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旺生:法典在制度文明中的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0 次 更新时间:2011-10-19 1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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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旺生 (进入专栏)  

  

  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第一章中,开篇即谓:“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法律学制度从一部‘法典’(Code)开始,也随着它而结束。”[1] 虽然实际的情形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梅因此言的目的也不在于突出法典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极端重要性,但我们仍然不能不认可梅因爵士这一断语在相当程度上吻合了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历史,因而也恰好从反面印证了法典在制度文明尤其是法律制度文明中的位置。

  同其他法的形式相比较,法典是中国法律制度文明中最大的本土资源。法典是我们了解人类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个制度文明最集中最权威的典籍,是我们能够得以近距离或直接而真切地观察某种法以至某种法律制度文明的主要钥匙。法典是固化和记录一定的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改革成果的更有效的形式,是统治者或国家政权为治之要具和要途。法典和法典编纂是在法律制度领域治乱和实行统一的有效手段,在整肃立法、维护法制统一方面有显著功效。法典的统一性,也是一定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得以崛起或得以复兴的关键条件。法典编纂所包含的技术因素使法典成为能够传诸久远的一个优势条件。法典可以把统治者所选择的并且为社会生活所认同的法律制度,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大局,传诸后世,使其影响深刻而广远。成文法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法典则是成文法发达过程中的高级阶段。法典是法的形式中的最高形式,它比习惯法、判例法明确、准确、直观、质朴,因而更便于人们了解、理解和运用。法典是一种创设法,比习惯法、判例法更有利于实现对社会的能动性改造。法典是法的形式中尤具普遍性的一种法,作用也更重要、更广泛。法典是法的形式中尤具会通性能和沟通性能的一种法的形式,法典中蕴涵和宣扬的理性、正义和其他美好的因素,比之习惯法、判例法,更具有可以跨越地区和国界的潜力。在成文法和法典的发达历程中,不能小看习惯以及由此衍生的习惯法的作用,习惯和习惯法的发展正是法典的滥觞。但习惯和习惯法如果没有融会于以法典为经典表现形式的制度文明之中,它们就只能是未能归于汪洋的纷然杂陈的溪流。溪流是有意义的,也往往是美丽的,但它们永不能造成汪洋恣肆浩瀚奔流的壮阔场景。

  

  一、法典是制度文明的显豁篇章

  

  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制度文明。一定的制度文明既不能超越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水准,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约,又反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对它们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为自有文明时代以来的史实所充分证明了的。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日渐演化,制度文明对于整个文明的发展范围和发展进程,更有愈加显明的影响作用。而在制度文明系统中,法律制度文明占据首要地位,担负着制度文明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责任。在法律制度文明系统中,位居核心的则是法典文明。它是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个人类制度文明中的一块瑰宝,我们需要认识它和开掘它。

  在几千年的法律制度文明史上,法典文明的确是尤其重要和显豁的篇章。法典是每个时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缩影和主要表征。古代法、古代法制以至古代制度文明,是同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印度的《摩奴法典》、希腊的《德拉古法》、罗马的《十二表法》和《国法大全》不可分的;中世纪的法、法制和制度文明,是同《撒利克法典》、《阿马尔菲法典》、《奥内隆法典》、《法国商法典》、《法国海商法典》、《奥古斯都法典》、《萨克森法典》、《教会法大全》、《古兰经》联系在一起的;至于谈论近代以来的法、法制和制度文明,则不能不谈《权利法案》、《英国货物买卖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联邦刑法典》、《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法国刑法典》、《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法国刑事诉讼法典》、《魏玛宪法》、《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苏俄民法典》以及其他众多法典。正是这些难能历数的法典,构成了人类几千年法律制度文明的基本架构,汇成了法律制度文明的一脉主流。完全可以说,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不了解它的主要法典,就难以了解它的法律制度文明的基本面貌。

  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一部中国法律制度史,从内容上说,就是专制史、家治史,从形式上说就是法典史、法典编纂史。人们不是谈论本土资源吗?法典就是中国法律制度文明中最大的本土资源。无论中国以往的法治是怎样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制度文明系统中差不多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过去二千多年中,差不多每一大的封建王朝都有体系庞大的法典,立法文化传统绵延不绝。” [2]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法典文明,比中国古代法典文明更为悠长久远而不曾中绝。

  法典是人们了解人类法律制度文明的尤为权威而集中的典籍。《汉穆拉比法典》使人们得以了解巴比伦人是相当重视有关财产和经济事务的,它所确立的制度表明,这部法典产生时期巴比伦的私有财产资源和商业交易,远比早期罗马共和国时代先进。《亚述法典》让人们知道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文化水平偏低的社会生活状况,它的内容例如它所规定的那些相当严厉的准则,可以说明它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族长社会的制度。《赫梯法典》所反映的,是一个相当于由封建贵族统治的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情况。《唐六典》可以使人们得知,早在公元738年,中国就产生了专门规制职官体制、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法典。《法国民法典》则告诉人们,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系统确立了民事权利主体平等原则、所有权绝对行使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这样一系列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基本原则的法典。……每一种法典,都是一定的国情、历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们检视一定社会、一定国家的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水准、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个制度文明的进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

  另一方面,没有法典便难以集中便利地了解和认知一定的法律制度文明。同以上陈述的法典是了解人类制度文明尤为权威集中的典籍这一规则相对应,如果不了解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法典,或是某个时期某个国家的法典还不曾为人们所认知,人们便难以集中便利地了解和认知那个时期或那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历来人们对于希腊和罗马两种法律制度文明的了解,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对罗马法律制度文明的了解远远甚于对希腊法律制度文明的了解。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人们有着系统的罗马法作为自己认知和研究罗马法的根据,而对于希腊法,人们迄今尚无一个比较集中的法典作为认知和研究的根据,因而只能凭借一些零星的其他资料管窥希腊法的面貌。西方学界论及这一情形时,一个基本的看法是:由于没有或迄今未能发见当时的法典,因而对希腊法的研究不能不受到阻碍。[3]人们现在论及希腊法,虽然知道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多数城邦的法律是规定得非常详尽和完备的,而这种详尽和完备是由于公元前7世纪以后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法律编纂运动所形成的结果,那时有好多著名的立法家,尤负盛名的就是梭伦、扎勒卡斯、查龙达斯。但由于这些所谓详尽和完备的法律或法典,包括梭伦立法所产生的法典,迄未发见,人们现有的关于希腊法的知识,还只是来源于种种著作、铭文和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发现的与希腊法有关的间接的文献资料。[4] 而此类资料是远不及法典能够为我们提供集中便利的研究和认知希腊法律制度文明的根据的。

  迄今人们对于埃及法所知甚少,可以进一步说明有没有法典,或是法典是否为人们所发见,是人们能否真切认识和研究某种法特别是某种古代法的主要的钥匙。我们知道埃及法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是比之其他任何法都更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法,从公元前4000年尼罗河文化早期阶段到公元前30年罗马占领期这段漫长时期,埃及法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今天对埃及法却是甚少了解。这原因就是埃及法未能给予我们提供一个或若干个比较集中系统的法典;或是埃及法也有法典,但却为历史的尘埃所存封。尽管许多希腊的历史学者断言埃及有几位以立法而闻名的法老或国王,例如公元前8世纪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博克霍利斯,就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法律制定者,据说希腊早先的立法者梭伦就是到过埃及受到博克霍利斯立法工作的启发的;然而由于没有一部埃及法典得以传承,法老或国王们的立法勋业,他们对人类较早时期的法律制度文明所做的贡献,便无人可以了解。人们今天仍然在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使埃及法重见天日,而这一梦想,恰好也是寄望于有一天埃及法典被发掘,或是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数以百计的诸如契据、合同之类的埃及法律文件中整理出一部当时的法典来。

  法典的出现,法典编纂的开展,是需要具备条件而不是随意便能进行的。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中按照他的观点阐述了法典和法典编纂的条件所需具备的条件。他说:“有两类国家已采用法典形式。一类是拥有发达的法律体系的国家。这类国家中的法律传统成分竭尽了法律发展的可能性,因而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以促进新的法律发展。另一类是面临法律整体发展而立即需要一个基础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导致法典编纂的四个条件:(1)现存法律材料的法律发展的可能性暂时不存在;或者因该国家过去没有法律而缺少现成的法律材料;(2)现存法律通常不便运用,通篇古语,而又无确定性;(3)法律的发展重点已移向立法,而且一个高效率的立法机构已发展起来;(4)在政治社会的各个地区发展了或接受了各自不同的地方法律后,通常需要一个统一的法律。” [5] 按照庞德的意思,法典的产生和法典编纂的进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存在他所说的可以导致法典编纂的条件,便无以产生法典和开展法典编纂。这一点也可以表明法典在制度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更高的规格。

  梁启超在他的《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阐述法的发生发达过程时,专门论述了法典是成文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他看来,法典的编纂或出现,是以成文法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典,需要对既有成文法予以整合始得产生,没有一个个成文法的积累或积淀,法典编纂便成为无源之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亦即李悝的《法经》,便是基于对此前各个诸侯国的成文法的总结整合而成的。没有齐国颁布的《宪法》[6]、楚文王颁布的《仆区法》(前689年)、楚之荆庄王的《茅门法》、晋文公颁布的《被庐法》(前631年)、晋国士会编纂的《晋国之法》(前593年)、晋国范宣子所著《刑书》和赵鞅将其铸为《刑鼎》、郑国子产所铸的《刑书》(前536年)、郑国邓析所造的《竹刑》,便没有在它们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法典亦即《法经》。[7]另一方面,经过整合而产生的法典,则在先前成文法的基础上,将一定的制度文明向前推进一大步。正是由于有了《法经》,此前各诸侯国的成文法所建置的制度,才得以集中系统地体现出来并向前发展一大步。可见法典在法律制度文明中是更高规格的制度形式。

  法典和法典编纂不仅在古代和近代为人类制度文明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在当代,法典和法典编纂对于推动各国制度文明的发展,更有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发展,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的增多,国际交融进程的加快,也随着法律民族主义的减弱和法制现代化尤其是比较法的发展,各国和各民族不能不更多地注重相互之间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交融、借鉴或移植,而法典和法典编纂在这一过程中,自当担负更大的责任,并由此也将进一步显示其在制度文明中的突出地位。

  

  二、法典是治国治法的要途要径

  

  法典在法律制度文明中占据显豁地位,突出地体现在它的价值和功用上。法典的价值是重大的,功用是广泛的,其中对国家大治和法制大治所具有的价值和功用,殊为显要。同其他法的形式和制度形式相比,法典和法典编纂,更是治国和治法的要途要径。

  比之其他法的形式和制度形式,法典历来是固化和记录一定的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改革成果的更有效的形式,法典编纂则是统治者或国家政权为治之要具和要途。在西方,《国法大全》对查士丁尼的罗马帝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法国民法典》对拿破仑政权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发挥了这样的功用。在古代东方,楔形文字法律制度的经典作品,诸如大约制定于前2100年的《乌尔纳姆法典》,大约制定于前1934~1924年的李比特•伊丝塔法典,还有更为知名的前1758年左右产生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还有前14世纪的《赫梯法典》等,莫不出色地担负了这样的历史责任。这些法典都有序言和结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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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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