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8 次 更新时间:2011-08-31 1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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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韩福东   邓云珊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日,记者连线黄亚生教授,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走向进行了专访。

  黄亚生,海外最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黄亚生并非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他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反对共和党对自由市场的过分迷恋。但面对中国时,他又成了一个市场的坚定鼓吹者。语境和言说对象不同,他开出的药方亦有差别。

  

  讲GDP没有多大意义

  

  记者:今年中国政府想让GDP保持增长在8%左右。你觉得这个目标是否可实现?

  黄亚生:我认为中国GDP在数据上8%的增长是一定能达到的,但问题是,讲GDP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GDP增长有45%左右是通过投资达到的,这个比例相当高,而且投资基本是由政府控制的。在中国,GDP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记者:中国GDP增长速度实际上已较此前略为放缓。

  黄亚生:即使放缓的话,GDP增速也不会低于8%。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是政府宣布的目标,那肯定可以达到。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并且有利于人民福利,取决于微观的条件。中国多是宏观效率带动GDP的增长,但微观效率很低。中国通过大规模增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GDP,甚至有些就是在做挖沟填沟的事情,这些在短期内可能对GD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长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益处。因为GDP的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利,房价那么高,通胀那么高,阻碍百姓的正常消费。

  

  记者:去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预测不用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对此乐观么?

  黄亚生:我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GDP是否是真正超越了日本。我觉得这种讨论非常没有意义。首先,即使中国GDP排到第二或第一,但人均GDP还是很低。另外,对计算GDP增速起决定性因素的,除了GDP本身的大小以外,还有对通货膨胀的计算,中国的通胀计算可能是有很大问题的。

  

  不存在印度模式或中国模式

  

  记者:你对印度经济发展很有研究,能否作个对比?

  黄亚生:可能很多人会讲印度GDP远低于中国,你怎么说它经济增长比中国好?光从GDP数据表现上比,它肯定是低于中国的。从历史上来看,印度1960、197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很低的,是百分之三点几。现在印度的GDP增速是7%,预计印度今年会增速到9%。

  相比中国,印度的增长并不快,但它的增长是靠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而且它GDP增长的同时,个人收入也在增长。印度每增长1%的GDP,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超过中国。去年印度央行连续六次加息,防止通胀,但它的GDP增长还在加速。

  

  记者:在你看来,印度的发展模式仍然优于中国,并终将超越中国?

  黄亚生:不少人觉得印度GDP不如中国,铁路等公共基础建设不好,比不上中国,城市破破烂烂,那么多贫民窟,还有种族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印度发展有那么多的不足,但与中国的差距却正越来越小,它在一些经济发展关键领域走在中国前面,它的优势已逐渐显现,而且会加速显现。

  经济发展在于整个效益提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注重科技、教育等各方发展,不是单纯提高GDP。这些方面,中国需要学习印度,更重视民营企业,改善中小企业待遇。

  至于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领先印度很长时间,所以,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内,印度经济是不会超越中国的。

  

  记者:现在对中国模式讨论很激烈,刻板地或褒或贬,是否过于简单化?

  黄亚生:很难讲,中国的成功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比如说贸易、出口导向的成功,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独有,我是看不到这方面证据的。

  相反,不成功的方面,比如中国消费降低、收入不公、通货膨胀、权贵资本主义等,这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

  过去,我强调拉丁美洲模式,拉丁美洲当时很多强迁问题,跟中国现在很像。当时,它的通货膨胀原因之一就是微观效率非常低,然后政府大规模地消费。通货膨胀一般来讲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如果你货币增加很快,效率也增加很快,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像中国这种通货膨胀,可能后面也有(类似)这种微观无效的原因。

  就像我所说到的,印度模式也并不是印度自己独特所有的。我只是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里面属于比较经济自由的模式,只是指它所代表的私有企业的发展、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上一定的民主。这些东西在别的国家也有,所以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一种印度模式或者中国模式。

  

  靠市场,还是靠政府?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经济发展路径上,存在什么不同的模式?

  黄亚生:其实就两种模式:一种是靠市场,还有一种是靠政府。什么是靠市场,什么是靠政府,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细微的讨论。比如说1960年代台湾、韩国和日本,你可以说它们靠政府,因为政府有很多的管制,但你也可以说它们是靠市场,因为它们是很小的国家或地区,很小的经济体,它们的产品是出口的,受国际市场的制约。大的(国际)环境是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管不了的,那这就是靠市场,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成功的国家绝对是靠市场,失败的国家绝对是过度地依赖政府。

  

  记者:全球金融海啸,似乎也暴露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许多问题,以及市场的局限,你不这样认为么?

  黄亚生:对,肯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金融风暴暴露出极端的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来讲没有太大借鉴意义。

  两个极端,都被证明是有各自问题的。一个是计划经济派的极端,还有一个就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极端。假设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有这两种选择,我还是要选择自由经济的极端。因为自由经济还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它是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基础上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宏观经济的波动、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以至于贫富不均。而计划经济连经济发展都没有,那我们说它没有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和贫富不均还有意义吗?

  另外,新经济自由主义暴露的问题主要是在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有它的外部性问题,一家银行倒掉了的话会波及其他银行,但如果只是卖鞋、卖袜子的企业,一家企业垮掉了,不会影响到其他企业。

  当然,我觉得西方肯定要改,包括美国、欧洲也都在改,增加了金融方面的管制。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性不是很强,因为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过度的金融市场,而是过度的管制。

  

  记者:所以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你仍然强调中国要放松金融管制。

  黄亚生:那肯定是啊!我一点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会造成问题出现,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绝对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到中国经济过分自由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自由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因为美国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自然而然认为,中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我在美国是非常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但在中国,我实在没有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晚上睡不着觉。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现在来讨论市场过度自由化,这不是多余的事吗?这就好像你是个瘦子,但因为邻居吃得太多,很胖,然后你自己也开始不吃高蛋白。这不是很可笑吗?你现在还是需要营养,需要高蛋白,等你变胖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营养过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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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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