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演讲(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4 次 更新时间:2011-12-05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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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有一些人,之前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也已通过文字相识了。今天我会花一些时间,郑重地把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讲出来,我也期待你们的积极回应。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对文学取游戏和嘲讽的态度,相信你们中间,也不乏这样想的人,有些人,甚至一直以讥讽文学、奚落诗人为勇敢的事,这些,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在我眼中,文学依然是一件严肃的事——值得认真、郑重地对待的事。今天的文学界,缺的不是游戏的精神,而是缺乏郑重之人。哲学家梁漱溟说,中国人常常有逐求、厌离、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若能经“逐求”和“厌离”,再跨入“郑重”,即为人生之化境。“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我个人,从梁先生的话中,得了启发,所以,这一两年来,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了诸多调整,好使自己成为“郑重”之人。而要跨入“郑重”,就要“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这是很难的。逐求者,占了文坛的大多数;厌离者,似乎也不少;惟独郑重者,不常见到。

以郑重者的眼光看,今天的文学,尽管多有缺陷,但也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堪;文学尽管从生活的主流退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丧失了它自身的价值。事实上,文学作为建立优雅生活、探求精神秘密的载体之一,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举一个例子。上两周,也就是今年七月一日的时候,我受邀去“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作了一次讲演,去之前,深圳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林晓东先生,作为这个讲坛的策划人之一,他给我定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我后来考虑到,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讲文学,听众一定会很少,于是就向晓东建议,把我的讲演改成一个宽泛些的题目,叫“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走向”。我是照着这个题目做的准备,没想到,由于一些环节没有对接好,深圳那边的所有宣传资料、新闻预告里,题目并没有改,还是沿用“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那天的讲演,总共来了四百多人,会议室完全满了,有些人只好一直站着听,他们可都是冲着文学来的。据主办方介绍,这是“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几十场讲演里(包括一些文化明星之前都来讲过),人数最多的几次之一。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觉得文学的热情,依然在很多人的心里燎原,我们根本不必过分悲观。文学并不像一些人惯常所说,它早已被边缘化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八十年代的文学,是过度火热了,今天这种不热但也不冷的状况,在我看来,最为正常。

前几天,碰到我的老朋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副主编,刚聊了一会,他就劝我,别研究文学了,谈点文化话题吧,“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了”——这是他的原话。我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文学绝对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没有什么人关心了”,关心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你看,今日媒体或网络上很多有影响的话题,都和文学或作家有关,摆在图书城最醒目的位置上的书,很多也是文学书;我甚至说,街上卖的盗版书,有一多半是文学书,最热的博客,作者往往都是文学素养较好的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文学的影响力仍旧遍及当下生活的各个角落。那些藐视文学的人,不过是对文学存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罢了。在座的各位,都是省里小有名气的作家,面对这种状况,你们是灰心还是充满信心?我觉得,各位有必要重新建立起对文学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甚至无关读者有多少,而只和文学本身发生关系,那就是: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

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你们或许注意到了,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正因为此,林语堂先生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昨天看凤凰卫视,学者蒋庆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思想路径上有问题,这里我暂时不作辨析。只是,我听下来,觉得要复兴儒学,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

二十世纪有一个大学者,叫钱穆,活了将近一百岁,他的书我是很爱读的。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国学大师,就对他望而却步,他的文章很好读。钱穆先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先生把文学摆在第一位。我们都知道,钱穆先生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张福贵或李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他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可是现在的知识界,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

我认为,大家在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脉的传承问题,所谓的复兴,就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宝贵遗产。

因此,要复兴传统文化,就得先讲解、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那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前一段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是去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镇压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他的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现在的一些官员,素质就更加让人无法佩服了。哪怕开一个小小的会,哪怕只是面对自己的下属讲话,离开书面稿,离开秘书为他写好的那些套话,他就根本无话可说。不会即席讲话,说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者从未想过要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是一个机械地听命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管好一个地方上的事?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啊。毛泽东尽管生前主张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并想以造反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但你必须承认,他对传统文化是浸淫很深的,他身上的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底子还是中国的。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二十四史,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他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了解贯彻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他反传统,是了解了传统之后才反的;可是,现在一些人反传统,连传统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反?只能是把无知当勇敢了。如今的文人、官员,在文采上,和前一两代人比起来,差距就更是大了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士人阶层走到今天,会出现如此让人感慨万千的状况,个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说得一针见血。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坚硬却真实的现实。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你的写作,一定无法摆脱这个文化现实对你的影响。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二级作家或一级作家,意义不大。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先生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 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写作传统,它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并深刻地见证人心细微的变化的。你们愿意使自己的写作和这个伟大的传统发生关系吗?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是郑重的,你就必须认真研究、调查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心万象,你必须对你所写的相当熟悉,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理由。真正重要的写作,是需要理由的。我为什么写作?每个作家都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追问会使一个人深刻,追问也会使写作变得郑重。中外有很多的作家,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博尔赫斯说,他的写作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阎连科说,我目前写作的理由是为了“抵抗恐惧”,王小波说,他的写作理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每个严肃的作家心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他,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写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有些作家,自己花一些钱,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

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这话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文学写作。如果你的写作没有影响到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灵,甚至没有影响到哪怕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的心灵,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价值?你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我每次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传记,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交待他的好友克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意味着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一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质疑,那就是——我所写的究竟是不是我想说的?我说的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并不是卡夫卡在临死前的突发奇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惟有如此,他才能写出具有深遂精神先见的作品。鲁迅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话同样蕴含着他对文学、美术的深刻怀疑——没有这样的怀疑,鲁迅就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了。

这大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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