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关于我国中长期发展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21-08-16 1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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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 (进入专栏)  

  

   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世界经济经过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正在波动中缓慢复苏。这次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政治危机,不少发达国家负债式增长不能持续。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2007-2010年世界新增失业人口,55%在经济发达国家,现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失业率都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全球失业创历史新高,达到2亿人,其中年轻人占1/3以上);国际金融体系脆弱,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这是长期赤字预算的积累,短期很难消除,而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不稳,实际上并没有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一些头牌经济学家,例如费尔德斯坦和萨默斯都发表文章谈美国如何避免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的问题;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也使国际经济形势增加了变数。这些风险又大多相互关联,而且许多是“两难”选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缩小赤字和债务则需要紧缩,二者很难兼得。这就增加了克服危机的难度。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顺时应变,既要应对当前的危机,又要考虑危机过后的长远发展。我国前两年实行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有很大成绩,经济总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增加,要有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反危机政策的后遗症。2011年经济增长会达到9%以上,2012年也会在8%~9%。通胀压力趋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正常的,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近期没有大的风险。风险在中长期方面,所以需要把握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

   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认为,以下四点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和政策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从人均收入看。2000年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201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将近50%,人均超过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坎。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划分标准,低于995美元是低收入国家,996~3945美元是下中等收入国家,3946~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超过1200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我国现在经济总量增长,人均水平提高,正引起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也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有更高的发展质量,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在减弱,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老龄化也是重要因素。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8%,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7%,高于世界7.5%的平均水平。中国正在快速老龄化。有专家预测,“十二五”末或“十三五”初,劳动年龄人口将是零增长。“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会带来新的社会压力,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继续发展。

   (二)从社会结构看。据最新普查数据,城市化率2010年是49.68%,今年会超过50%,“十二五”期末将会达到54%左右。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基本国情,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转折点。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很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是城市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也有下一步农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未来面貌的塑造。

   (三)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加上增长粗放,资源和环境制约的严重程度是过去想象不到的。2000年消耗14.5亿吨标准煤,2010年达到32亿吨,增长1.2倍。即使努力减少单位产出消耗,消耗总量和进口总量还会继续增加。例如石油,现在年消费4亿吨,进口占50%以上,预计2020年消费将达到6亿吨以上,进口占65%以上。靠拼资源的粗放式增长不可能持续。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有后发优势,例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也有后发劣势,资源和环境制约就是后发劣势,我们没有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那种方便。

   (四)国际竞争面临新的形势。国际经济危机正在促进新的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技术和经济制高点,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在变化。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中国在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我国商品出口额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不到10%;名牌更少,世界前100个名牌商品中国没有一个。即使是统计中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产品,国内增加值不高。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加大了我国制造业成本,削弱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限制。

   这就是中长期发展大的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

   在今后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不论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来看,中国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按世界标准,还有1.5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国家现行标准,有34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300万城镇人口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问题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解决。

   但是,现在强调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不是任何什么样的发展都是“硬道理”。不是批评“发展是硬道理”不对,而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需要深化。可以说,“科学发展”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发展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过去经济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加之当时主要是纠正“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只要抓经济建设就好,这给发展理念和政策打下很深的烙印。其后果是,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收入差距大,社会矛盾多。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发展方式还有它存在的客观理由和难以完全避免的性质,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现在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精神,也就是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一条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一)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不是说速度问题不重要。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需要保持比较大的投资规模,建设一大批重要工程项目,也需要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应该说,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从认识到实践已经解决了。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在不少方面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突出位置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弊病,都和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现在成为突出问题的,不是争取更快的速度,而是提高各方面的发展质量。现在只有少数省、市“十二五”规划增长速度下调,绝大多数地方规定了很高的速度,而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进展不够。根据专业机构评估,今年上半年,京、沪、浙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倒数前三,而经济质量排名前三。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粗放增长的路子不能再走,实际上也难以持续,资源环境不许可,国际竞争不许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也不许可。在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必须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放在第一位,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协调,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对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实现经济总量目标和人均目标不算难。真正难的,是提高发展的质量,这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实现难度都比较大,需要做更大努力。“十一五”规划执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总的说,“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是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规划预期7.5%),而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的四个预期目标,只完成一项,就是城市化率;其余三个指标没有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当然总量是增长的。中国企业研发投入还没有一家进入世界1000强。这说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结构的。如果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下更大的力量,今后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困难。

   (二)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把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更长期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这些年消费率是下降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投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有一定的客观理由,也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在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比较低的消费率也可以提高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实际上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是有明显提高的。但是,和投资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民生改善相对缓慢,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积累的问题比较多,有些方面矛盾很尖锐。我们有很可观的经济总量统计,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增长都很快,但往往没有注意到,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统计往往掩盖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生活特别需要关注。“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还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现阶段正确处理社会分配关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回顾历史,可以说,这30年是以和前30年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前30年是农产品的低价收购和统购统销;后30年是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这种“原始积累”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长久持续。现在,劳动成本在上升,土地成本在上升,就是说,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在发生变化,“原始积累”时期正在结束。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逆的。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不能无限制地继续扩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继续扩张也没有市场。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已经发生变化,过分依赖投资已经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在改善民生方面多做文章,包括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保障水平,以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方面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会成为新阶段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方面出问题,常常是慢性病;社会方面的问题,平时可能表现并不怎么突出,如果不注意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具有突发性,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实现转变,现代化建设能否比较顺利地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归根到底取决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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