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3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1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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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内容提要 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岭,它将加快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诞生。这种新型经济学将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以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发展为媒介,通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实现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政治经济学(Neo-Political 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此做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 新奇与意义 新政治经济学 批判实在论 演化 异端经济学 创造性综合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 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

  

  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 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

  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性行为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

  

  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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