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30年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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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  

  

  一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经邓小平同意,由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大来佐武郎于1980年共同谋划发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方的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日方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向坂正男(时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谷牧和大来佐武郎分别担任交流会中方和日方顾问。同年5月,在日本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是从1999年开始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我于1998年3月就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到任后,当时担任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非常恳切地提出,要我接替他担任交流会的中方首席代表。我以马老德高望重力辞,未敢应允。到这一年11月17日,谷牧为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事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已历时18个春秋。我当年创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意图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交流会创立18年来,贯彻了这一宗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中日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如你所知,交流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特别是两国高层人士能够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实属难得。”“我已年过八旬,再担任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负责人一职,已不合适。我建议由岚清同志或吴仪同志接替我出任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以绵延承继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之事业。由于马洪同志多次提出他因年纪过大不再担任交流会代表,我意由王梦奎同志接任,马洪同志任顾问。”“另,张云方同志任交流会事务局长13年之久,我意也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另行任用。”

  朱镕基同意谷牧的意见,但顾问一事请李岚清副总理定夺。李岚清则建议由吴仪担任顾问。吴当时是国务委员。

  我从此参加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工作。1999年3月26日,我和马洪联名就当年交流会的开法和今后的工作,向谷牧作了书面报告。我还到谷牧位于北京中南海西边不远处的住宅拜访过老人,听取他对交流会工作的指教。谷牧是文物鉴赏和收藏家,给我看了他收藏的许多古砚,让我眼界大开。我也几次和吴仪讨论交流会的工作,她都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关于改善交流会的人员结构,实现新老交替,吸收企业负责人和年轻一些的人参加,就是得自她的主张和支持。吴仪主管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那几年又在进行加入WTO的谈判和加入后的许多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人,很难参加交流会的年会,但讨论交流会的工作她总是不厌其烦,每年的会议都发来热情的贺信,寄托着对交流会的期望。

  我参加了1999年4月在日本宫崎举行的第19届年会。马洪在会上宣布,今后由我接替他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我代表中方作总结性发言,并表示愿尽心竭力,与各位朋友一起,把这件事办好。巧合的是,与此同时,日方也由福川伸次接替宫崎勇担任首席代表,宫崎勇改任顾问。从2000年第20届年会到2008年第28届年会,由我和福川伸次共同主持交流会的工作。我们的合作共事是非常坦诚、愉快和有成效的,我从中受益良多。九次年会分别在中国的武汉、昆明、兰州、成都、合肥和日本的神户、富山、滋贺、松山举行。在富山举行的第23届年会和在滋贺举行的第25届年会,我未能出席,分别是由李灏和房维中率团前往的。

  中日两国都有“逢十”大庆纪念的传统。我和福川伸次商定,把2000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第20届年会,同时开成交流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庆典。事如人愿,这次会议隆重而热烈,是总结既往而开辟未来的会议,也是一次新老欢聚一堂的大团聚的会议。

  谷牧作为交流会的创始人出席会议,在4月27日交流会举行的答谢宴会上作简短讲话,会场气氛异常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他在1986年乌鲁木齐举行的第6届年会上,曾提出交流会要“高瞻远瞩”,这次讲话又提出“源远流长”。他说:“今天我想说‘源远流长’四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流会,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应当向前发展。”“高瞻远瞩”和“源远流长”,确实反映了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每一个人的愿望。因为年事已高,此后谷牧没有再参加交流会的会议,但仍关心着交流会的工作。2004年9月9日,他曾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前来出席第24届年会的日方代表福川伸次等。谷牧以豪饮著称,当时虽已90高龄,酒量和豪情不减当年。我告诉他,前两天在兰州开会结束后,到敦煌和阳关参观,都反映收获很大,玩得也很开心,他听了边饮边吟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他逝世前出版的回忆录里,对于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经历,以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缘起和在促进两国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有着深情的记述。

  这次在武汉举行的会议,中日双方参加过交流会活动的老资格成员,像一直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长期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房维中、李灏和高尚全、沈觉人,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下河边淳、宫崎勇和担任过顾问的河合良一,都出席了会议,马洪、河合良一、宫崎勇、下河边淳和高尚全都在开幕会上发表演讲。他们的出席和演讲同样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感谢他们对于交流会活动的贡献。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值得一说的是,上年在开第19届年会时,日方曾邀请中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一些老人携夫人前往,这次武汉会议除邀请宫崎勇的夫人和福川伸次的夫人外,还邀请了日方已故向坂正男首席代表的夫人向坂荣子随团到中国访问。因为会议在武汉举行,我事先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以及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市长王守海,都商议过,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他们都出席了开幕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和省政协主席杨永良等湖北省、武汉市领导也出席了开幕会。贾志杰代表举办地在开幕会致辞并且出席了闭幕会。《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以及湖北省其他媒体都对会议作了充分报道,《人民日报》也及时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交流会中日双方代表实行的是比较固定的常任制,不经常更换,但时间久了双方都不能不有所调整。在我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之前,中方成员有的因为年事已高(如薛暮桥),有的因为工作变动(如朱镕基),已经不再参加交流会的活动,廖季立和孙尚清则已经去世,交流会也陆续进来过个别新人。武汉会议标志着中方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新老交替。新参加进来的有周可仁(外经贸部副部长,接替沈觉人)、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接替刘鸿儒)、彭森(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接替高尚全)、肖捷(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林兆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和苗耕书(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总裁)。因为年龄关系不再参加的,除沈觉人、刘鸿儒、高尚全外,还有浦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和林森木(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原有成员继续参加的有房维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李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和李泊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这表明了交流会的延续性,便于充分应用他们的经验,继承交流会的传统。同时,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接替张云方担任中方事务局长,张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我于2007年6月不再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由张玉台接任。当时我年已古稀,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将在2008年3月期满,届时不再担任。2008年1月24日,我向吴仪和温家宝总理报告,请求辞去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的工作,建议由张玉台接任。我还说,大家都希望吴仪能继续担任顾问,指导交流会的工作。吴仪说她已全面退休,希望另行安排人选。后来吴仪也就没有再担任交流会的顾问。大家都知道,吴仪在卸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表示过要“裸退”,就是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虽然人们都觉得未免可惜,但仍传为美谈,受到广泛赞誉。

  2008年6月17—19日,交流会第28届年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闭幕会上,我宣布了今后不再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愿意作为成员继续为交流会出力的决定,并对10年来在交流会活动中给予我宝贵支持和帮助的中日双方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大家对我的决定的理解和热情鼓励,使我深感欣慰和终生难忘。

  此后,我参加了2009年5月在冲绳举行的第29届年会,并且在交流会举行的答谢会上讲话,还参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交流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

  

  二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交流会30年来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见证。

  邓小平1978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过:“我们原来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太低,怎么样搞得合理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希望日本朋友特别是实业界,还有懂行的政治家帮我们出点好主意。这样,反过来可以更快地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同年10月访问日本,邓小平亲眼看到日本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触颇深。他在新干线特别快车上谈到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据我揣度,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是促成邓小平更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也可以说是萌发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样的友好交流机制的胚芽。

  中日经济交流会的直接缘起,是请外国专家讲课。1979年春节期间,谷牧在北京钓鱼台主持一次学习会,有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介绍世界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及日本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筹集资金的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后请外国专家给领导干部讲课的第一次。之后,经邓小平同意,谷牧邀请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作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作栋)。在进一步交往中,中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长期的交流机制,就宏观经济政策交换看法。几经磋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成立。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方商定的宗旨是:从宏观角度讨论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在成立之初,实际上还说不上是双向交流,而主要是中国方面向日本学习。当时中国改革初始,百废待兴,亟需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经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由于是近邻,有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比较深的了解,加之在两国建交之前民间就有比较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还有过“廖承志-高崎办事处”这样的常设机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日本,注重向日本学习。中日双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成员,是根据这种需要确定的,都是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士。日本方面,在向坂正男去世后先后担任首席代表的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担任过中央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高级职务:下河边淳担任过国土厅次官,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的纲领性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人;宫崎勇担任过经济企画厅长官,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福川伸次担任过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和通产省次官。日方成员,大多数是和中国有比较密切经济贸易关系的企业家,或者是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都有丰富的学养。由于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不同,中国方面参加交流会活动的,除负责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经济学家外,多数是在职的政府经济部门负责官员,也都有丰富的学养。因此,交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讨论,而是更为注重经济实践,最初主要是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从宏观经济管理到产业发展,都给中国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通过交流会的渠道,为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做出了贡献。双方成员在交流会活动渠道之外,还做了许多推动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努力。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交流会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有不少新的变化。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8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8亿美元,增长33倍。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时代已经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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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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