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0年以前，日本还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大国。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随后几十年日本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人们更加敬畏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大国能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巨大的成功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失败的前兆？答案是肯定的。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比例从1950年的20%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90%。但是这种轰动一时的追赶后来背道而驰：到2010年，日本人均GDP滑落到只相当于美国的76%。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而今天为美国五分之一。今后几十年中国是继续高歌猛进地发展还是出入意料地衰退？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提出一些乐观的依据。首先，中国有着成功的历史。从1979年到2010年保持了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第二，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比还处在1950年日本的水平。而后日本进入了25年的飞速发展期。如果中国也有日本那样的表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70%，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和欧盟之和。

不过，也有一些悲观的理由。其一是中国的人口规模是个不利之处：特别是它使得中国的崛起对资源的需求比以前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另一个是这种经济转变所带来的政治效应，可能会使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陷入混乱。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纯经济学的理由，那就是经济发展可能会超过大多数人的想像而突然放缓。

这些理由完全基于中国形势的特点。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因此，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维持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以及实现大的结构转型困难重重。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过去60年来取得这种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经济体。

庆幸的是中国与这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有着文化上和经济上的相似之处。不幸的是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一样，其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而且，中国的这种模式更加极端。所以，我们认为中围模式造成麻烦的时机要比日本——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情况并不那么失衡——更旱。

中国领导人曾表示，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经济应实现再平衡，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其部分结果是，经济发展重心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问题在于这种经济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在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对家庭收入的抑制在补贴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家庭收入的抑制——这是消费快速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有可能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大幅度放缓，进而导致投资更大幅度的放缓。

佩蒂斯教授认为，抑制工资、低息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和被压低的汇率都导致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

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提出，中国“资本产出增长比率”——也就是新增一个单位的GDP所需的资本——从上世纪90年代的3.7：1升高至4.25：1。这也说明回报率在降低。如果正如政府所希望的想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话，投资的增长就必须低于GDP的增长。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发生的牌兄，但结果很可怕。

佩蒂斯教授提出的论点是强制投资的战略一般会以波动结束。问题就在于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可能是在发展过程中比日本更早的一个时刻，因为投资如此之高。他认为，没有人为的支持，现在所做的很多投资将无利可图。

随着增长放缓，对投资的需求肯定会萎缩。但是试图把收入转移到家庭可能会带来另一个更大的衰退。投资从一个推动增长的发动机可能变为导致经济停滞的来源。

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潜力还相当大，足以使中国轻松实现计划中的经济转型。悲观的看法是对于—个投资占GDP一半的国家来说，想顺利地减速是很困难的。我预计经济放缓、更多地依赖于消费的转型之路将会是不平坦的。中国政府有着高超的技巧。但是它无法在水上行走。而今后10年它将走过的水面将会波涛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