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红星:发现“法典化”传统的法理:价值、进路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22-08-01 14: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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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红星  

   内容提要:中华法系是以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法典化”构成中国法律史之悠久传统。古代中国“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成熟于隋唐时代,以《唐律疏议》的完成及律令格式体系的成型为高峰;蜕变于宋元之交,以元代“弃律令用格例”为转折;升华于明清两朝,以会典的完成为大成。古代中国“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客观需要,继而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并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塑造出从“刑事法——非刑事法”到“根本法——一般法”的法律体系格局。中国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古代中国“法典化”承载了中华民族先人传承先王治道的理想,蕴含着追求“善治”的中国智慧,构成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渊源和本土资源。“法典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之举,是推进“中国之治”的重大法治工程以及古老的中华法系重新走向复兴的象征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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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典是“经过整理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①,严格意义上的法典不应当包括法律法规汇编,而是立法机关制定并实施的某一法律部门集中系统的法律文件,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等特征,是成文法的高级形态。纵观历史,法典绝非迟至近代才有,《汉穆拉比法典》《十二铜表法》《国法大全》等法典足可为证;放眼全球,法典也并非西方法律文化之专利,《唐律疏议》《大宝律令》足可为证;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誉满全球,但在法律史上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的并不只有民法典,早在“民法典情结”形成之前,古代中国以及周边诸国就产生了“唐律情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②。

  

   “法典化”指一种大规模制定法典的趋势与过程,是持续较长时间、制定出多部法典及形成一定趋势的法典编纂的历史过程。“法典化”是法律史上的典型现象。法国大革命前,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路易十四等国王和法律家努力将分散的旧法律组合成统一规范的法律体,实为近代欧陆“法典化”之起源;19世纪,随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全球范围内第一波“法典化”在欧陆兴起,进而波及美国、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编纂开启了第二波“法典化”,一些西欧国家修改或重新制定了各自的宪法典、民法典,中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开始制定民法典。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国家制定新的法典或对其既有法典进行再编纂,全球范围内“法典化”虽然遭遇“解法典化”之挑战③,却未停止其脚步,新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不仅构成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之重要成就,亦可视为全球范围内“法典化”又一重大进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某种意义上亦可以说是一个“法典化”的过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终通过与实施,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行政诉讼法典的法典架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长为以部门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虽然,关于民法典及法典编纂“得形忘意”“法典情结”不过“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之言犹回音不绝④,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法典化”并非仅仅国际潮流冲击之果,从深层次看,更是本土传统延续与展现。总体而言,中华法系是以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中华民族先人对法典有着深厚的情结与情感,法典与“法典化”构成我国法律史之悠久传统,自魏晋之际法典产生后,除元代等个别王朝外,绝大部分传统王朝都制定了法典,其中丰富、深刻、生动之法理,需要进一步发掘与发展,如此,方可探明“法典化”之名实,兼得法典之“形”“意”。

  

   一、秩序、正统与经典:“法典化”的中国价值

  

   人类社会的法律大体经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⑤。成文法产生后,法律形式的演进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向更高形态的法典转化,“成文法之初起,不过随时随事,制定为多数之单行法。及单行法发布既多,不得不撮而录之,于是所谓法典者见焉”⑥。就中国而言,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时期,“法典化”则正式开启于魏晋之际,正如梁启超所言:“及春秋战国,而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纂法典之事业,蚤已萌芽。后汉魏晋之交,法典之资料益富,而编纂之体裁亦益讲,有组织之大法典,先于世界万国而见其成立(罗马法典之编成在西历534年,当我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晋新律之颁布在晋武帝泰始四年,当彼268年)。唐宋明清,承流蹈轨,滋粲然矣。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粲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⑦抚今追昔,古代中国的“法典化”何以发生?价值何在?

  

   (一)“法典化”锻造统一法律秩序

  

   价值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代表着“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⑧。法律价值,是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某种需要的满足与实现。法律的价值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秩序价值是一种基础性的价值,是法的其它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如凯尔森所言,“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⑨。在缔造统一法律秩序方面,相比于法律规范分散在大量判例中的判例法,明确、普遍、规范化的成文法一般被认为具有更多优势,“无疑制定法在取消或废除现行的相互抵触的规则,在设立法律规范一直很少或没有法律的领域的权力方面以及在所预见的情况未发生之前做出法律规定的能力方面,优于其他法律渊源”(10)。法典作为兼具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的成文法的高级形态,较之一般的成文法,其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既满足国家统一法制之目的,也迎合了民众对行为后果可预期及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的需求,“期望法典编纂的人们,是那些深受法律模棱两可和不公开性之苦的人”(11)。通过编纂法典锻造统一法律秩序,是“法典化”的首要价值,“关于编纂法典有许多理由,而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使法律清晰,使法律成为整个国家通用的规范,保证法律在政治水准上的连贯性”(12)。

  

   中国古代“法典化”的开启正是基于对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逐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划一治理需要、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治理模式从“礼治”转换到“法治”,使得律令等成文法大量产生,“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13),法式者,成文法也。然而,随着律令等成文法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自明习者不知所由”(14),成文法的繁多庞杂削弱了成文法本具有的普遍性、公开性、准确性和客观性等优点,不利于统一法律秩序之形成,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集中控制与划一治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15)。繁多庞杂的单行法已远不能满足大一统国家对统一法律权力、统一法律体系和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唯有在删修既有律令的基础上,制定具备更强烈之规范性、逻辑性、普适性、确定性的法典,方能满足大一统国家锻造预期、可控、统一法律秩序的需要。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化”开启之初诞生的早期法典,魏晋编纂法典“变杂为清”“化繁为约”,目的在于通过“清约”“宽简”“疏而不漏”之法典,锻造大一统国家划一治理所需要的统一法律秩序。

  

   (二)“法典化”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中国”是一个多义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是各族先民心目中超越王朝的政治存在,是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是王朝正统的同义词。正因如此,历史上不仅汉民族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王朝是“中国”天经地义的代表,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自我宣称为“中国”。为了强化自己“中国”之正统,各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尊儒学,制礼乐。魏晋律令法典诞生后,以其整齐闭环之体系、紧密相连之篇章、高度概括之术语、简约浓缩之法条、精玄奥妙之法理,使成文法的发展超越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准与风范,不仅成为整个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也顺理成章被统治者塑造为王朝正统的又一象征与符号。自此,律令法典已不再只是君主一时命令之工具,而成为国家体制之承载、法律秩序之维系以及王朝正统之表征。十六国及南北朝之际,中原战乱,南北分治,然南北各朝律令法典皆蔚为可观,尤其对北魏、北齐、北周等鲜卑部族来说,制定法典更被认为其承受中原王朝天命之标志,非如此不足以表明新朝已立、天命已改,“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16)。隋文帝一受周禅,即迫不及待令大臣更定新律,显然是昭示天命和正统的政治考量,因为开皇元年律尚不完备,“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显然是仓促所就,开皇三年律才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7)。唐高祖武德七年颁布新律,诏令开篇即称:“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18)唐玄宗编纂六典的动因之一是“国家与天维新,改物视听”(19),通过制定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法典来总结唐王朝各方面的制度及成功之处,巩固唐王朝的正统与天命。作为大一统王朝正统与天命的重要表征,法典在古代中国具备了超乎法律的政治意蕴,诚如明《弘治会典》御制序:“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范畴,治道者,致治之道也,指使国家“治理得当、清明有序”而必须遵循的道理和路径。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对治道的探索,盖因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而治之,徒善亦不足为政,由此形成了王道、霸道、无为之道、天道、“霸王道杂之”等基本观点,总结出成君德、明法制、严吏治、慎刑罚、兴教化、薄赋敛、抑豪强等具体举措。“垂统建中,必资于制度”(20),“治世”之建立,必然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良好运转,法典正是作为承载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形式而出现的,律典“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21),令典“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22),会典“立纲陈迹之端,命官辅政之要,大经大猷,咸胪编载”(23)。作为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法律秩序统一之维系,法典本来就与传统王朝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何况法典因其严谨之体系篇章、浓缩精炼之法条术语、蕴含之精玄法理,不仅足以包容承载国家基本及重要制度,更展现出之前单行法所不曾具有的水准与风范,由此,不仅被塑造为表征传统王朝正统的政治符号,也顺理成章被寄寓实现长治久安天下大治之厚望。魏律“明教化”“齐风俗”(24),晋律“简法务本,惠育海内”(25),唐律“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26),会典“成四海之治”。“法典化”既塑造与强化“中国”之正统,更拓展与丰富“中国”之治道。

  

   (三)“法典化”传承先贤经典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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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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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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