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84 次 更新时间:2011-05-13 14:23:03

进入专题: 毛泽东   阶级斗争  

王也扬 (进入专栏)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对一个工作调查团的讲话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关于1920年读到上述三本书,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话,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也说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此说可能在时间与版本的记忆上有一点小出入,[2]不过这完全不影响本文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段话所反映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一、  

  

  毛泽东一代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要说明这段历史,止于五四运动就显得不够,还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其时,由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所激起的社会变革浪潮一路急进,毛泽东回忆,[3]他曾深深钦佩康梁的维新思想,又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救国言论“如此地激动”,一时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结果青年毛泽东参加了辛亥革命。可是皇帝推倒了,军阀祸害又起,如孙中山言,国家的腐败比较满清尤甚。他告诫青年:欲改造中国,致力教育,必受摧残;兴办实业,没有希望;搞地方自治,也办不到,只有革命一途。[4]用“无血”方式与湖南军阀斗了几个回合的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同样是:政治界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5]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不少早期国民党人和五四学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革命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恰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革命的利器。李大钊看到“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陈独秀指出,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7]朱执信也认定,讲奋斗,阶级斗争以外,没有办法。[8]与李大钊从理论上的考察和陈独秀侧重于民主政治角度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小学教员毛泽东接受阶级斗争观点,更“偏向于实际方面”,他认为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以及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都“道理上讲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且“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而要将它打回,甚至要用比这“求遂所欲”的冲动之力更大的力。这种强力便是俄国式的革命。走这条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恐怖的方法。”[9]这是毛泽东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最早最详尽地表述自己思想的一番话。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观点成了他贯穿终生的理念:——事实上能否做得到,是他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救国之路的理由。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即“大同境域”,关键是要找到通往这个美好世界的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建国后,毛泽东谈到党的事业时,仍然一再表示十月革命是我们的“生身父母”,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11]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2],是他认识问题的关键着眼点。他始终强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认为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够最终战胜反动派;而一旦政权在手,改造社会的革命理想就能够在事实上做得到。这既是他讲究实际的集中表现,也是我们研究他理解他的一把钥匙。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3]是他在实际中上获得的经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中国要闹出名堂,必须立足于“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14]“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15]所以采俄国式阶级斗争的“恐怖方法”来打倒反动派,是唯一可行的。  

  从一个曾受儒家教育且信过佛的反暴力者,变成一个崇尚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战士,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值得考究。我们知道,在选择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路问题上,其与好友蔡和森的思想最为契和。1918年7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谈了他受俄国革命影响而生出的感慨:“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我果小人乎?则将此万恶顶之头上,以为护符;散至天下,以为走狗:无不可也。我果君子乎?则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熔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尤无不可也。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16]信中可见毛泽东当时对蔡的想法并不完全同意,主要是认为“时未至”。过了两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对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告诉毛泽东,“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式革命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因为“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说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不高尚、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这乃有产阶级的反动眼光;以为社会改造“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流血恐怖还要更狠,无产阶级所受的祸害还要更大。这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7]  

  应该说,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起,毛泽东已经在观念上接受了具有正义性质的暴力,尽管认识曾“不清楚”过,[18]但只要想革命,在当时走向阶级斗争和“俄国式革命”,可谓顺理成章。用他不久后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违儒家的道德。[20]他为农民革命辩护:“土豪劣绅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21]当1949年的伟大胜利来临之际,他更明确强调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22]建国后他主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民主党派有异议,其坚决予以驳斥:“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23]况且这种“小小的恐怖”如蔡和森早年所说,是“一恶得十善”、为绝大多数人“全体之利害计算”的行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反革命阶级“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24]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俄式革命”的依据,蔡和森提到墨家,大约是以其多少代表了社会下层劳动者这方面来说的;而定天下,必须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者的思想,则出自法家。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中,即有从法家汲取的思想营养。他喜欢秦始皇,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25]。说与革命的专政比起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我们杀了100万反革命,又搞了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26]  

  ——从“人心”的层面,理解阶级斗争,是他的独特视角。马恩谈到过资产者、资本的本性,毛泽东则将“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的认识推及“人欲”、“人心”的改造。这里有中国传统哲学对他的影响,也有他自己在实际中体会的东西。这与他把共产主义归认于“大同”相似相关。在其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我们可知他如何把人的改造始终列为特别重要的课题。他晚年有一句名言曰:“八亿人口,不斗行吗?”[27] 斗,显然指阶级斗争,其与八亿人口有什么关系呢?一些研究者觉得不好理解。当我们仔细考察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就会懂得这句话所含的深意。   

  

  二、  

  

  “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几乎可以概括毛泽东的毕生业绩,也即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题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便持此说。对于“阶级斗争”这个外来名词与概念,毛泽东的理解则非常“实际”:“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 “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28]促使毛泽东这样看问题,正是革命在客观上的要求。他指斥梁漱溟观点的要害就是反对革命,是“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29]把贫富差别视为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乃至中国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毛泽东说,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30]这里说的“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没有财产者;而“贵族阶级”也非西方的概念,但穷人反富人、下等人反上等人的斗争或曰革命,确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进而毛泽东用最切合中国实际的语言道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31]  

  《共产党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32]恩格斯晚年著《法德农民问题》再次强调小农是“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并批评法国社会党的纲领迁就了农民。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他只谈及可以将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33]领导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提出争取农民、工农结盟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俄国农民在革命中对工人和士兵的斗争支持很有限,对立却不少。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则是毛泽东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大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也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阶级斗争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70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