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法院变更起诉罪名问题之实证考察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4 次 更新时间:2011-10-12 1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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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进入专栏)  

  

  一、案例的分析

  

  法院对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作出一定的变更,在当下的法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这与人们对法院、法官以及刑事审判的价值预期有着密切的联系。毕竟,在一个法院逐渐被视为正义守护者的社会里,法院自行变更起诉的罪名,也就意味着将一个未经检察机关起诉、也未受辩护方审查和反驳的罪名,强加给了被告人,这显然导致司法上的非正义。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也直接起因于一起哄动全国的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

  1999年4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綦江“虹桥”跨塌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作为被告人之一的赵祥忠被判决犯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而此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的起诉书,则指控他犯有玩忽职守罪。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赵祥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其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当”,因此将起诉罪名自行作出了变更。[i]由于中央电视台对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众多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判作出了报道,因此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法律界的争议。其中,受到较多争论的问题是:法院自行将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加以变更,在程序上是否属于正当的?

  一些学者和律师认为,法院直接变更罪名违背了“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必须遵循的不告不理原则”[ii];“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iii]。一些人士指责法院“违背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侵犯了检察权”;否定了“公诉效力”[iv],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有学者认为,法院直接改变控方罪名存在诸多弊端,它破坏了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合理的角色、功能定位,与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基本要求相悖,也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v]

  与此形成针锋相对的是,有一些法官和学者为法院直接变更罪名问题作出了辩护。法官们的一般观点是,作为最终负责定罪的审判机关,法院只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可以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判定其犯有适当的罪名,而这一罪名完全可以与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相一致。还有的法官认为,对被告人究竟判处什么罪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定性”问题,[1]属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法院经过法庭审理,当然有权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与检察机关不同的法律评价。[vi]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定案机关,法院有权对指控罪名不正确的,作出合乎法律规定的变更;法院处在“控、辩、审”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控辩双方提出的罪名经常具有片面性,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只对法院起到参考作用,作为主导地位的法院才是确定罪名的权威机构;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不成立的,可以直接否定,也当然可以变更罪名。[vii]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在其176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司法解释为法院直接改变指控罪名的做法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法院变更起诉问题并没有建立任何法律规则,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则通过“自我授权”的方式,准许法院主动变更起诉罪名。那么,法院对起诉的主动变更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分析四个典型的案例,以显示法院在变更起诉问题可能出现的四种不同的模式。

  案例1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12月22日向乐亭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乐检刑诉字(1999)第1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等四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某用拳头击打被害人孙某,致使其右太阳穴处及两只胳膊受伤;共同被告人刘某等也上前胡拉并追赶已经走出火车站的被害人。被害人孙某逃至乐亭县第一幼儿园家属院躲避,因身体遭受钝性打击,加之被追逐长距离奔跑,造成情绪激动,致使冠心病发作死亡。起诉书认为,被告人王某等“应当预见其打击、追逐老年人的行为可能造成其死亡的后果,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3条之规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认为被害人孙某的死亡不是由于被告人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引起的,而是由于换有严重心脏病这个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属意外事件。

  乐亭县人民法院所作的(1999)乐刑初字第2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却作出了与起诉书不同的判定。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等四人“主观上有伤害被害人孙成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行为,且造成受害人孙成义死亡的危害后果,孙成义死亡的危害结果与四被告人故意伤害行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害人死亡结果不是由于被告人的过失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胡拉、击打、追逐等故意伤害行为造成的,因此,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不能成立。同时,被告人主观上虽无致人死亡的故意,却有伤害的故意,因此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行为属于意外事故的辩解不能成立。法院最后判决四被告人犯有故意伤害罪。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没有作出明显的改变,但却直接变更了罪名,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了与起诉书不一致的法律评价,也就是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起诉书指控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改判为故意伤害罪。而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在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从量刑上看,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最高刑罚为7年有期徒刑,而犯有故意伤害罪并致人死亡的被告人,最低量刑就达到10年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判处为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显然,法院不仅主动变更了起诉指控的罪名,而且还将被告人判处了一个较之起诉书更为严厉的罪名。同时,为论证自己的结论,法院的判决书还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被告人行为的故意伤害性质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显然与起诉书中的表述大相径庭了。另外,法院对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害人的死亡纯属意外事故的辩护意见,也不予采纳。可以说,法院不仅将检察机关的法律评价置之不理,而且对辩护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针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防御活动也弃置不顾,从而单方面地作出了新的法律评价。

  案例1所显示的法院变更罪名的实践,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法院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不作变更;法院直接、主动地改变了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这种变更对被告人而言,可能导致更为严厉的科刑。对于这种变更,我们可以称之为“单纯法律评价的变更”。

  案例21998年6月16日,某市检察院向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王某等人犯有民事枉法裁判罪。在起诉书记载的指控事实部分,检察机关认定:1996年9月,被告人王某作为承办一起民事赔偿案的法官,私自接受原告方的邀请,到香港游玩,并收受了原告方人员送的港币10000元。王某从香港返回后,“慑于法律的威力”,将这笔现金原数退回给了送款人。被告人王某明知原告方提出虚假起诉的真实意图,“但在向合议庭汇报案件时,却隐瞒上述重要情节,违背事实地提出支持原告方诉讼请求的意见,指使合议庭形成了错误的决议。”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先后两次讨论该案时,被告人王某作为该案的主审人,在汇报案情时,“继续隐瞒事实真相,导致审判委员会形成了同意合议庭意见的错误决议”。起诉书认为,被告人王某“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收受贿赂,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399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于1998年8月5日作出判决,判决书对起诉书记载的指控事实基本上全部给予了确认。但在对王某行为的法律评价部分,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某“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当事人的贿赂,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判处”。被告人王某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但其行为未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重大的社会影响,不属情节严重,故均构不成枉法裁判罪。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所犯罪名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其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不构成枉法裁判罪,经查属实,可予采纳。”

  在这一案件中,第一审法院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民事枉法裁判罪不能成立,直接改判被告人犯有受贿罪。与案例1的情况相同,法院在控辩双方以某一罪名是否构成为中心进行起诉、调查、质证、辩论之后,单方面地判定被告人构成另一未经起诉的罪名。并且,法院所判的新罪名在法定刑上要比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更为严厉。但与案例1 明显不同的是,案例2 中的一审法院尽管在判决书中对指控事实全部予以确认,却将起诉书记载的被告人故意徇私枉法的行为不作为判决其有罪的事实依据。而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受贿这一事实情节尽管在起诉书中有明确记载,却只是证明其实施枉法裁判行为的起因和动机,而不是证明被告人枉法裁判的直接事实依据。显然,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同一事实”对被告人行为作出法律评价,而是在变更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变更了起诉指控的罪名。另一方面,对于一审法院变更起诉罪名问题,检察机关和被告人、辩护人都表示出明显的不满,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判决属于定性错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认为法院的判决侵犯了自己的辩护权,违背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就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仍然认为,在认定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法院有权对被告人行为的性质作出独立的法律评价,从而增加或者变更罪名。法院这种坚持认定罪名权属于审判权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在本案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对于案例2所显示的罪名变更,我们可称之为“指控事实依据的变更”。

  案例32000年12月11日,某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戚某、谭某犯有合同诈骗罪。起诉书指控两被告人“相互勾结,以非法占有有目的,以合同诈骗手段骗取了巨额国有资产,从而导致辽河石油勘探局9000万元的巨额损失,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刑法第224条之规定,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法庭审理中,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辩称根本不存在被告人个人诈骗的事实,案件所涉及的实际为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争议。

  2001年2月23日,市中级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作出了判决。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戚某、谭某“诈骗两台发电机组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支持”。但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了被告人戚某、谭某“诈骗借款的事实,却无认定此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补充认定”。因为两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诈骗政府单位借款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判决书以两被告人诈骗两台发电机组和诈骗政府单位借款这两项行为为根据,判决其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这一案例中,法院对于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诈骗辽河油田两台发电机组的事实,明确给予了确认,并认定了与检察机关指控完全相同的合同诈骗罪的罪名。但是,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并没有将被告人诈骗四会市人民政府单位借款的事实,作为指控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依据,而是作为指控他们犯有其他罪名的依据。而法院在判决中却将这一事实作为判定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的直接依据。法院这种“补充认定”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的判决结果,事实上不仅改变了起诉书所作的法律评价,而且将这种未经检察机关起诉、也未经被告人辩护的事实,自行当作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如果说案例2所显示的是法院将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予以否定,反而以起诉书中记载的作为被告人“犯罪动机和起因”的行为为根据,判定其构成新的未经起诉的犯罪,那么,案例3中的法院却是在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并将另一在起诉书中与认定该罪无关的新事实,补充认定为构成这一罪名的事实依据。表面看来,这一做法依然属于法律评价的变更问题,但具体从合同诈骗罪这一单个罪名的构成依据来看,法院实际上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从一项追加为两项。

  案例3所显示的法院对起诉罪名的变更,可称之为“指控事实依据的追加”。

  案例42000年12月11日,某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戚某、谭某、赵某犯有虚假出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三项罪行。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戚某、谭某“身为和协公司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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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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