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11-07-26 16: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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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的想象与期待。

  

  一、引言:重温一个中国“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

  

  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在清廷摇摇欲坠、民国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着眼于国家权力的纵向划分,表达了一个中国式的“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在百年后的今天,本文聚焦于这个思想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旨趣。

  首先,是对中国建国文献的尊重。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一般都诞生于这个国家漫长演进过程的转折点上。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只要提及建国文献,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美国建国文献。的确,美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为了联邦制合众国的建构,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1787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保障,那么,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就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试想,如果没有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建国文献,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就可能陷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境地。可见,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思想上站立起来的依据。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建国文献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它主要出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类,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第一类建国文献与我们的生活世界联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着眼,第二类建国文献也许更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见证了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过程,而且还见证了“清朝”(朝廷)向“民国”(国家)的转型过程,具有“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因而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建国文献”。就这一类建国文献而言,虽然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是它的代表性作者。但是,这一类建国文献的著作权并不归孙中山一个人享有;在孙中山之外,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也是这类建国文献的代表性作者。因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阐述的“立国大方针”、“新中国建设”之道,[1]构成了中华民国初创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建国文献。重温梁启超在百年前写成的建国文献,其实就是在重新梳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道。

  其次,希望从宪法学与法理学的角度,对“走向共和”这一命题做出更具体的追问。学界论及辛亥革命,一般都是以之作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民国的建立就是“走向共和”的象征。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共和的制度框架、宪法框架如何搭建?就不大容易引起论者的兴趣了。然而,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平息,梁启超就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以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两个问题: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问题,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按照梁启超的这种排序,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是“新中国建设”应当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它的意义,至少不逊于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1912年4月,清帝刚刚退位,梁启超又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其中阐述的立国之道,也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问题。根据梁启超“只论政体,不论国体”的著名论断,[2]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问题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新中国建设”或“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斟酌单一制与联邦制,对于所面临的立国任务来说,也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然而,学术界在处理辛亥革命与梁启超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庞大主题时,针对“君主制/共和制”的问题,可谓泼墨如水,但针对“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却惜墨如金。[3]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结构”这个尚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问题着手,凸显辛亥革命与梁启超思想的一个侧面。

  再次,是想寻找“失败者”的“成功”之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虽然影响巨大,但是,按照当代流行的革命化的政治尺度与叙事框架,他常常被置于否定性人物的行列。对此,李泽厚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关于梁启超和王国维……,1949年以来,对他们两人的评议虽多,但基本论调则几乎一致,即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和论述。道理很明显,也很简单,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派,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4]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梁启超是一个落伍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就个人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梁启超显然又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人: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时间段落里,很少有人在思想影响方面能够超过梁启超。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与思想上的成功,构成了一个悖论,对于这个悖论的索解,有助于“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5]因而,探究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形成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观,也许可以体现出这样的思想意义。

  最后,与前一点紧密相关的是,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还有一个需要识别的身份:“反联邦党人”。在上文述及的美国建国文献中,除了居于神圣地位的《联邦党人文集》,其实还有一部与之针锋相对的《反联邦党人文集》。较之于政治上成功的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可谓政治上的失败者(详后)。与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失败者相比,梁启超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而且,无独有偶,梁启超既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时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反对者,因而也是一个“反联邦党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具有双重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都是“反联邦党人”。如果说,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已经受到了思想史家的重视,[6]那么,梁启超作为民国初创时期的“反联邦党人”,其主张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反联邦思想”也应当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

  然而,在当代学界,在张朋园关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专题著作中,虽然在“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的小标题之下,指出了“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7]但基本上没有直接提到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在汪太贤关于“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题著作中,虽然也提到了梁启超的地方自治观念,[8]但却没有讨论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实现这几点理论旨趣,为了对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进行有效的揭示,下文首先考察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前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国家结构思想,接下来剖析梁启超从地方自治向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思想转向。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两种渊源: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本土的法家思想。最后,把“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建国之际的反联邦党人进行比较,以之作为本文的结束。

  

  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国家结构思想的基本取向

  

  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的冲击,尽管在某些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眼里,“天下”已经变成了“万国”,以“家-国-天下”为骨架的政治结构与秩序框架已经趋于坍塌,但是,政治机器的解体总是要比思想上的松动滞后几个节拍。不过,就在思想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后(即甲午之后),[9]在政治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前(即辛亥之前),梁启超开始了对于国家结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当然,梁启超对国家结构的探索有一个萌芽、逐渐展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化过程。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君主政治、王朝体制还在传统的旧轨道上运行,受制于这种现实的政治环境,梁启超主要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的。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地方自立的观点,他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10]这句话表明,梁启超尊重当时的政治现实,愿意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思考问题,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基因。然而,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为了应对瓜分狂潮,为了给中国留下一线生机,梁启超才提出了“一二省可以自立”的设想。由此可见,梁启超最初的“地方自立”思想,并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对国家结构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应急性的救亡之策:万一多数国土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总还有“一二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线生的希望。不过,两年后的1899年,已经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回忆他在湖南的活动时,对他当时的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称自己“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1]——这可能是梁启超第一次直接提出具有国家结构意义的宪法理论:地方自治主义。换言之,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地方自治不仅是一个应急之策,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学说或主义。这标志着,梁启超对于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结构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的另一个标志是同年(1899)发表的“商会议”。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知:“西人论国之政体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权者,一国之有政府,综揽国之大事,整齐而画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县每乡每埠,各合其力以办其本府本州本县本乡本埠所应办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为国中小国,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何以故,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欲国之强,必自全国之民各合其力以办其所当办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12]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指明,“论国之政体”的“西人”到底是谁,也没有区分联邦制与单一制,但是,从梁启超描述的国家结构来看,“西人”所论之国,由于其自治地方就像“国中小国”,显然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强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并重,但他还是认为,地方自治更具基础性、本源性——地方自治越成熟,国家的根基就越巩固。而且,相对于中央集权来看,地方自治与民众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如果全国民众通过地方自治机构,更多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国家的强盛就有了根本的保障。这就是说,地方自治是促进民生,发挥民力,进而增强国力的制度载体。

  1901年以后,梁启超开始把自治制度与自由、民权联系在一起。他说:国民“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13]1902年,梁启超又说:“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法国号称民主,而其民权又远逊英国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夫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14]可见,此时的梁启超比较看重地方自治对于自由、民权的支撑作用。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地方自治与立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地方自治的性质主要是公民自治,正如他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所言:“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为强国之起点也。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15]在1903年写成的“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又说:“先举吾身而自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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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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