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志远:“人口红利”还是“人脑红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1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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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志远  

   内容提要:“人口红利”是在得宜的国内外社会条件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以及在生产力科技含量不高水平上,通过经济外延发展得到的丰厚收益。充裕劳力资源导致超常经济增长,是采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或然性因果联系,而且是较小概率的因果联系。在多数空间和多数时间,人口膨胀产生的效应并非“红利”而是“黑洞”。“人口红利”和“人口黑洞”之间,具有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势垒”与“势阱”的关系。前者转换到后者容易,后者转换到前者艰难。全面解控二胎有合理性,但不能彻底解控生育甚至刺激生育。发达国家经济动力不足并不主要是由于人口老化而是产业虚化所致,本质是寄生性和腐朽性蔓延,不宜盲目比对。中国环境态势严峻,民众个体素质高低悬殊,仅靠抚养比例来应对人口老化,可能由人口总量暴涨而致资源耗竭。社会合理要以生态合理为前提。力推人口结构不利于生态合理,也未必有利于社会合理,须防资源占用的“马太效应”和人口逆向淘汰,以及人口结构与数量陷入恶性循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必要举措,中国宗亲观念深固,人口增减具有惯性,政策只能因势微调,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根据熵增原理,应对低育危机的难度,远小于应对高育危机的难度。生态化和智能化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应以“人脑红利”取代“人口红利”。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仍然主要体现在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抚养比的渲染可能掩盖问题本质。利用生育率下降机遇建立普惠精培教育,高效利用资源以保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人口红利  人口黑洞  社会合理  生态合理  熵增原理  人脑红利

  

   中国应对人口老化全面解控二胎之后,学界在人口问题上仍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基于当前出现的低育状况,要达到更替水平,就要彻底放开人口控制,甚至还要刺激人口增长,以继续获取“人口红利”。另一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劳力紧缺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科技进步解决,一旦人口增长失控就会酿成灾难。意见冲突时隐时现,公众认识莫衷一是。上述局面如不改变,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发展。之所以如此,一个重大原因是两种意见的论述方式都主要依靠实证对决,而实证往往是为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辩解的,科学史表明“范式”相当于信仰,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宗,目前的态势就是囿于“范式”的困扰而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社会发展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之间充满辩证关系,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对深层认识的观察有独立高度。本文拟从生态哲学视角,跳出具体学科的固有套路,对方向性问题做一宏观梳理。“密纳发(Minerva)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①作为一种反思,哲学的翱翔可能滞后且抽象,但对复杂矛盾的化解,可能会有特殊作用。

  

一、“人口红利”与“人口黑洞”


   人口问题的争论焦点是“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从本质上看它就是一个判断,前提是众多的劳动人口,结论是丰厚的经济收益。这个判断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作出的,后被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使用。近几年,它越来越被作为普遍规律看待,甚至被奉为经济盛衰的圭臬、社会安危的标志。为了对人口问题有一个理性认识,必须先对这个判断进行讨论。考察命题能否成为普遍规律的基本准则是: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即如果有相应前提,那么就有相应结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充裕劳力资源和超常经济增长之间,如果要发生必然联系,那么还须附加几个条件。

   首先,劳力资源的作用,要在适当的国际环境中和有序的国内环境中才能正面发挥,缺乏其他社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搭配,它提供的将不是正能量而是负能量。较低抚养比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它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带来红利。被重点关注的几个后发人口大国经济之所以超常增长,有一个背景是制造产业在发达国家大量退出并向外转移,而这些国家则不失时机地把握了历史机遇。把握机遇的前提是这些地方有强劲的脱贫需求,同时社会系统也有适当的序化机制,中国是一个典型,其他几个国家也大体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劳力规模不谓不宏大,但社会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力主要表现为“人口”而不是“人手”,陷入“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生态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后来社会系统由旧的平衡演变为新的平衡之后,恶性循环始得突破。平衡演变有两大机理:一是完善社会制度;二是改革经济体制。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通过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生产潜力得到释放,社会才通过劳力数量的充裕投入而获得了丰厚收益。这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力资源只是内在因素之一。忽略社会组织的作用,很难用常识不足解释,因为研判者并非常人。

   其次,劳力资源的作用,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才能正面发挥,这个能力在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临界状态,它很难通过增长来补偿,稍有不慎便酿成灾难。社会生产可以分为自然再生产、经济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的任务是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技术产品,转化过程的本质是消耗自然界的负熵、增加自然界的正熵,即降低自然界的有序程度。技术产品也有秩序,但技术秩序与自然秩序有根本区别,后者是自组织的产物,而前者是他组织的产物,人口再生产的结果绝大部分属于熵增。自然再生产的本质是消除正熵和增加负熵,在人有意识地进行恢复的情况下,部分正熵的消除和负熵的产生可以由人力来完成,但无论天力和人力,都无法完全使人类活动带来的熵增完全消除,因为文化本身就是自然界的对立面,何况大多数人还远未具备生态觉悟,破坏总是大于修复。抚养比的下降有利于社会福利的保持和提高,但其代价是自然资源的透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利害得失必须以自然系统中的利害得失为前提,一旦自然系统消失,社会系统将不复存在。社会可以体谅人情,自然绝不体谅人情。国外一本生态学名著说得好:“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人类的某些体制,我们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改变体制要做到和自然系统合作,而不是与其对抗。”②“人口红利”的追求,带有向自然无度索取的性质。

   再次,劳力数量的作用,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能正面发挥,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相对低下的时期,即人力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个阶段属于过渡阶段。贫困的成因是自然资源转化能力低下,根源在国民素质。当单个劳力的供养能力欠差时,生活保障只能通过新生人口的简单追加来提供,结果是经济、人口和环境走向恶性循环。量大质低的人口,成为中国最沉重的社会负担,回顾历史上的社会震荡,背后都可看到人口的阴影。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把人口众多视为优势,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并采取了控制措施。在特定背景下凭人口数量获取红利,是一种畸变性的替代效应。正如黄河河床抬升虽然造成泛滥,但在下游河段也阻止了污物的侵染,从而使水质得到一定保护。在特殊背景下,这种“畸代效应”可以作为差强作用满足一时所需,但终究不是健康之计。人口抚养比的调整是应当的,但切不可把“人口红利”的持续获取当作调整目标。人力密集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遗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它们在现代条件下可以焕发生机并发挥资源节用的功能,但如果人口承载过重,也会发生资源危机;另一类是后遗型,主要是粗放制造业,其特点是高耗高排,在发达国家称为夕阳产业,后发国家仅能获取一杯之羹。所谓“红利”属于权宜性收益,只要希望民族复兴,就不应该迷恋。

   “人口红利”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认识,是一种由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结果。归纳法的客观基础是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个体对象属性不一定存在于全体对象之中,这就决定了从个体中概括出的结论不一定是事物的共性,也不一定反映事物的本质,因而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人口红利”就是由这种或然性推理得到的因果联系,而且是较小概率因果联系。实际上,考证所有人口膨胀的空间,能够获取“红利”的只有少数而且时间不会很长。人口对更多地域一直表现为社会负担,在亚非拉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灾难令国际社会救不胜救。从高危疫情分布来看,主要在贫困人口堆积地带,每次爆发都造成巨大危害。动乱和恐袭背后,贫困人口的堆积更加明显,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计其数。人口的这类效应可以称为“人口黑洞”,意喻其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无穷吞噬。“人口黑洞”也是由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或然性因果联系,但它是一种较大概率因果联系。将人口膨胀负面效应以“黑洞”相称,并非对贫困人口持有歧视偏见,而是要正视其后果的严重性。“人口红利”与“人口黑洞”之间,具有相当于物理学上“势垒”与“势阱”的关系,前者转换到后者容易,后者转换到前者艰难。只有两者综合观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人口的社会影响。调整人口结构是必要的,但以“人口红利”为目标难称明智。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之争。争论的核心是环境承载能力,前者强调人口的资源消耗,后者强调人口的经济动力。今日的争论实质上是当年争论的回响。实际上,即使是后者也不讳言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西蒙(Simon J.L.)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就引用了《时代》杂志的一个统计:美国每7.5秒出生一个婴儿,以寿命70年计,他一生要消费26000000吨水、21000加仑汽油、10150磅肉、28000磅牛奶和奶油、9000磅小麦以及大量的其他食品饮料。③如果把用品消费加上,形势还远非如此,只不过他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技术来解决。笔者认为,历史上许多困难确实靠技术发展得到克服,但无论有多少这样的单称命题,都不能推出技术无往不胜的全称命题。“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有极限,但任何无限总是通过无数有限来体现的,一旦对世界的破坏超过彼时修复所能达到的力度,很难完全保证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④西蒙1980年出书时,全球人口约44亿⑤,到2012年已经达约70亿⑥。《时代》杂志统计依据的是当时美国消费水平,而该水平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已经不再罕见。“地球村”,既是技术进步压缩交流空间的反映,也是人口膨胀压缩生存空间的反映。自然系统到底能支撑多少人口,至今没有确定答案,尽管如此,也毫无理由以现有人口生存条件的根基为赌注。

  

二、社会合理与生态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彻底解控生育问题上,专家意见一开始在舆论中间就遇强劲反诘,并非如某些论调所说代表大众意愿。无论专家如何鼓动,反诘意见始终强劲。这种反诘还不能归于生育意愿,因为对无生育意愿者个人来说,刺激生育至少在眼下对其尚无直接利害冲突,问题要在深层次理解。从一般意义上说,专家依据的是理论,舆论依据的是体验,对于揭示事物本质,两者优劣是十分明显的。但从学术角度来看,理论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解释功能,一个是预见功能。一个成熟理论,无论在解释方面还是在预见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展示,而完全解控命题并非如此,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疑惑。

其一是经济动力。完全解控理论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现状,断言人口老化是导致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它作为主要原因,但又不时有论断把失业率居高不下作为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标志,这种矛盾在同一文章中出现的情况并不稀罕。显见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就业岗位的得失仍然斤斤计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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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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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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