化思维模式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秉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模式   犯罪构成模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487.html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