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2 次 更新时间:2011-09-16 12: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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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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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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