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百年理性 百年酒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3 次 更新时间:2004-10-24 1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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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1922年,《申报》创刊50年,以50年来中国为题,向社会各界征文。蒋百里撰文,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蒋百里以军事闻名,当不惧血与火;蒋百里又是教育家,教育家超越军人,能看出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长程,最缺少的恰是理性。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殴打;沈崇事件之后,五四领袖胡适之在任何一个大学登台,总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断,已不能从容演讲。西化打败中化,俄化打败西化,从五四运动分野出来的这支左翼运动呼啸直下,如入无人之境。

  

  多年之后回首,人们才看见惊涛拍岸,只是开辟了一个“丘九”传统,“丘九”比“丘八”对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破坏更甚。

  

  时至今日,大陆公开出版的汉语阅读物中,只有在韦君宜的《思痛录》中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深刻反思。她所属的那一代人已经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登上政治舞台,席卷蒋百里之后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时,她终于说出了她这一类型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一句话:如果早知后来经历的一切,她就不参加了!

  

  “文革”是这个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恶性发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断,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续。时之伟人,念念不忘的是五四遗嘱——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难免失败,只有深入到社会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会颠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会革命。恰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孜孜以求,也有一个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从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到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历史执意走完一个轮回,才愿重归它的起点。

  

  “改革”否定“文革”,并不只有经济转型的意义。所谓拨乱反正,应该是“拨”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与火之下的社会理性。遗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结,恰如俄罗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这就注定与“文革”相反的新时期——“改革”,要拖着“文革”的浓荫前行,颠颠簸簸,酒意难醒。当时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抢”,但是“打砸抢”却被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并没有上溯至历史深处,淘清五四以来的“丘九”惯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抢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两翼,折一翼留一翼,诸多改革是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改革因此而删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邻人羡慕,却也因此收窄了社会参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富不均到贫富悬殊,市场经济未必是“原罪”,却最可能成为“替罪”。

  

  市场经济历来离文人远,亦为历朝皇权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经被消灭过一次,干净而彻底。民主是与市场经济一起来到人间,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却不要市场经济。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可以找到不市场经济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专制,却难找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文人当不忘1957年反右,却不能淡忘市场经济被消灭的1956。1956是1957的铺垫,在此之后,执政者才那么坦然面对普天之下的腹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十年后,市场经济第二次出现,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却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它一身而两任焉:既通向旧体制,新利润滋养老权贵;又可能蜕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体。

  

  中国终于再生出“看不见的手”,却还有“看得见的脚”。“脚”覆盖着“手”,既释放“手”,也扭曲“手”,“脚”与“手”一起扭。

  

  蒋百里前后,没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没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场经济未必有民主,但没有市场经济,则肯定没有民主。

  

  改革发生歧义,开放也免不了争议。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从穷国中的大国,一跃为大国中的穷国,大国心态催人扬眉吐气:仿佛地球发生新了的造山运动,水平方向的发展一跃为垂直方向的凸起。

  

  历史有刻度:一个民族积压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集体记忆,有一天它突然变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静警醒的时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壮是这样,同一时代的德意志则说“国家社会主义”。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雄赳赳跨进租界,让白种人拉车,让黄种人坐车,让更多的中国人欢呼: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日本人这样做,是出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骄傲,而中国人那样欢呼,则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碍民族主义的酒性。

  

  科索沃危机重新点燃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热情,那一次“爱国主义”狂欢,也许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师长?却使人想起“丘九”,想起义和团,还想起沈崇事件。龙应台为同胞民主辩护,同时剥离绿岛上的民粹主义,却在网上被万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没理性。两岸少壮首尾相啄:一边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另一边则还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大家都是国家至上,再加某某主义。

  

  八十年蒋百里回首,中国是否已醒?幸亏还有国歌,起首一句颇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的并不是战时,而是在大国复兴时: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惟有历史的锋刃在暗中逼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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