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儒学的宪政发引:从《洪范》到《正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11-12-02 19:47:55

进入专题: 儒学   宪政  

成中英  

  

  (宪政论坛第五期)

  

  【主讲人简介】

  

  成中英 教授

  

  著名哲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中国哲学杂志》主编。

  

  【评议人简介】

  

  王焱:著名学者,《读书》杂志、《社会学家茶社》执行主编

  

  高全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主办单位简介】

  

  1、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

  

  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于1998年9月成立,是一个致力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外议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机构。中心通过开展各项理论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推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完善,推动我国民主发展进程。中心主任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

  

  2、北京大学法学社

  

  198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社团,以组织学术讲座为主要活动内容,曾举办过“公法的生活化”、“法律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等系列讲座。

  

  

  

  【讲座正文】

  

  主持人谭道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宪政论坛第五讲。题目是儒学的宪政发引,从《洪范》到《正名》,主讲人是成中英先生。成先生是著名哲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国际中国哲学会的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中国哲学》杂志主编。

  

  成先生祖籍是湖北省阳新县,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曾经任考试院的院长,他自幼在抗战中度过,随国民政府辗转西南,从小就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至今仍念念不忘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今年9月18日,成中英先生还亲自参加了沈阳的9·18事变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常年来他身体力行推动中国文化的强盛,为儒学国际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个月以前,他不顾摔伤吊着绷带前往山东曲阜参加国际儒学大会并做主题发言。今天,他虽然刚刚拆去绷带,依然是带伤来北大做讲座,为大家传播中国儒学中的宪政思想。我们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成老师。

  

  今天晚上我们还请到两位评议人,一位是著名学者王焱老师,他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社会学茶座》的执行主编;还有一位是高全喜老师,他是北航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

  

  下面切入主题,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成老师做讲座。

  

  

  

  成中英:首先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很早以前他就希望我到他主持的这个讲坛,作一次有关儒学的宪政思想的演讲,我一直没有时间来回应他这个要求。最近,我想无论如何,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也好,所以最后同意他这个邀请。

  

  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儒学中的宪政发引”。这个题目有一点深意,我不能说儒学中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宪政思想,也不是说它没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引发或者发引出我们对宪政的渴望,或者对宪政的深度思考,甚至于最后觉得必须要走向宪政的政治体制。所以我想从儒学谈起,逐步地把宪政引入,这样我们会更了解儒学传统中有什么对宪政的启示或发轫。今天我们谈儒学,我们谈宪政,我们谈儒学中的宪政思考,这个题目提出的探讨就应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会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掌握现代中国宪政的基本或者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我有一个副题就是“从《洪范》到《正名》”。我很难说是不是刻画出儒学的基本思想。假设《洪范》在孔子之前就有的,孔子虽未提到它,但它表现的惠民与治国思想却是与孔子的治国之道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学应该源于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也可以说,在孔子提倡儒学之前事实上已经有儒学了。我这里讲的儒学是在所有的人类文化传承当中最能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最能肯定人在发展中的创造力,并基于人性与人文的坚持对建立伦理社会,追求实现一个理想的人类和谐世界,进行了教化与倡导,以此来发挥人类的潜在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必须通过政治文明与政治智慧的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发展,也不只是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达到人类更高层次与更广范围的社群发展。基于文化与伦理的政治永远是儒学中最关键的一个人类发展层次。这个层次是建立在人的自我觉醒的生命力基础上,是建立在人类文化的活动基础上。

  

  什么是宪政?我这里没有时间把宪政概念的内涵完全抖露出来,但是我的意思是很完整的。大家知道,依照一个宪法来行使的一个政治治理、管理或者一种政治权力,这就叫宪政。什么是宪法?我想普遍意义上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说,宪法就是基本大法。这个基本大法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作为基本大法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接受或已经接受的,这些都是问题。除此之外,这个大法如何获致也可以成为根本问题,这也就立法问题。宪法也有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宪法的合法性问题与基于宪法的立法的合法性问题。 前者是宪法的根本法源问题,宪法是神授、君主制定或是人民的公共意志表决或默许或推断,这些都可以成为合法性讨论的问题。总言之,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大法,必须预设一些判断的标准与评价的能力,而且必须考虑到宪法之为宪法的合目的性,而不只是其合法性而已。

  

  当然因为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不可能每个治理的大法都一致的,首先,治理对象不一定是一样的,而且其所认知的基本价值、相对价值、普遍价值也不一样。我不相信绝对普遍性,绝对普遍性是一个理想,但我们可以谈相对普遍性。我们可以在相对普遍性中建立一个具有理想性的普遍性。但是普遍性实现还是要靠特殊性的条件来说明和体现。

  

  这又提到宪法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能够提供治理国家的法律基础,就是它能够为人民大众所遵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写一个宪法比较容易,但是要把这个宪法推行、实行,为大家所遵从,而且让这个宪法变成活的宪法,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宪法看成一个活的典型、典范,要用我们自己的社会经验、社会理想、公共意志把它完善、实现。这个我觉得是宪法的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宪政最主要的意义。

  

  这显示今天我们探讨宪政哲学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儒学作为建立人类社群基本伦理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甚至说人生哲学的哲学思考,显然与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学可以推广到其他社群,而不一定限制于中国的传统。

  

  为什么要有宪法呢?宪法是一种立法。我最近谈康德伦理学,康德伦理学可以说是现代宪法的一个重要基础。康德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认为人可以依照一个外在的法律来实践一个人或者一个社群所需要的善。但是外在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是上帝,还是历史上留下的权威?还是内在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康德的回答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可以自己规定要做什么,什么是自己要做的事。那个自己要做的事事实上也应该被看成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的事。所以从人的自主独立性、人的主体性去思考整体的一般性理性规则,而把它看成是对自己做事的要求。这个意义上讲道德实践具有一种普遍性、一种必然性。

  

  同样把这个必然普遍的道德规律把它外在化成为公共的法律意识,成为大家都遵守的法律规定,人们必然对它的内容、形式都有道德的认同。假若每个人都能进行这样的认同,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道德规律的认识,每个人必然也会去相互认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一个普遍性的法律规范是可能的。

  

  

  这个法律规范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个人的道德要求跟国家治理要求还不一样。我们还需要探讨法律规范内容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宪法的问题事实上首先要肯定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内容是什么。宪政可能性是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立法来遵守个人的意志所必须接受的一种价值。从这个方面来说,宪法应该是政治治理必然要行走的路线,人类进化、社会进化必然走向宪政的规律。

  

  在原始的社会里面,前宪法时代基本上是君主制度。君主制是超人的制度,它不能结合大众的意识,因之是不够的。即使是良好的意愿,没有外在成为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认知,那也是不够的。所以君主立宪是一种进步。但是君主立宪它的权威即使是在宪法赋予它的,但是最后的权威还是在于接受治理者大众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可以选择不需要君主,这是一种自然的可以考虑的事实。所以当这个君主本身不能够满足大家需要的时候,民主立宪是自然的趋势。很多君主立宪国家包括英国,由于历史原因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宪政的文明,但是假设这个君主本身出了重大的问题,民主立宪就变成一个自然的归向。 这是很自然的发展。

  

  在哲学上,大家都知道霍布斯主张君主的绝对权威,它还没有掌握到立法的内在性,人类独立的内在立法精神。所以从霍布斯到洛克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反映当初英国的历史情况。我们在这里基本上简单的谈谈这个问题,以说明西方宪政的开始。

  

  说来话长,英国历史最早《大宪章》因为是宗教与政权的斗争与冲突,也就是宗教集团跟国王权威集团的权力冲突,宗教要控制君权,而君权却要压制教权。这段历史很复杂,以至到清教徒革命、光荣革命,这些都是地主集团在君权与教权两大斗争中争取利益得到保护的过程。这些人也可能代表社会大众基本的势力。这样就造成了英国很特殊的宪法表现方式,就是不成文法,它从不同的契约关系,争取到权利后的一种协议来限制君权,来彰显公众的权利。当然这是个长期发展,一直到光荣革命,英国国会的权力更为彰显。民众的权利也透过国会逐渐实现,基于政党的发展。

  

  

  这里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宪法有个目标。美国宪法是经过美国革命以后产生的宪法。它的序言里面说了六个重要目标,十三州或者十二州要订立一个契约关系,作为治理的基础。首先第一个目标是要建立更完全、更完美的联合关系,就是说我这个社群要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第二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第三个目标是要保证一种社会的安宁。第四个目标则在提供维护社会安宁的国防,能够集聚大家之力组成防御力量,来保护自己。第五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众的福利制度。最后一个目标就是保障国民大众的自由。总之,一部宪法是有目标的。这里说的六个目标是美国宪法的基础。是得到参与制宪者的同意这样做。

  

  

  当然对美国来说,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独立战争之后十三州有时间凭借理性来进行共同思考,并参考洛克的民意哲学来建立、规范国家发展的方向,既非常直接的、也非常坚定有力的来规范与巩固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有些历史较悠久的国家,并不能像美国那样容易的订立宪法,不是说其它国家都有这样一种能耐或者充裕的时间或者清楚的概念来得到人数较少群体的同意,然后获得广大的民众支持。比如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就不太一样,法国的宪法往往匆促地制定,又匆促地消解,显示一种不稳定性。

  

  

  这里我要说明民主宪法有两个形式,这就涉及到儒学。我最近再探讨民主的形式,有人问中国的民主跟西方的民主是否有差异。这里我提出这么一个认识:西方的民主跟中国的民主是有差异的。这是两个历史传统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对于民主的概念。中国的民主更接近于信赖的民主,而西方民主更接近于参与的民主。这两个民主方式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西方的民主源自于希腊,中国的民主追溯到中国古代氏族社会,这是两个最初不同的形式。

  

  如果将希腊作为一个起点,它的城邦制度是在很小的国家层面上参与,而且希腊这个民族是比较好战,它的城邦很小,公民的参与权却很大,战争中被征服了的人变成奴隶。从这个方面来说,民主的参与性是很强的。因为公民要自行决策,然后去面对各种环境带给它的 困境或机遇,比如作战与订约。加上它已经有了奴隶阶层,公民的政治参与感也就更大。所以,这种是参与的民主在希腊伯里克利时代是非常明显的证明。这个对后来影响很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建立民主国家是以希腊的参与的民主作为基础。

  

  中国的传统里面,民主是以民为本、为民作主,是为民寻找好的领导者。它不是以民为主,而是为民作主,以民为本。为什么是这样的制度?我想跟早期中国的环境有关,中国跟希腊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分散的农业国家,这些氏族慢慢集合在一块,在农业化以后,君主要对广大的人民负很大的责任,人民必须要相信他,他要体现对人民的期望的充分郑重。人民就是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让人民可以安心耕田、种田、过日子。我认为早期中国是要找一个圣贤的人物为大家牺牲奉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学   宪政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53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