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陈”的力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 次 更新时间:2011-12-06 19: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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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我总是希望,阅读能与怀旧有关——对遥远回声的倾听。怀旧的阅读总是在回向的努力中,与作品基质里的“陈”“旧”相逢,从而使这样的疑问成为可能:一部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是陈旧的?甚至,必须是陈旧的?不需要做引经据典的词源学考察,仅从当下的日常语义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陈”这个字的多重性格以及这一多重性格给我们留下的思考线索。在“慷慨陈词”这个词组里,“陈”作为动词,意指直接地说出和揭示,而且这一说出和揭示与某种当下的时间状况相关;在“陈词滥调”中,“陈”成了与过去时相关的形容词,某种与揭示相反的由时间带来的遮蔽状态;而在“陈酿佳品”中,“陈”这个形容词表征的是某种随时间增长的品质。“陈”这个字与时间的多重关联,以及同时具有的揭示与遮蔽的双重涵义,暗示出任何一种创造性行为中的新与旧关系的复杂性。也许,在任何创造的根底里潜藏着的“陈”的品质,只是在向我们证明生命本身的悠远。

  然而在一个维新的时代里,“陈”这个字所暗示出的新与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被孜平为单向的克服和忘却。时尚成了判断力的最终来源。甚至在《今天》派诗歌以来的当代汉诗的写作和评判的传统中,时尚的力量也开始清晰可见了。对新的写作疆域的开拓,以及对与这一开拓的使命相契合的写作技艺的尝试和探索,将如下一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倾向统合起来:对新的意象和新的词语关联可能性的追求成为诗歌写作的核心,这一倾向的最为简约的表达是“为语言松绑”;直接以抒情为目的的诗歌即使不是绝对的“非法”,至少也是有待质询的,因为直接的抒情性里几乎可以导出所有陈腐的诗歌意象;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抒情性的同时,诗的好坏几乎成了纯粹的语言问题——语词关联在一起的新鲜度以及由词语组合的音节和声调构成的一首诗的“口感”;对强调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轻锐和单薄,是由一种刻意地做旧而来的表面上的平实效果来平衡和约制的,而这一倾向也同样满足回避直接抒情性的要求。上述这些倾向构成了某种窒息性的氛围:使现代汉语诗歌的其他可能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歧路(另一个关于道路和方法的神话)。

  在这样的氛围里,能读到一首真正意义上朴素的诗,是令人何等兴奋的事:

  黑色地图

  北岛

  寒鸦终于拼凑成/夜:黑色地图/我回来了——归途/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带上冬天的心/当泉水和蜜制药丸/成了夜的话语/当记忆狂吠/彩虹在黑市出没父亲生命之火如豆/我是他的回声/为赴约转过街角/旧日情人隐身风中/和信一起旋转

  北京,让我/跟你所有灯光干杯/让我的白发领路/穿过黑色地图/如风暴领你起飞我排队排到那小窗/关上:哦明月/我回来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陈”意十足的诗。

  首先从结构看,全诗分为五节,每节五行,每行字数在四至八字之间。对于现代汉诗写作而言,也许如此整齐的结构本身就是危险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首节与末节之间的对仗和呼应的关系是否也有太过工整的嫌疑?其次从用词和意象看,如“生命之火”、“干杯”和“明月”,也都有因为过于熟悉、缺少距离感而被指为陈旧的危险。

  然而,在细读整首诗之前,仅靠诗的外在结构和孤立的语词、意象得出的任何轻易的评判,都可能在根本上成为对这首诗的错失。而且我相信,这一错失也将意味着失去了一次更好地理解和接近当代汉诗写作中的汉语性问题的契机。

  “寒鸦”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但在这首诗里可能也有写实的成分(见北岛《乌鸦》)。“终于”暗示出了某种期待,而所期待的竟是由“寒鸦”拼凑而成的“夜”。如果没有冒号后面的补充说明,这将是令人费解的。“黑色地图”是对“夜”的解释,从而也使由“终于”暗示出的期待有了着落。“地图”是路途中的指南,于是我们知道这里的期待与行路有关。“地图”使行路成为可能,而“黑色”则意味着对“地图”的揭示力量的遮蔽,这一遮蔽是有待穿越的。然而,要行到哪儿去呢?接下来的诗行“我回来了——归途”告诉我们:诗人所期待的是归途。由这个答案回溯,“寒鸦”这个古诗中的意象也就更加具体了:冬日黄昏里的乌鸦,迟到的归巢者。然而,“归途/总是比迷途长”,而且也“长于一生”。“长于一生”表明这里的“长”是时间性的漫长。“迷途”有两种可能:其一,想要回家却找不到归途;其二,根本无家可归。在这首诗里应该是后者。在完全丧失了归向的迷途中,没有了期待,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无所谓长短。因此,有方向的归途也就有了迷途所没有的品质——漫长。而漫长的期待带来的痛苦和幸福,竟是无尽的。本节的最后两句,留有某些无法穷尽的东西,有待与诗的整体的互释。

  诗人的归途已经开始了,还是只得到了使归途成为可能的地图?第二节的首句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里有两种可能:如果诗人的归途已经开始,那么“带上冬天的心”就是为归途所做的某种准备,某种最坏的打算;而如果诗人的归途还只是某种可能,那么它就是在为使这可能成为不可能的某种因素而做的准备。首句后面紧跟着两个由“当”起首的句子,表明后面的诗句给出了之所以有必要“带上冬天的心”的原因。“当泉水和蜜制药丸/成了夜的话语”:这里“泉水”和“蜜制药丸”与延续生命、疗治疾病有关,然而如此重要的东西却成了空洞的“话语”,谁的话语呢?诗人的吗?北岛曾经用过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文章中以及在讲课中,因此“话语”这个词在这里不能作寻常的读解,而应读为代表着某种压倒性权力的东西,在它的面前,延续生命的希望在消耗着。希望谁的生命延续呢?而这希望又是为了什么呢?“当记忆狂吠/彩虹在黑市出没”,谁的“记忆”?是诗人的吗?如果是,那是些什么样的记忆呢?“狂吠”似乎表明这记忆与愤怒有关。“彩虹”是指希望吗?“黑市”意指某种暗地里操作的、没有固定规则的地方,在那里,希望成了悬疑。这表明,归途对诗人来说,还只是一种可能。

  第三节是全诗的枢纽和核心,也是前两节的重心所在,期待、归途和希望都根源于此。“父亲生命之火如豆/我是他的回声”:父亲是归途的那一端,他的飘摇的生命使得原本就漫长的归途更加漫长了。父亲病中的衰弱在期待和悬疑中的不断放大,使对归途的等待也越发难以承受。在接下来的诗行里,另一条质地不同的路途被引入进来:“为赴约转过街角/旧日情人隐身风中/和信一起旋转。”“旧日情人”的隐身似乎表明这是一次过期的赴约,赴约者转过最后的街角,却发现约会早已取消。旋转的信暗示出迷失,从而给这赴约的路途赋予了迷途的本质。在这里,归途与迷途的主题以另一种形式被再现:迷途的晦暗含糊反向衬托出归途的清晰强烈。然而,对比并不是这一节的全部,其根本的焦虑在于: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可能成为迷途,即使最清晰强烈的归途也不例外。

  进入第四节,重逢突然成了某种确定性的东西。诗人在一种狂喜的心境中,几乎忘记了修辞的必要:北京以及北京的所有灯光都变得如此的切近,触手可及。“让我的白发领路/穿过黑色地图”,白发表明沧桑和岁月的累积,表明时间的久远,同时也表明了踏上归途的迫切;这里,“穿过黑色地图”是多少有些歧义的:在诗的第一节里,“黑色地图”更多的是某种被期待的东西,而在这一节里,它似乎完全成了多余的、甚至是阻碍性的东西。“黑色”给地图带来的遮蔽力量,成了注视的焦点:它是必须穿越的,而且能够穿越。而引领这一克服性的穿越的是“白发”。白色有可能成为对黑色的克服,但并不总是这样。而白发是对黑发的克服,同时也就意味着对青春的克服。然而,这一克服并不是单纯否定性的,因为它同时也克服了年轻的代价:锋利和简单。因此,白发里累积的由成长的代价换取来的成熟的力量,使它成为对坚硬而单纯的黑色的理想穿越者。“如风暴领你起飞”:“你”指作为归途的那一端的北京,此在的冲动(风暴)被投射到作为方向的他者:在朝向北京的归途中,北京扑面而来。

  最后一节是前四节的总结。“我排队排到那小窗/关上,哦明月/我回来了”,“排队”是一种程式化的等待,而“那小窗”则意指权力的窗口,排队排到了窗口关闭的一刻,意味着只是在最后一刻,悬疑才最终解开,重逢才成为现实。在“关上,哦明月”这一行里,关上的窗户意味着最终的确定性的降临,在这一瞬间,心境的完全畅开使一向被漠视了的明月以格外亲切的面相出现。“哦”在这里有双重的作用:在第二行诗句中“关上”与“明月”的对比中,它是郁积于胸中的焦虑的倾吐,一个压抑不住的声音;而在第二和第三行之间,它是感叹词,引出的是一个道说的对象,对着“明月”所象征的故土,诗人说:“我回来了。”重逢变成现实了,然而“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这是怎样的重逢呢?难道不是为了那最终多出一次的告别的重逢吗?由瞬间的喜悦掀揭出的沉痛,在诗的结尾处完整地展现出来。

  正是那只多一次的告别,使得归途最终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归途。归途无尽的漫长,长于行路者的一生。当终点已经消失,归途就变成了朝向虚无的方向。向根源回归,即使根源已经不在:这是人的最本己的倾向,这倾向超越了每一个走在归途中的个体的生命。到这里,诗的首节留下的无法穷尽的意蕴,才得到了充分的诠解。

  在完成了对整首诗的细读以后,我们可以接下来试着对这首诗加以评判。

  首先是整体的印象:这是一首非常有力度的诗。而它的力量就来源于它的直接性。在《黑色地图》里,首节和末节中最醒目的诗句,既是这首诗的魅力的来源,也为整首诗的品质带来了根本的危险:使这首诗有可能被格言化,使诗意的完整成为格言的片断。事实上,对于这种危险,北岛本人在写作中是有着清醒认识的。除了早期的作品,他的写作似乎一直在努力克服在他的语言中太过自然的格言化倾向,这方面的代表作中,较早的如《履历》,晚近的如《古堡》。然而,在这首诗里,格言化的风格又一次出现了。格言之所以成为格言,在于它的醒目;而醒目必有其代价:随着使其醒目的东西由陌生变得熟悉,曾经醒目的一切会以最不触目的方式被忘却。因此,在现代汉语诗歌的一般写作取向中,拒绝格言成了安置格言的惟一方式。然而,我们真的无法找到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了吗?至少在这一点上,《黑色地图》的写作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将格言的锋锐安置在一种悠远的力量里,让格言围绕着一个直接性的力的根源。换言之,在《黑色地图》里,格言化的诗句之所以成立,在于它是某种根源性的朴素情感的绽开。而这种根源性的朴素情感是其全部力量的来源。

  其次看它在北岛个人写作中的位置:在经历了宣言式的怀疑(《回答》)、大写自我的倒置和退却(《履历》)和语言的流亡(《关键词》)之后,《黑色地图》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写作阶段的开始呢?还是一次纯粹偶然的写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一个整体的判断:《黑色地图》的出现是北岛写作中的一个变数,是一首难以归类的诗。在这首诗里,一个“全新”(对于现代汉语诗歌而言)的主体出现了:“我是他的回声。”这个主体有别于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滋长出来的主体的破碎(那些沉浸在个人的潜意识中的主体、那些被个体细微的感觉锁住的主体),但也有别于曾经在北岛的诗歌中出现的完整的、无所依傍的自由的主体。作为一个悠远存在的回声的主体,始终处在与其根源的无法割断的关联中,这一关联在陆象山《鹅湖和诗》中曾有过最为完整的显现:“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这一主体位置的出现,很自然地引入了一种当代汉诗中罕见的伦理品质,而这一品质让我依稀看到了杜甫的某个侧影。

  最后让我们把这首诗放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整体语境中来略加考察。在这一只能是概略性的考察中,我们首先遭遇到的是汉语性的问题。《黑色地图》的出现,至少为我们如下的反思提供了个案和契机:汉语性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吗?汉语性是否与某种特定的伦理关切有关呢?汉语诗歌应该承载怎样的伦理品质,才算是有了汉语性的汉语诗歌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这篇文章可能承载的。甚至,真正的回答也只有经由诗人的创作才能实现。其次是前面提到的关于正确的诗歌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当代汉语诗歌界引发了一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在那场最终不了了之的论战里,非此即彼的“路线斗争”最终强化了使论战成为可能的共同前提:只有走上正确的诗歌道路,诗的质量才有保证。然而,真的有一条现成的正确的诗歌道路吗?难道道路不是在个体的写作实践中形成的吗?而一个伟大的诗人走过后留下的印迹,难道不正向我们表明他曾经走过的路已经消失了吗?北岛作为当代汉语诗歌成长的亲历者,他对诗歌的坚持可以成为一面供我们反省的镜子:这里所说的坚持不仅指他在语言的流亡中保持的经久的创作冲动,而且也指他对个人诗歌品质的坚持。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近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北岛诗的风格是有着明显变化的,然而,这些变化与各个时期诗歌界的流行品味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这显然不是生活经历所带来的隔绝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种根本的信念:诗歌写作始终是个人的历险。这种个人的历险使北岛的诗拥有了一种独具的英雄气质。与北岛孤独的身影相比,那条“正确”的诗歌道路上的背影似乎太过单一,同时也太过喧闹了。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那么我觉得选择项应该是这样的:要么成为诗人,要么成为类诗人(某种群居的诗人),从而最终走向诗歌的反面。在这里,诗人之所以成其为诗人,最终成了一个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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