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洸耀:九十周年大庆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2 次 更新时间:2011-06-20 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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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洸耀  

  

  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90周年。

  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在开闭门会议时曾抱头痛哭,苏联与苏共的结局让他们感到唇亡齿寒。

  但是,二十年过后,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步苏共的后尘,反而变得更强,更富,更自信。中共的第一个三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枪杆子、宣传和统战赢得民心,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闭关锁国,内讧不断,虽然一穷二白,但敢与美国大打出手,对苏联“老大哥”也不惜翻脸;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共产党重生。共产党逐渐由“无法无天”向“依法治国”过渡,中国开始演变成“正常国家”。江泽民1997年访美突破外交孤立,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政和平交接权力,民营企业家入党,2003年中国成功挑战外太空等等。2008年汶川地震死亡8万人,但共产党又一次挺过了危机,其后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不仅安全渡过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而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往前看,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它的第四个三十年。关于未来,外国汉学家基本上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共产党政权会有一天突然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共已执政74年。而中国共产党执政74年的那一年将是2023年,是第五、第六代领导人权力交接之际。届时,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又将如何?我大胆预测,中国共产党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如能良好处理九大问题,仍将继续执政。

  第一,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20年快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五位,跃升至今天的世界第二。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80年代,中国人奔波劳碌是为了买彩电、洗衣机和空调。今天,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中国人今天的劳碌奔波,是为了买车、买房和出国旅游、升学。所以,只要不以偏见论断,就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了。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标准的投票权,但是大部分的人很可能会“用脚投票”,如果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相应福利,目前的社会问题应该会淡化,大多数中国人也自然会认同执政党的统治。同理,经济发展一旦慢下来,失业率上升,种种社会矛盾和不满便会激化,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上通货膨胀,老百姓的幸福感在降低。

  第二,明智的决策,赢得民心。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开始,社保与医保范围都在逐渐扩大,农村也开始实施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少,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虽然冲击到了职工的个人利益,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但从长期来看,经过改革,国企又重新活起来。从经济效益上看,改比不改好,早改比晚改好。此类决策往往是社会问题与政策弊端暴露后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但是客观看来,明智的决策有利于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一些既得利益者为避免自己受到冲击,则反对政治改革,希望维持现状。但有什么事是永恒不变的呢?

  以前中国看别人好。现在,别人看中国好。有一首顺口溜说道: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真的已经具备拯救世界的实力了吗?中国已经能与美国匹敌了吗?这种思维膨胀已经冲昏了不少人的头脑,容易让人错误判断形势。金融危机后,不少中国人,包括某些领导人觉得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强,中国有正确的药方,中国模式可以打败西方模式,一党专政能够战胜民主体制,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笔者有理由认为,有些政府政策是争议性比较大的。90年代,三峡工程的上马曾引来一片哗然,至今还不断受到质疑。这就很难被称为一个利大于弊的决策。中国近几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等同于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建国60年来,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屡见不鲜,数度将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与过去相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在一步步降低。但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的政权内,决策过程往往不够透明,仅靠自我评估,由于视野的局限,往往无法正确的考量政策的有效性。所以,尽可能的使决策过程透明化、机制化,才是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措施。

  第三,个人自由更多了,心中恐惧也变少了。当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今天,是自由或多或少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今天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共产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也越来越少。曾几何时,人们穿什么,有多少东西吃,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和读书,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生几个孩子,甚至什么时候死,能不能死,都是党说了算。相对于毛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人民可以编顺口溜调侃领导人,茶余饭后可以议论政治;上海的周立波,北京的郭德刚的弟子也可以公开讲一些政治笑话。虽然今天中国的自由度与理想状态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难以令人完全满意,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接受或容忍。

  观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要区别分析老、中、青三代人。老年人和中年人因为有所比较,所以对目前的状态更容易有满足感。而年轻人,特别是“80后”和“90后”,没有经过“文革”的摧残与1990年代的压抑,不大知道什么叫恐惧,更加认同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观点。所以,如何给整个中国社会把脉,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是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人的自由度与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互联网让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意见与观点、宣泄情绪与怨愤的平台,虽然往往也会遭遇审查,但平日不敢或者不便公开讨论的话题,在互联网上却可以畅所欲言。而智能手机、微博等新兴信息工具的应用,实际上扩张了每个人的言论权力与社会影响力,为人们获取更大的自由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如何控制,引导4亿网民对于共产党是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第四,严密而强有力的安全部门。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60年,很大程度上在于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与安全部门以及国保、城管、乃至“小脚侦缉队”对社会的严密监控。对共产党来说,“稳定压倒一切”, 任何对政权的潜在威胁,一切“不和谐”的声音,都应被铲除在萌芽状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够继续拿到中央政府下拨的大笔维稳经费,甚至不惜制造敌人。目前,中国用在“公共安全”上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对外公布的国防费用。中国共产党对外界清晰的表明其立场:它不会容忍任何人挑战它的权威。

  但是,强权高压统治下的中国,又隐藏着多少座活火山呢?苏共曾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与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克格勃,但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现在没有哪个政权愿意承认自己行的是封建王朝之实,唐太宗的这句话却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上无论多么独裁的国家都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搞民主。一个依靠他人的畏惧、忌惮而存在的政权,始终缺乏政权的“合法性”,难免要承受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或者白眼。“以德服人”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在军事上,中国已经在无人机领域取得了领先的成就,开发了自己的隐形飞机,中国第一艘航母也即将在七月左右下水,这些都是军事实力崛起的明证。但与此同时,这也会让其它国家担心“中国威胁”。单凭军事硬实力的增长远远不够。文化、外交、金融方面的软实力更能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

  美国出口的不只是先进的武器,它向世界推销的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中国出口的价值观是稳定和发展。但是共产党也不能否定普世价值。哪位领导人敢说不应给老百姓自由呢?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还远不是文化强国。为世界文明中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从精英到老百姓,很少人没听过港台的“靡靡之音”或看过韩国电视剧,好莱坞或印度电影。中国文化产业和出口微不足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政治、思想、文化、宗教上持有异议的人宽容,并非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纵容敌对势力”。能承受批评、容忍异议,非但不是软弱,反而是更自信,更强大的表现。谁愿意如惊弓之鸟一般活在恐惧与怀疑中呢?

  1989年之后,解放军的形象曾一落千丈。但1998年抗洪救灾中,解放军的形象被成功重新定位,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解放军再次赢得了好的口碑。今年年初的利比亚撤侨行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和平性军事行动。以民为本的军事政策也使得老百姓竖起大拇指。

  第五,媒体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西方社会中,媒体是监督政府,但来到中国,媒体却改头换面,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党让你发言,你不敢发炎。所以,从官方媒体上,人们只能听到党要他们听到的声音。

  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媒体虽然依旧没有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却开始监督国外媒体了。比如,西藏暴动后,中国媒体开始了一轮“揭批”外媒报道失实的风暴。当然,这不是坏事,任何人都需要监督,外媒也同样需要注意报道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几十年如一日,晚间电视新闻的前十分钟总是领导人如何辛苦;中间十分钟全是老百姓如何幸福,后十分钟又是外国人活得如何水深火热,有几个观众不会感到厌倦?以这种惯性报道新闻,官方媒体自然会缺乏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市场化的媒体拥有有限的言论自由,但却要遭受新闻检查或变相的经受打击,这绝不是正常合理的现象。2008年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三大官方媒体得到中央的巨额投资,力图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好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应该伴随着该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提高。不过,如果缺乏公信力,缺乏客观与全面的报道,继续以“宣传”为目的,换汤不换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电视遥控器只要轻点按钮即可。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曰,立德、立功、立言。1949年以前,共产党以立德为重,得民心者得天下;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刮目相看,立功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话语权,这是立言。可是,在立功、立言的同时,“立德”是否又被当成无足轻重的摆设,从而被忽视呢?今天不少人当官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为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六,共产党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无人能出其右。几乎在同一时期内,中共指导拍摄了两个纪录片,一个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国崛起》,供老百姓集体受教育;另一部是拍给司局级以上干部看的《居安思危》,仅供“内部学习”,警醒官员防止苏联式崩溃。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条,让共产党随时保持警觉和心理准备。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凡是不能杀死我的,最终让我更强。”中国共产党历经文化大革命,西方的“和平演变”,1989年政治风波,都没有垮台;2003年的SARS,2008与2009连续两年的边疆地区动乱,也没有撼动共产党的政权。相反,经过这些危机的洗礼,共产党在处理,应对,调节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有效对策,愈加收放自如。

  与危机意识应该形成配套的是共产党反思过去、纠正错误的能力。当然,对于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说,让其承认并纠正错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在许多历史问题与政策层面上,共产党决策错误在先,但是还是需要承认,共产党不断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纠正错误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是来自于外部的舆论压力使然。

  2003年,当SARS开始在中国肆虐的时候,政府起初对疫情采取了隐瞒不报的方式,后来迫于形势如实汇报,吴仪也向国际社会公开道歉。态度改变之后较为透明的处理危机方式,也为这届政府赢得了一定的口碑。也同样是2003年,在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收容所“意外身亡” 后,政府较快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10年,上海对黑车的“钓鱼” 执法被曝光,随后,政府被迫改变这种做法。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也水落石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在共产党内,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结论也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比如,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共产党允许高调纪念胡耀邦。原国家副主席高岗的墓碑,原本长期是无名碑,现在也允许在墓碑刻上他的名字。高岗传也允许在内地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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