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从政治宪法学角度解读《清帝逊位诏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9 次 更新时间:2011-06-02 22: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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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杨子云: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110期,诸位都知道,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辛亥革命百年。今天讨论的议题是从《清帝逊位诏书》说起。一百年前的变革时刻,可以说是个幸运的时刻。清帝、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各种力量在那个时刻都比较到位地扮演了自己的历史角色。革命党人掀起辛亥革命,清帝激流勇退,袁世凯南北斡旋,参议院通过了对清皇室的优待协议,孙中山作为革命党领袖也愿意遵守清帝逊位诏书的契约,让大总统位置于袁世凯,可惜这种光荣时刻好景不长。这一个光荣的时刻被我们遗失了。今天高老师所讲的主题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在高老师研究之初,我曾经有幸听高老师讲他的发现和创见,认为值得深入探讨。今天请高老师讲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政意义,先掌声欢迎。

  同时,今天将有两位评议嘉宾,一位是秋风老师,秋风有一篇文章将要发到《文化纵横》上,叫《绅士宪政主义脉络中的心海革命》;还有一位是青年学者李刚,他新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辛亥前夜——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现在有请高老师主讲。

  

  总结辛亥革命的理论模式:革命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论述,政治宪法学解读

  

  高全喜: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到燕山大讲堂把我近一年来集中写作的一本小册子中的一部分内容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因为对辛亥革命以及这前后一段历史的关注,对我来说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从我做西方思想史或西方政治史的研究来说,也就是说在七八年前我就一直关注我所提出的“早期现代”这样一个学术命题,而“早期现代”就我前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的“早期现代”,在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演变过程中所内涵的政治、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从古典社会或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的探讨,尤其是它的政治与法律的思想史的探讨。前些年,我主要集中于1500年前后这个时间段的探讨,为此我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但我做西方这段历史的思想和制度研究时,实际上有很深的中国问题的关怀,为什么要研究西方古今之变的制度和思想的演变?主要是想关注或者解决、寻找中国古今之变的内在机理,找一种方法论和一种参照的对应来解决或思考中国的问题。所以前些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西方的古今之变时间段里的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

  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他们都经历了一段古今之变,都有从古典社会或者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而这个演变中,是一个全方位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精神的演变,这样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理论中又延伸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说比西方更加复杂的问题,即我们不仅有古今之变还有中西之辩,隐含在中西之辩的关系中发生我们的古今之变,而且我们的中西之辩的双重问题某种意义上又处在后发国家,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列强军事的、经济的、制度的、文明的碰撞和挤压甚至侵略的状态下所催生出来的。所以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更大理论的挑战性,因为它不是西方原生态15世纪前后的无论是西方英美世界还是欧陆世界中的的古今之变,我们还有中西之辩,中西之辩中又面临后发国家,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冲击下的演变,所以对我们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攸关。这样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就摆在了国人面前,中国的士绅大夫和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老百姓到皇室贵族乃至君主、皇帝都面临古今之变、中西之辩的严峻问题。

  我最近一两年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的百年,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纪念性的活动,那到底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呢?从我以前的学术关注和理论思想研究中,我对主流的一些探讨总结以及理论上的一些研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集中一个小册子,下个月就会出版出来,这个月在大学开始做一些讲座,就想把我基本的一些观点向学术界做一个汇报,但更加细致的、学术性的、资料性的、繁复的论证,在那个小册子里有非常深入和具体的论述,今天因为时间就不展开具体论述,我今天所论述的主要是其中结论性部分,尤其是我小册子中最后一部分。

  到现在为止辛亥革命发生一百年了,对辛亥革命由此促成中华民国建立的理论总结,主要在两个理论模式中进行:一种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和进步史观,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脉传承下来的,虽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以及由此构成的中华民国这样的中国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基本一致。

  还有一种是最近这些年,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一种自由主义论述,这种自由主义论述在我看来,基本是用一个完全成熟的规范的理论价值标准来评判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的取舍、是非加以评判。这种理论、观点虽然在官方话语系统中不占主流,但在公共媒体中还是具有很大的市场。他们的这样一种看法在我看来主要缺乏历史主义和深层主义的考虑,就用一些基本规范性的而且是一个国家构建完成之后的理想性的一套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所以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我有所不赞同。

  在这两个观点之外,我提出了第三种看法,这种理论和看法不仅是我个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有一批人有这种主张,比如说秋风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研究这个时段的文本制度,所有的流派以及历史的变革力量、动因、内在生成,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的构建这一段重点不一样,但基本上处于保守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偏重于政治和宪法的理论和思考,我今天谈到的几点结论,基本上属于目前我们这一批学者大致形成的看法,这个看法大体上是什么观点?我这个小册子基本上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谈一个。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临时约法》、《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宪法根基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中国之发生。汪晖曾写过《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认为谈中国现代思想兴起的前提是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制度、一个政治体的兴起,若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何来观念和思想史,所以我们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或者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或者中华民国的发生和兴起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它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法或者它的宪法。我认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宪法不是由一个成文法的文本,像《临时约法》或者后来的“曹锟宪法”诸如此类的标准性宪法构成的,而是由一组宪法性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代表的一组宪法性法律文件,构成了第一个共和国立国之根基,这一组宪法文件和根本法以及一些宪法学的问题我今天没法展开。

  我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不是由辛亥革命以及由辛亥革命党人所鼓动的革命激进主义精神构建起来的,用我的话来说,不是由《临时约法》只手构建出来的。

  中华民国的构建是由一组文本,两种宪法精神相互妥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立国立宪之根基。这是两种对立的宪法精神之中和、妥协的产物:即革命党革命主义的宪法,与“逊位诏书”中所承载的、从晚清立宪以来的、和平改良的立宪派的宪法精神,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构建时期的宪法根基,为我们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治时期或者立宪时刻。

  对比一下,从1924年或者1927年国民革命和大革命之后,虽然军阀混战,所谓民不聊生。但和党国体制兴起之前近十几年的历史相比,那是一段非常好的时期。

  辛亥革命发生过多少场战争?死了几个人?相比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我们没有大的血腥性的政治动荡,光荣革命查理一世被上了断头台,还有若干年的动荡,然后才实现了光荣革命,完成了英国从封建制的王权国家到了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的转型。至于法国大革命,更是充满了动荡和血腥。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一段时间,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宪时期,这个立宪时期就是革命的宪法精神与妥协的和平宪法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宪法精神,我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但最终由于这10年没有搞好,导致革命失败。这里面失败的原因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所谓新兴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阶级基础不够成熟强大,所以致使和平主导下的立宪时期没有真正转化为稳定而常态的宪政制度,导致10年制宪总是屡战屡败,屡遭挫折。

  到“曹锟宪法”出来之后,变成了一纸具文。由此才孕育出了1924年之后的国民革命以及大革命,随后中国进入了党国新的政治形态,由此孵化出了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国民党的兴起、孙文改造,最后共产党起来,国共两党进入党制国家的争夺,内战,1949年两岸分治。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我今天就不讲了。

  我就讲1924年之前的那一段。最早“现代中国”发生的十一年故事,这十一年的故事相比之下是比较令人神往的,蕴含着重大机会的时代,一个立宪时刻。

  关于这个,很多书总结是由资产阶级或者新兴的市民阶级或者代表新的力量的不成熟,他们认为不成熟,我认为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什么叫不成熟不强大?我与他们有重大的不同,他们认为不成熟不强大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不够坚决,不把旧制度旧世界彻底打垮,不把旧的王朝已经退位的王朝甚至把立宪派、士绅阶级、一系列的军阀彻底打垮。

  我看到一些学者,乃至张朋原这位可敬的学者,在写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时,还是没有逃出国民党的革命史观的窠臼,他也认为不成熟、力量不强大就在于不彻底,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它的不成熟是由于没有真正的足以支撑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力量、一种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及代言者(立宪派也罢、市民阶级也罢、士绅阶级也罢),没有足够像英国当时的那种社会力量足以成熟到能够妥协,能够守护这妥协,能够安稳的把一种革命激情转化为实实在在守护宪法的保守制度。

  我去年写过几篇文章,谈到政治宪法学,认为其核心关注的是一个政治体或者一个宪政制度的生与死。真正的革命使得宪法制度产生了,但真正由革命中产生了反革命这样一种保守力量,会推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革命最终要通过自我的否定完成守护革命成果的一套制度建设。如果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足以成熟的话,不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所谓的敌人彻底消灭,变成一个无穷的不断革命下去否定下去的一种东西,宪法最根本的精神是一种守护,是保守的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确实不成熟不够强大,不是张朋原等学者以及国内大陆的共产党革命史观和国民党革命史观所共同认为的革命不彻底。恰恰相反,不成熟是在于没有力量守护住已经由初步的宪法文件所构建相对好的制度,以致连一个真正宪法守护不了,最后屡屡挫折,导致了党国体制的兴起,这是它的不成熟之所在。

  前几天我在广东开会也讲到这个问题,当时秦晖教授私下跟我说,中国哪是光荣革命呢?英国光荣革命是把国外的君主扶上来,然后形成一种制度,中国是把旧的君主打垮了。我说从形式上来说确实是如此。所谓的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并不是机械的对比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清帝逊位诏书所呈现出我下面要分析的内容,如果直接的机械性的对比英国的光荣革命,确实有很多的形似神不似的东西。

  但如果用英国光荣革命对于宪法制度的守护来思考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立宪时期,也是中华民国前十年尤其是刚开始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半年到一年时间段的政治变迁、宪法制度的形成,以两个准宪法性的文件(《临时约法》《清帝逊位诏书》)所构成形成的机制,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而且我们确实跟英国不同,英国成功了,我们失败了。但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方法论,我探讨的是方法论,而不是说中国和英国对比起来,我们跟英国不一样,否则谈什么“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怎么是光荣革命,中国哪有光荣啊?我们有光荣,光荣虽然不是那么成功,但还是有光荣的。这是第一块的意思。

  第二部分是我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清帝逊位诏书》的政治宪法学解读。首先声明的是,关于《临时约法》、革命的意义、武昌首义的价值我从来没有否定,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动派、保守派、保皇派,站在清王朝退位君主的立场上指责革命的不正当行、革命的非正义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要加上《清帝逊位诏书》,是这两个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根基。

  

  “逊位诏书”在政治宪法学上有五层意义

   

  《清帝逊位诏书》逊位诏书正文全文短短369字,有三处涉及共和政体,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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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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