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全球化伦理与儒家的核心典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15-12-06 17: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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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欧洲、美国以及中国作为世界三大文化伦理中心发展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作者认为,孟子和荀子如古典儒家思想的两翼,可以组成一个协和有益的循环体,在并行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和提高。当这二者以交互并行的方式发展良好时,就可能产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的伦理学理论和实践。这个伦理不仅适用于新千年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且适用于21世纪全球化了的世界。

   【关 键 词】全球伦理/中国文化伦理/儒家核心典范/新儒家伦理

  

  

后信息时代呼唤全球伦理

   来自深层的消息昭示着一种在国家基础上孕育的全球伦理正在发酵。过去我们通常关注个人层面的社会伦理,现在有必要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怎样才能成为价值观、理想、社会规范和规则等伦理的全球化基础。我们还可以讨论文化伦理,但我这里说的文化伦理其实是从文化角度思考的国家伦理,正如国家伦理是从国家角度思考的文化伦理一样。我使用“文化”这个词与“国家”一词不必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全球化过程是基于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本土化及涵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犹如自然人,而国家则像法人,两者都是现代人必须处理和考虑的身份特征。从当今世界的趋势看,未来任何社会或社群都必须建立在这种新形式的自然人和法人基础上。

   东西方的哲学家曾推测人类未来存在两种形式的乌托邦:一种是由圣王或哲学家国王统治的政治国家;另一种是没有统治者的自然国家,因而是一种无国家状态的国家。孔子和他的门徒说过为政以德,①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养圣王的仁和其它美德来治理国家。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必须使自己成为美德的模范和榜样,也就是说他在具体实践美德的时候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行为,举止得体。只有在所有方面完善了道德品质,作为统治者的他才会被信任。而且他必须是一个贤能的人,才可能被赋予统治者的权力。他应该体现优秀道德品质的标准,能正名分,以真善的标准给人们带来正义。

   孟子进一步阐述了孔子从“德政”到“仁政”的观念,他相信“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②西方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王国,由哲学家国王严格按照理性和辩证法的智慧实行统治。

   另一种乌托邦是人类的初始状态、原生状态,存在于自然的“道”中。那里既没有道德的标准,也没有正义的学说。因此,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远古时代只有“道”统治着世界,人民不知道有统治者的存在,因为人民不需要。③这种乌托邦理想与人类社会真正的管理模式其实毫无关系。随着人类的原始状态逐渐消亡,人们才根据美德、善行和正义等原则设计出政府管理模式。18世纪西方的学者、哲学家和文人,诸如卢梭和歌德,渴望拥抱大自然的真理,希望回到一个自然的原始国度,那里没有战争的暴力,也没有充斥着污染的城市和追逐权力的政客。

   现在我们是否还可以向往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想国度呢?答案是即使在非政府国际组织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将到来。原因很简单,国家仍然是维持经济利益分配的保障力量,而人类的生产活动需要监管机构和警察来执法保护权益,因此政府不会很快衰落或消亡。随着人类文明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多彩,事情日渐增多,规则越见繁琐。我们应该明白,“道”的理想国只有保持简单的欲望和朴素的生命形式才可能出现。虽然简捷一直是现代生活追求的目标,但现代人的生活还没有沦为靠一个简单的动作甚至只是摁摁按钮就可以完成。的确,现在很多事情已简化到只需要操作一个按钮,这种纯粹的计算机文化引人注目,但它仍然需要维护和改善。无论是规制与放松规制、普遍化与特殊化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等诸多方面,这种计算机文化都需要一个维持的机构,执行保护和替代的机构,以及征收税费或检验支付精度的机构。

   我们也许可以使用机器和计算机通讯系统来实现公众事务及超越人类生活的自我自动化。随着电脑和机器人的发明,人类某些生活方式可以实现自动化,但是更多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需要远离机器和电脑,并依赖于管理人类行为的具体形式。

   即使当代生活不能完全摆脱人的控制,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通讯、工作和娱乐的电子世界里,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可自由行动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在这里,我们既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不包括黑客攻击网站、窥探别人隐私或政府机密),也几乎不受专制的干扰和监督。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国家主权的国家,但条件是我们必须提供经济支持(即使电子邮件是免费的)并遵守电子伦理(E-伦理)的基本规则。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绝对自由的,因为电子生活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电子世界的发展也只是现实世界的抽象。显然,我们无法完全生活在互联网的世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物理存在以及诸多相关事情不可能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互联网仍然只是一种实现工具理性的方式,除了可以作为一种实现特定的速度值、同步性、交换即时性的手段之外,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终点。

   总之,网络的发明造就了生活的二元性,把世界分割成了二元论的世界。一个虚拟,一个真实;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但是二元性和二元论不能相互转化,两者缺一不可,其中一个不能简化成另外一个。真正简化了的是世界和生活的范围,这个范围可以简化但不能穷尽,也就是说信息世界或心灵表现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精神世界。④网络世界表明我们的真实世界仍然需要秩序和发展,并促使我们思考真实和虚拟、局部和普遍的关系。这就要求一个全球化了的全局—局部的理解(或认识论、诠释学)和全局—局部的伦理,使我们可以把全局与局部相互联系起来。本质上这需要一种伦理把个人、社群、组织和国家的内在与外在联系起来。如果说无处不在的网络代表着这种外在,那么人的大脑则代表着与网络关联的内在。同样我们可以说,网络是内在的外化(信息编码和显示),而大脑是外在的内化(信息通过大脑吸收和解码)。但网络世界的这种内在和外在关系与局部和全局关系一样,都不能取代一个真实社会的个体、社群或国家最重要的内在—外在关系和局部—全局关系。

   这种区别带给我们一个关于网络的重要发现,即外在指的是事物和人赖以存在的真实世界,而内在意味着产生思想和欲望的人的思维和意志活动。网络是使这两个世界透明化的一种手段,但不会使它们消失。因此,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两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仍然有必要按照事物的外在制定秩序,根据其内在解决问题。这就再次表明我们不能放弃全球伦理的概念,它不仅可以为网络社会制定正确的管理规则,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管理外在的秩序和生产力以及内在的生命精神。

   显然,如果没有外在秩序,网络社会就不能保证履行契约按约交货,也就谈不上终端客户满意度。同样如果内在没有建立正直和公义的纪律,就不可能极大地防止电子犯罪及其危害。滥用电子自由和滥用任何其它自由一样,将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混乱以及不负责任的伤害。

   国家和文化伦理的相关性

   从这些方面考虑,我们相信一个全球化了的自由世界仍然离不开作为一门学科的伦理学。无疑这为发展全球伦理提供了强烈支持,但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国家或文化的伦理呢?科学技术打破了许多关于时间、空间、运动和速度的自然和历史障碍。现在人们不得不使用新的媒介沟通和新的交易方式。历史上的冲突和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彼此需要宽容和相互理解,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架构及组织和个人行为互动的基本准则,努力实现世界和平、和谐与繁荣。经济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力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政治和法制的全球化必然紧随其后。要解决经济、法制及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传统或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对抗,仍然需要依靠国家和文化伦理提供办法和策略。因此我们必须像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一样提出问题:是谁的钱,以哪种规则,凭借什么力量解决伦理问题?这不是关于全球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地区或国家利益的问题,它反映了一种与文化传统的背离和对抗。⑤

   正如正义属于全体人民,而不仅属于少数势力强大的团体或个人,我们同样需要理解个人和社会、内心活动和外部规则以及内在精神和外在物质的冲突是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得到解决的。换句话说,怎样发展和实践特定社会下的国家伦理,是酝酿中的即将到来的全球伦理时代的一个重要资源。

   我们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来考察这个问题。有人指出,以投机专家乔治•索罗斯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欺骗和贪婪应对此次危机负责。如果全球资本家对发展中国家多一些体谅关心或者对世界金融秩序更负责一些,危机本可以避免,毕竟他们清楚知道这种自私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泰国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金融信用体系里更自律,基础设施建设更合理完善一些,那么即使这些资本家有投机行为,此次危机也不会那么严重甚至根本不会发生。⑥

   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实际上双方都负有责任。因此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道德需要从两个角度来审视,一个是全球伦理,另一个是自然或地方文化伦理。有趣的是,全球伦理的视角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个人伦理或企业伦理的范畴。当国家或文化伦理的观念被抛弃,或者当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利益从国家或地方文化传统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个人自我的伦理或者跨国企业的伦理了,如果这也算伦理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个人或企业一定存在于某个国家并扎根于当地文化,所以必须反映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就这点而言,每个文化都提供了一种伦理发展的模式,甚至为个人和企业在全球化世界提供了一种可以采用或模仿的伦理实践。从实用目的出发,我们强调典范效果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或文化模式的证成性希求。

   全球化的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推广国家或文化伦理。当前许多有影响的全球经济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家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这些组织实际上是被美国主导的少数几个未经选举、自私自利的国家所控制。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许多国家、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抱怨被剥夺了制定政策和设置议程方面的权利。⑦这些抱怨反映了多数国家的正当权益正被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国家掠夺,同时暴露了在工会反对国家、国家反对全球化组织的内部利益方面以及国家和全球化组织的外部利益方面之间的缺陷、双重甚至矛盾的标准。内部利益经常是民主化管理,而外部利益则是依靠控制取得。正如我们需要民主的方法管理国家,我们也需要民主的方法实行全球化,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个更加全面广泛的世界组织。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全球化向前的推力不会永远保持不变,除非那些控制全球市场力量的人找到办法,让绝大多数公众相信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可以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而且符合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⑧。这意味着加入全球化社会或组织的每个国家、个人、机构或社群必须相互平等,享有平等的有效权利,共同遵守法律和政策。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和政策,既不允许强权政治以一种伦理支配另一种伦理,也不排除任何伦理获得平等进入世界组织的机会。通过自然说服和自然选择,任何一种伦理都可以被个人、工会、非政府机构或国家之间的世界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使用。

   如何看待欧美国家文化伦理

   目前全世界有三个国家伦理或文化伦理中心可以作为发展全球伦理的强大资源和指导原则。首先是欧洲、美国,然后是中国。我们将简单讨论每一个中心。

欧洲具有丰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历史传统,长期以来都是研究生命价值的中心来源,但欧洲历史上饱受因宗教、领土、种族和意识形态引起的战争之苦。现在欧洲似乎汲取了历史教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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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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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贵阳)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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